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得到、写得出、看得懂，这是李宗吾写文字的三个要件。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只知道要把心里想的写出来，完全不考虑什么文法，也不去想什么文言白话。人家看了，问他：“写的是什么文体？”他很爽快地回答说：“厚黑式文体。”
李宗吾从来都不避讳自己对把八股文的偏爱，一直都谦虚地承认，虽然自己埋头学习几十年，但也只能算是从八股学校修业，还算不上毕业。他认为，章太炎的文字，属于韩慕庐一类的八股；严又陵的文字，属于管韫山一类的八股；康有为的文字，属于“十八科闱墨”一类的八股；梁启超的文字，属于“江汉炳灵”一类的八股……而他自己的文字，则不过是小试场中的截搭题一类的八股。
又下岗了
从1927年到1934年，李宗吾先后在刘文辉、刘湘的军中担任顾问及编纂委员，同时还在四川大学做兼职教授。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随即，蒋介石、刘湘开始着手整顿川省军政，李宗吾改任省府政闻编审委员。1938年5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撤销政闻编审委员会，另外成立一个编译室。这个编译室包括李宗吾在内只有五个人。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李宗吾失去了他的“甄子”。
这一次，李宗吾彻底退出了官场。
厚黑教主下岗了，原因是什么呢？
李宗吾有一位同事名叫徐庆坚，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情时，终于揭开了谜底：当时紧缩编制，某人乘机设法改调；某人乘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人兼任了一家机关报的社长；徐庆坚自己则兼任了另一家机关报的总编辑，因为老乡朋友帮忙留了下来。这几个人里，李宗吾没有某主任脸厚、不如某新检所主任心黑，既没有跑路子也没有找关系，离开的人自然就非他莫属了。
却原来，厚黑教主下岗的原因，竟在于他不黑不厚！
然而，这不过是“下岗”、失去“甄子”而已，李宗吾那时候却并没有离开成都。直到1939年3月，李宗吾在他六十大寿时发表了《厚黑教主六旬晋一正文启》，被当局以“危害世道人心”为由下令通缉。4月，他由省城悄然返回故乡自流井，隐居小竹湾。
从1909年接替王简恒担任富顺中学校长，1911年被四川提学司调任为小学检定员，1914年出任富顺县视学、随后调任省立第二中学（今江油市中学）校长，1915年任四川省视学，1918年任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长，1921年再次出任省视学，1927年当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董事……一路走来，李宗吾曾经两次去官返乡。这一次，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寂寞思想家的海外扶桑国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李宗吾有一个叫王善生的学生常常看到老师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发呆。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王善生都会走过去和老师打招呼，跟他攀谈。
有一次又在公园见到老师，王善生问：“先生，您读书渊博，思辨精辟，为什么不融经铸史、驰骋正轨，偏要骖情孤癖，独遁左道呢？先生说的厚黑两个字，不过是玩弄逻辑，混淆训诂。”
李宗吾回答说：“你说我走的是左道，却不知道这正是我的达道。所谓的达道，乃天下一二等英雄才走得通。一等为刘邦，为了要当皇帝，可以目视父母就烹而请分羹一杯。二等英雄如李世民，为了要当皇帝，忍于杀兄杀弟。三等则南奥赵佗，始欲割地自雄，终而俯首就范。第四等则虬髯客，远走高飞，自辟一国。你所称的大学者，融经铸史，不过为一二等英雄耳，且他们正是为一二等英雄涂脂敷粉。三等学者，或研一子，或作小说，自以为割地矣，其实一如赵佗，如不俯首就范，不跟好一二等英雄之后，终亦不能自存。此三流的学术领域，皆无我插足之地。我不愿为一二等英雄，也不愿俯首一二等英雄，我只好远走高飞，不与人争道。你知道么？厚黑学者，我之‘海外扶桑国也’。”
一番话，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如此寂寞的思想家。
李宗吾知道自己是成不了经世济用的大英雄的，也知道自己绝对成不了为大英雄涂脂抹粉的学者，于是，在看透了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之后，选择了寂寞。
热闹从来不属于真正的思想家。
