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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壤南部几英里的地方，火车停在一座被炸毁的大桥旁，战俘们挤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卡车很快开到了离开城很近的集结待运地域。令索伦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帐篷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陋，而是有点奢华。帐篷里安置着双层弹簧床，他们看来不用再睡在地上了。
索伦在穿过三八线后，一想到他将面临的繁杂的任务，他那份对自由来临的喜悦之情就减弱了。他必须马上向陆军情报局汇报内勒·富特中尉以及他的上司对索伦和海军高级将领慌报军情的恶劣行为，而索伦本人则并不想报复富特。陆军情报局现在肯定会认为他患了精神病，会对他采取相应措施。但是他的上司必须受到责问，因为是他向索伦肯定富特富有经验，可信赖，而且富特本人声言他对人情、地理环境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这使得索伦的上司更认为富特能胜任其职。但实际上他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8月30日晨，索伦和另外约50名战俘坐在地上，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一位看守官上最后一课。随后，让他们上了三辆小卡车，带到了南部。一路上他们看到美国军用卡车上挤满了运往北部的共产党士兵。这些红色战士经过美军的卡车时，随着令下，纷纷扔掉手中的衣物，向美军大叫。约过了数英里后，这三辆卡车转了个弯，退到一个简朴的拱门前，拱门上写着几十大字：欢迎来自由门！
蔡，一位身材矮小堪称索伦的战俘营里最优秀的翻译急步上前，试图比较正式地向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呈上回归战俘的名单。但是，上尉一下从翻译手中抓过名单，走上前，熟练地叫起了名单上的名字。
当每位战俘从卡车上走下来时，一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便在一旁握住他的手，护送他走到拱门口。“欢迎您回来，头儿，”护送索伦的士兵说道，“您感觉怎样？”
“您好，下士，很高兴回到这里。”索伦摸着年轻海军陆战队队员宽厚的肩膀感到很高兴，同时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自己身体很虚弱。
医生初步进行了检查，在从“失踪”官兵资料中核实了战俘的名字后，索伦以及其他几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被安置在接待室里、受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伦道夫·佩特将军的欢迎。有人给他们端上了饼干，冰激凌等茶点。
佩特打开了一个略有些扯碎的雪茄烟盒。烟盒内装着一个海军陆战队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们从他们的军服上摘下的十几对金质空军徽章，用来赠送给每个从战俘营返回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本来还计划将赠送空军徽章的仪式拍成电视。但是，当佩特将军带领众人走向拍摄室时，一名助手告诉他由于所有这批归来者都说他们不愿见新闻记者，拍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索伦代表全体归来者说：“我和其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在等待交换战俘时都一致决定我们不愿在战俘交换地与新闻界会面，因为敌人将《星条旗报》的许多复制品带到战俘交换地；我们已经看到了新闻界根据与已归返的战俘们的会谈而发表的那些荒谬文章。现在，如果让摄影机拍摄佩特将军给我们戴空军徽章，无异于给记者们提供机会让其错误引用或夸大我们将要说的话。那些自愿从胸前摘下军徽让佩特将军戴在我们身上的飞行员应当被邀请来参加这个仪式。我想美国国内的人们应该看到和听到的是这样的实情，而不是他们从以前的新闻报道中得知的废话。”
佩特将军再也没有说话，只是暗示人们跟着他走进摄影室。赠送徽章的仪式过后，每个归返者便有机会单独见到佩特将军，向将军汇报任何他认为应该立即予以报道的事情。索伦向佩特将军汇报了两件事情。第一，一个很有名气的通敌分子那天跑掉了。要不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尉劝阻两个被通敌分子出卖的士兵不要在战俘交换地杀死他，那个卖国贼早就活不到那一天了，但是，他要活着渡过太平洋是不可能的。索伦和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卖国贼的命运，而是担心如果那时有好人将那个卖国贼除掉的话，日后是否会受罚。
第二，索伦简单地告诉佩特将军说他自己之所以没有完成任务是由于美国陆军情报局的两名官员造成的，他认为这两名官员的上司应该立即听取他详细的汇报。佩特将军没有打断索伦的话，也没有再进一步提问题，而是指示并安排索伦绕道东京回美国，以便他能直接向美军远东司令部汇报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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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动的”联合国军的战俘们挫败了北朝鲜和中国审讯官想要教育他们的企图。战俘中意志最坚定的莫过于西奥多·R·哈里斯上尉，他是B－ 29轰炸机的飞行员。他坚决不承认他曾经投掷过细菌炸弹。十个月来，他拒不认罪。为此，他经常遭到残酷的毒打，然而这类严刑拷打使哈里斯更加坚强。最后，他被押在一个火刑场的前面，行刑者递给他一块遮眼的布，但被哈里斯拒绝了。他听到一声令下“烧”，接着就是锤子咔嗒声，他立即失去了知觉。有人告诉他； “火刑只是你不坦白时给你动用的一个榜样罢了。”
