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布雷德利同意发一个指示，但不要用杜鲁门的名义，因为他担心李奇微以为这意味着参谋长联席会议私下赞同他的立场，而被总统所否决。
午夜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李奇微“急待早日解决”。他将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比如放弃开城。乔伊和所有的谈判代表泄气了，李奇微则怒气冲冲，他致电华盛顿：“我以为，向共产党人宣布你们指示给我的方针，及有可能增强共产党人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随着这种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我的内心更为确信，多一些刚强，少一些柔顺，更直率地坚持我们的地位不可动摇的逻辑，这将给我们带来我们所争取的体面的目标。退让以后，我们会失去一切，我以我的全部良知力请我们坚定立场。”
那天上午，霍兹和伯克深切体会到，那两位共产党小组谈判代表的表现“如魔鬼般的高傲”，在进行了几分钟的讨论以后，霍兹说：“我们得去见一见头儿，休会5分钟怎样？”
一等到两个美国人单独相处，霍兹就说：“这两个狗杂种已经得到一些消息了，他们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他们一回到基地兵营就得知华盛顿关于接受共产党建议的命令。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命令，于是就写了一份急件，对华盛顿的指示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不能接受这些指示，否则，他们的整个谈判地位将土崩瓦解。“我们对共产党人作过许诺，我们不会欺骗他们，而且也没有欺骗过他们，”伯克回忆道，“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会接受以目前的战线作为最后的军事分界线，可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正是要接受以目前的战线作为最后分界线的命令，我们不能这样干。”
那天夜里，乔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目前，第64号问题（原文如此）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坚持他们所表达的，让我们接受共产党人建议的意愿吗？或者说，他们会受到李奇微那份漂亮的（电文）左右吗？霍兹和伯克明显感到，如果我们被逼接受共产党的条件，他们就无所作为了。就我自己在将来的作用而言，我与他们具有同样的感觉。”
华盛顿接着在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这个电报并没有使李奇微感到惊异：“参谋长联席会议理解你在（你的电文）中表达的看法，并且承认，在根据我们的（电文）指令采取行动的时候会涉及某些不利条件。但不论怎样，从更为广泛的观点来看，他们以为，就谈判的第二项议程早日达成协议，这个愿望的重要性压倒了这些不利条件。”说得明确点，李奇微和乔伊将听从命令，放弃开城。
伯克和霍兹很不情愿地回到板门店，在抗议声中前往谈判。乔伊海军上将 ＇ cdhyy注：前一章中说是中将。 ＇ 也有着与他们同样的愤慨，“我讨厌这些命令，就与你们所讨厌的一样。”李奇微说：“不过，我们是军人，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已经把它说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是受命做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但是，军人就得执行军人的命令。”
伯克和霍兹表示，他们将服从命令，“但这样做就使我们成了说谎者，所以，我们将离开这个代表团。”此外，伯克坚信，我方有人向共产党分子泄漏秘密。11月17日，他们递交了一份在实质上赞同共产党建议的新提议。4天以后，联合国方面提交的建议在原则上被接受。
在5个月的会谈期间，联合国军在战斗中遭受了60000人的伤亡，其中22000人为美军。杜鲁门的批评者们确信，战争是没有必要地拖延下去了。共产党最初提出的要求，即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本来会迅速实现停战。李奇微和乔伊则坚信，由于减缓了对共产党的军事压力，以及对共产党方面做出让步，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11月26日，代表团就双方的接触线达成了最后协议，该线划在由双方标注的两套地图上。次日，双方代表团在谈判帐篷内举行全体会议。在进行了65次会谈以后，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终于正式得到双方的批准。
虽然，共产党人被迫在三八线上做出退让，但是，明确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使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人明智的拖延战术，使他们有时间构筑一条横贯朝鲜的极为坚固的防线，而这使得联合国军难以在地面上持续不断地施加军事压力。
现在，双方代表团面临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执行停战协定的机构，这个问题远比刚刚解决的那个问题来得更棘手。
第35章 “我赞同李奇微的立场”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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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末－1952年2月初）
1
停战谈判就军事设施问题重新开始了冗长乏味的讨价还价。联合国方面试图使交战双方都不要增加，特别是兴建机场方面，因为联合国部队绝对把握了制空权，而共产党方面则决心在休战期间加强其空中力量。在经历了为期一周毫无结果的争吵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海军上将乔伊把停战谈判列入议事日程，并继续讨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战俘的命运。
小组谈判代表于12月11日举行会谈，在谈判桌上，共产党一方有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将军，和一名中同军官柴成文；谈判桌的另一方是年轻的陆军上校乔治·希克曼和海军少将鲁思文·利比，利比是代替当时还在美国的伯克与会的。像伯克一样，利比也是机智聪明，反应迅速，而且阅历颇深，是个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希克曼的好搭档。他们在会谈中提出共产党是否准备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国际红十字会视察战俘营。
李相朝认为重要的事不是交换资料，而应该立即释放所有的战俘。脾气暴躁的利比马上责问道，为什么共产党人拒绝日内瓦公约所要求的交换战俘资料？“难道这就是你们对我们提出的正式建议的答复吗？”