老师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他的学生：王善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读书认真、治学严谨，而且终身勤勉、低调。
因材施教：快速成名有秘诀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国就有三分一的领土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华中、华北的日军对南京形成了半包围状态。迫不得已，南京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于是，四川迎来了近代史上一次浩大的移民潮，内迁的移民中，不仅有政府官员、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还有文化名人、西上求学的学生、产业工人和难民。
这些人里面，有一位名叫南怀瑾的年轻学生，他入川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武功打日本人，所以到成都后，遍访武林高手，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少城公园。少城公园是成都各进步团体演讲、演出、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地，当地贤达爱在那里聚会摆龙门阵。当时，“高高的个子，背稍稍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像一个古代人”的李宗吾因为考试制在四川被全面肃清，闲来无事也常去那里喝茶，南怀瑾很快便和他认识了。
李宗吾是1879年生人，南怀瑾是1918年生人，两人差着近40岁。李宗吾那时候的习惯，和人喝茶摆龙门阵，三句话不离“厚黑”，跟南怀瑾交往也不例外，一来二去自以为熟络了，就把一个“快速成名”的秘诀告诉了这个后生小子：
“我看你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将来是会有作为的，不过，我教你一个办法，可以更快地当上英雄。要想成功、成名，就要骂人。我就是骂人骂出名的。你不用骂别人，就骂我，骂我李宗吾浑蛋、该死，你就会成功。不过，你额头上要贴一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纸条，你的心里要供奉我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
几十年后，南怀瑾已经很出名了，但还是很谦逊地自认为没有按照李宗吾的这个办法做，算不得成名。不过，估计当时在旁边听的人比较多，以至于这个“秘诀”被泄露了出去，被一些有天赋却又没有正式向他磕头的“厚黑”弟子偷学了，结果几十年来用此方法出名的人层出不穷。
但按照“厚黑”三境界来推断，这些人只到了“做得说不得”的境界，不过刚刚入门，却不肯下功夫继续深造，偷师学艺，完全没有将“厚黑学”琢磨明白，才得了些皮毛就急不可耐地“扯大旗当虎皮”，出来闯荡江湖了。
南怀瑾：找李宗吾借钱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李宗吾和南怀瑾认识两年后，他们的另一次和银钱相关的交往。
南怀瑾因故去自贡，办完事情后发现身上没有盘缠，回不了成都，一时很是着急。后来，想到这里是李宗吾的老家，便问着路找上门去。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个时候，李宗吾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连当地一些奸商痞子也时不时地骚扰他，所以，一见南怀瑾这个从成都来的“下江人”、有为青年，真是又意外又高兴。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马上安排家人去院子里抓鸡、去河里捞鱼、去园子里摘菜，做了一桌子低碳环保纯绿色的正宗川菜招待来客。
南怀瑾吃了饭喝了酒，便开口借钱：“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
李宗吾问：“缺多少？”
“十块。”南怀瑾说。
李宗吾听了，站起来转身进屋，一会儿拿了一个包袱出来，递给南怀瑾。
南怀瑾掂量了一下包裹，感觉里面不止十块，就问：“是多少啊？”
“二十块。”李宗吾说。
南怀瑾赶忙说：“多了。”
“你拿去吧。”
“我不晓得啥时候能还。”
“用了再说。”
南怀瑾不再推辞，把钱收下。果然，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还李宗吾这二十块大洋。
南怀瑾后来撰文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结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假设我们自己是行走江湖的好汉，到了卖马、当锏的落魄境地，猛然想起此地有一个见过两面、不生不熟的故交，惴惴不安地上前叩门，饥寒交迫、面有菜色地站在人家面前，心里还生怕人家关门放狗，人家却迎上前来就是一个拥抱，然后牵手领进大堂，端上鸡鸭鱼肉招待，青梅煮酒，历数天下英雄，慷慨说起江湖上的血雨腥风，是何等畅快的事情？更何况走的时候还扔来一个装有银钱的包裹，呼着：“兄弟尽管拿去便是，还字休提。”
