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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 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 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 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 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 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 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
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 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参加提纲起草工作汇报的中央负责人逐字记下了邓小平的这三条要求，
领会着三条要求的深刻含义。 接着，邓小平又谈起了一些历史问题：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
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 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 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
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 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 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 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 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 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 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 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 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 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 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 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 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 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 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 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 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 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 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过了十来天，邓小平又针对提纲的修改，讲了建国以来的几个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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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 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 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 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 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 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 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 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 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 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 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 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 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摘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 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 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 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 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 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 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 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 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 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 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 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 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 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 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 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 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决议》提纲起草小组遵照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修改提纲。不觉已到了 夏末。
这天，邓小平正在伏案工作，秘书进来报告，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 娜·法拉奇要求采访，问邓小平是否愿意接见。邓小平想了想，断然说：“见！
我来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邓小平为什么说这番话呢？原来法拉奇并非一般记者，而是遍访全球的
一个名记者，她向以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而著称。她提问尖锐，风格泼辣，哪 壶不开专提哪壶，世界各国著名政界领袖差不多都领教过她的厉害。基辛格 是何等样厉害人物，也被法拉奇逼得吐露内心的秘密，最后慨叹：“接受法 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所以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把接受法拉奇 采访当作是一场考试。
1980 年夏，世界各国都注视着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风云人物在中国， 她要到中国采访邓小平。
邓小平对形势和任务作了认真的分析后，满怀信心地准备着迎接西方女 记者的“考试”。
8 月 21 日，法拉奇乘坐一辆高级轿车来到中南海邓小平的办公室。 这位女记者果然厉害，她坐下后不讲一点客套，一下子就提出来世界所
关注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回 答是明快而肯定的：“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并不是一 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们永远把毛主席作为我们 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毫不客气，马上提出来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对西方人来说，
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 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知道她的意思，他一 点也不含糊地明确解释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 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 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 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 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 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 来还应该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直率明快的谈话很满意，邓小平也想继续借她的笔去
向世界宣传党的路线，谈话继续下去。这次法拉奇直接向邓小平防线的薄弱 处进击：“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 的？”
按中国人的理解，法拉奇的这个提问近乎揭短了，但邓小平没有在意，
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 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 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 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 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 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以为邓小平放松了戒备，来了个突然袭击，把另一个尖锐的问题 摆在邓小平面前：“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从来没有被打倒过？？”邓小 平知道她说的是周恩来，他动情地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 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亏保住了他。在文化 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
事，但人民原谅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又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
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 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 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 采访结束了，法拉奇很满意，邓小平的敏锐、坦率、机智使她佩服。她
要问的问题，邓小平都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里没有个人的恩怨，没有推脱 责任，有的只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历史的成熟的考虑和对未来的构思。
法拉奇的采访记很快在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又被世界报纸转载，也被 中国印出来，成为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决议》讨论稿写出来了。1980 年 10 月，讨论稿 交党内四千人讨论，以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1981 年 6 月，党
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在《决议》讨论稿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
以来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要求调整他的职务。华国锋也要求辞去中央主席 的职务。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他显然缺乏作为中央 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共十一届六 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全会选 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在此之前的 1980 年 8 月至 9 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已根据中 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任命赵紫阳接任国务院 总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
总的说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