李相朝则强调，他们准备在签署停战协定30天之后释放所有战俘，“这不比交换资料或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更为迫切吗？”
利比和希克曼措词强硬，坚持要求得到战俘资料和由红十字会进行检查。第四天，这两位固执的美国人正式要求共产党人根据日内瓦公约，承担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世界人民在期待着回答，好释去人们对目前战俘状况的担扰。
李相朝反驳道，我们还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联合国军司令部怎么能用它来要求我们呢？“在实现停火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什么还不解决战俘问题？如果我们不答应你们毫无理由的要求，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看来就不会有停火的诚意了？我们能相信吗？”
喋喋不休的争论使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后，在12月底的第16轮谈判中，利比和希克曼把他们自己的战俘名单放在了谈判桌上，并正式提出要当场进行交换。共产党方面拒绝了。
毛泽东对谈判做出了指示，要求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不要急于表露出想停战的意向。谈判代表拟在年底争取达成协议。“赢得和平是好事，但是你们不要担心有计划的拖延。”他没有料到战俘问题会成为板门店谈判的重要问题，所以在震惊之余，他意识到该考虑新的方案了。
在华盛顿，海军上将伯克在拒绝了继续担任谈判代表之后，获得了15分钟的机会向杜鲁门总统禀告朝鲜战况。总统提出问题并认真地听取他的汇报。突然，直率的伯克大声说道：“总统先生，到底是谁？是您在下达这些命令吗？”
“不，我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法。”
“谁最先提出的？”
“国务院。”
“国务院中的哪一个人？”
“确切地说，我还不知道。”
“总统先生，我们政府中的一些人泄露了情报，因为我了解到在我们之前共产党人就搞到了我们命令。我们无法证实它，但是我知道这一点。”
15分钟之后，“先生，我的时间到了，”伯克起身告辞，但是总统挽留他再谈一会。“总统先生，李奇微上将是个很出色的人，为使我国获取最大的利益，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是还没有人注意到那些建议。”
“是啊？我同意你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得不做一些对政府整体更有利的事情，这是他所不能完全理解的。”
“这就是了，先生。”
“好吧，我赞同李奇微的立场。”
2
11月中旬以来，板门店笼罩在争吵不休的气氛之中。第8集团军的总律师詹姆斯·汉利上校，在釜山召集朝鲜当地记者，发布了战争期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消息。次日早上，赫然醒目的大标题“美国揭露共产党在朝鲜残杀5500名美军战俘”出现于报端。两天之后，死亡人数上升到6270人，美联社据此发表另外一条轰动新闻：“被共产党屠杀的美国人数超过了1776年死亡的人数”。美联社新闻称：“一位联军高级军官今天说，在朝鲜，共产党人谋杀了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撕开了共产党阻挠朝鲜停战会谈的面纱。”
紧接着这些大多都是推测的新闻之后，军方电台开始不时地向部队广播有关详细情况，部队中许多人早已不满意目前谈判的缓慢进程。李奇微对汉利送给报界的消息一无所知，他后来对新闻媒介做出了如下正式声明：“把与我们在朝鲜作战的那些军队的领袖们的道德原则公诸于我国人民和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这是他聪慧的作法，也是不可思议的作法，或许这是上帝的选择……也许难以找到其它的办法或采取别的方式来消除我国人民对共产党人所愿意使用这些办法（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的怀疑。他们试图以此摧毁自由人民及其为之恪守的信条。”他希望公众意识到发表汉利的报告“当然与现阶段的停战谈判没有任何联系”。
一些西方新闻记者怀疑汉利报告的准确性。《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报道说，目前的形势变化令人难以捉摸，“几天以前，好像在停火问题上就已达成妥协，当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发言，攻击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连野蛮入都不如’。在此之后，就是在停战谈判的关键时刻，公开发表了汉利上校令人不愉快的报告。连在这里的官员们都承认，他们也觉得是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像有意避免在朝鲜实现停火。”
在板门店，西方新闻界人士又去找《今晚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了解事实真相。贝却敌告诉他们，汉利报告玩弄是非，纯属谎言。在战俘营的采访过程中，贝却敌亲眼目睹了美国人在那里处境良好。美联社驻东京分社负责人鲍勃· 尤恩森两天后曾就此事专访了贝却敌。他问贝却敌；“如果正如你所说，我们的战俘还活着，而且处境不错，我相信你所言。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有一位名叫帕皮 ·诺埃尔的人被俘了，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摄影师。我们为什么不通过渠道送给他一台相机和胶卷，让他拍下俘虏们的照片，然后我们在国内的报纸上发表，这样，人们就会再次呼吁他们的归来。”
由于大多数在战俘营中的战俘都由中国人监禁，所以，贝却敌先向负责秘密地帮助谈判进行的乔冠华提出了他的想法。这位纤瘦的中国人回答道：“为什么不呢？只要美联社能冒险把相机送进去就行。”几天之后，美联社便把一台新闻照相机和大量胶卷送往北方的帕皮·诺埃尔。当板门店战俘问题开始讨论的时候，美国报纸纷纷在头版位置上刊登了美国战俘在打排球、打篮球和踢足球的照片，一些地方报纸也随之登载了一些个人的照片。
贝却敌因此成了大忙人。这次是一位合众社的高级官员找到他，抱怨美联社抢在他们之前刊登了那些照片。“北朝鲜人说他们关押着迪安将军，我们的人却坚持说他已经死了。你能否给我们拍些照片来，以证实迪安还活着？”
贝却敌立即开始为被允许采访迪安和拍照而四处奔走交涉。
板门店谈判终于在12月18日取得了进展。共产党方面最后同意提供战俘材料，宣布了短暂的休会，让双方核查资料。
这一僵局的突破，对联合国部队的最高级军官战俘的生活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迪安将军在满浦以南100多英里的两间房子和两个地窑里度过了一年，在此期间，几乎完全被他的捕捉者所忽视了。“我已无法记起我是谁，我在那里，也不知道我的神志是否还算正常。”
第二天，他的监狱生活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一个姓金的朝鲜少校询问他，看他是否愿意给他的妻子写信。迪安用铅笔写了一封信，但他自己都对他的笔迹感到吃惊。“我把N写得看上去像是M，而M则写得连我都难以辨认出来。我艰难地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