这样一来，自然会心生豪情，忍不住又想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曾经在多个城市、多种场合开展过的关于“侠义”的讲座，像《孔庆东看金庸小说中的侠义》、《侠义与人文》、《儒家文化与侠义精神》等等，无一不在告诉我们：“侠”不只是武艺超群、劫富济贫的人，更是思想品质无与伦比的优秀的人，在他心中装的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奉献精神。真正的侠，从小事做起；真正的侠，隐姓埋名；真正的侠，忍辱负重；真正的侠，无私奉献；真正的侠，舍己为人；真正的侠，胸怀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宗吾是完全当得起这个“侠”字的。
执手相看泪眼
1938年，复旦大学“八怪”之一张默生到了重庆青木关，一天，他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厚黑学》，信手一翻，便被吸引住了，于是买了一本回去细读。读得酣畅淋漓，又去买了李宗吾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等，并于当年８月，给李宗吾写了一封信。
张默生当时并不知道李宗吾的地址，便把信寄给了经常发表李宗吾文章的《华西日报》，希望报社能转递。既然是转递，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对方能不能收到也未可知。所以，信发出后，张默然也并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转眼到了1940年2月，张默生忽然接到了一封李宗吾从自流井寄来的回信，顿时喜出望外。
李宗吾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早收到了，非常感谢，但不能破坏我从不与生人通信的信条，你的信我的老朋友们也反复看过，一再催我回信，我这回破例回信，只是迟了半年。
张默生得到李宗吾的回信后写了一封长信回去，和李宗吾探讨厚黑学。此后二人便书信往来不断，除了讨论学问外也互相关心对方的生活，成了莫逆之交。李宗吾还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后面注明：凡读者来信，一律由张默生收转。他告诉张默生，凡读者来信，你可先行拆看，然后转给我。
有一次，张默生劝李宗吾写自传，李宗吾回信拒绝了，他说：“学者可以写自传，教主则不可写自传，孔子有自传吗？老子有自传吗？”话虽这样说，李宗吾最后还是写了两万五千字的《宗吾自述》给张默生，为张默生写《厚黑教主传》提供了可靠资料。
张默生第一次面见李宗吾，是在1941年12月初的一天。
那天，张默生正在房中和家人一起吃午饭，忽然听见一阵敲门声，还有人大声在外面说：“厚黑教主来看张默生！”张默生急忙去开门，却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翁领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寒暄之后，知道来人果然是李宗吾，那年轻人是他的孙子。神交已久，初次见面，二人都惊喜莫名。酒饭后，张默生把李宗吾祖孙二人安排在青木关的旅馆中，天天到那里去找李宗吾，上下五千年、国家、个人、学问、著作，无话不谈。张默生在复旦大学任教，复旦大学迁到四川后校址在北碚，张默生每周要从青木关去北碚上三天课。每逢要去上课，张默生就打算请假陪李宗吾，李宗吾说：“我陪你去北碚，我在那儿的旅馆等你，课余时间你到旅馆来谈，上完三天课后我再陪你回来。这样，谈话上课两不误。”两人于是就这样相处了七八天。
张默生再次见到李宗吾，是在1943年春天。
这一次，李宗吾是应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之邀，到北碚来讲学的。好友再次相聚，更是无话不谈，张默生几乎天天请李宗吾到家中吃饭。不过，这次见面张默生发现李宗吾只是喝酒，很少吃饭，人也苍老了不少，便劝李宗吾回乡静养。李宗吾接受了张默生的劝告，二人分别时，执手相看泪眼，很是恋恋不舍。
张默生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十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驾！”
李宗吾感激地说：“这样，我可以死矣！”
这是他们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当年秋天，确切地说，就是1943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