1953年1月下旬，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装进卡车里，带到了中国的沈阳。此时他并不知道他的整个机组人员都在那儿。虽然中国审讯官想方设法屈辱他，但他们同北朝鲜审讯官一样，也无法使哈里斯认罪。但是有一次当一名中国官员用哈里斯的衬衣来擦他的皮靴时，哈里斯终于发怒了。他不顾一切地挥手猛击那个中国军官。中国军官离开后不久，便带着一个很大的木制的盆子式的刑具返回来，盆子的四边和顶部用铁链连接起来如同一个十字架。哈里斯被命令坐在十字架的中间，十字架的四周折起来后，顶部呼地合上了。行刑者将他的膝盖抬起来顶着他的胸部，在盒子上仅留了半英寸大小的一个小洞用来呼吸。哈里斯被关在这个十字架里长达十几个小时，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也不能活动身体。每天10个小时的惩罚，如此关了10个月后，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转移到沈阳的另外一所监狱。囚禁他的牢房的地上总有一英寸厚的水。他在这里经受了无数次审问，但始终未能使他认罪。他的“不合作”给他招致了另外一种长达14个小时的盒子式的刑罚。不过，这次增添了一些新花样：卫兵用木棍不断地有节奏地咚咚地敲击这个盒子。当他最后被放出来时，哈里斯的下半身一时已经瘫痪了。释放后的十天里，他的脑子里还响着木棍咚咚的敲击声。
其后的6个星期，每天他都要受到军事法庭的提审。在法庭上他总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在以战争罪审判他？他的问话总是得不到答复，法庭也不理睬他一再要求请律师替他辩护的请求。相反地，法庭总是问他；“现在你准备认罪吗？”“我不会认罪的，”他总是这样回答道，“现在不会认罪，将来也不会认罪！”
最后，在1953年5月，不屈不挠的哈里斯被告知：“作为战犯，你已被查明有罪，很快就要宣布给你的惩罚了。”他被蒙上双眼后又被带回在沈阳他第一次蹲过的那所监狱。接下来会是什么呢？哈里斯在想。
9月1日，也就是停战后的第四天，哈里斯上尉被带出他在沈阳的那个阴暗的小监牢。有人告诉他：“虽然查明你有战争罪，但仍要把你遣送回联合国军司令部。” 哈里斯想不出他们这句话里有什么诡计。他被推进一辆等候运送武器的汽车里。在车上，他14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飞机上的5个机组人员。他们不能相互交谈，但是，他们的眼睛告诉哈里斯他们经历了与他类似的苦难。他们被装上了一辆窗帘密封的火车，转移到了开城。
9月3日午饭前不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开城的博物馆，见到了被当作囚犯关押的迪安将军。一大群中国和北朝鲜记者和摄影师随同贝却敌一同来到这里。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对迪安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共进午餐。这对我是坏消息，但对您则是好消息了。明天您就要回家了。”
经过一番拍照后，迪安接受了赠送给他的两件装有礼物的包裹，一个是联合国红十字会赠给的，较大的一个是共产党的红十字会组织赠送的。最好的礼物是一个美国制造的安全剃须刀。那天晚上他刮胡子时，他想着或许他真的快要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刮了一遍胡子，然后同两名北朝鲜人同坐一辆苏制老式吉普车出发了。他穿着崭新的蓝色斜纹粗布做的裤子，一件红色衬衣。一双网球鞋，一件由西装改成的外套。在开城郊外，吉普车追上了许多停下来的卡车。只见车上载着一批消瘦的美国战俘。他们认出了迪安将军，便向他叫道：“嗨，迪安将军，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在等您。”
吉普车停在所有汽车的最前面，迪安将军的朝鲜陪同现在换成了一位能讲英语的中国军官和一个拿着冲锋枪的中国卫兵。在等候的这几分钟里，迪安将军想着这三年的囚禁生活以及他所碰到的北朝鲜和中国的军官。“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卫兵，那些下士们一方面会将毛毯披在发抖的病人肩上，数小时地护着毛毯不让它滑下，另一方面当他们看到狗被弄死时则放声大笑，他们会狼吞虎咽，饱餐一周，在下一周又可以同你一起分享他们最后的几碗米饭，他们一方面互相偷别人的东西用，另一方面又将他们宝贵的钢笔或是钮扣送给别人；他们会遵守最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情愿在寒风中步行十英里为你取一封信，因为他们知道你需要这封信。”
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他试图总结一下他究竟从三年的囚禁生活中学到了些什么。“可能因为我天生就很幼稚，但我感到最重要的是那些看管我、同我生活在一起的普通共产党人的信条，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了他们和子孙后代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着。”
整个卡车车队在走在晨前面的迪安将军乘坐的吉普车带领下缓缓地向板门店驶去，路边是堆放在一起的破烂衣服。路上，南下的美国战俘的卡车遇到了北上的载着将要被遣返的共产党战俘的卡车。这些战俘脱得几乎裸体，手里举着很小的北朝鲜国旗，嘴里高呼着口号。陪同迪安将军的中国军官用发音不很准确的英语告诉他： “唉，我们到达那儿时，有个中国军官会越过分界线走过来，念交换战俘的名字，只有当他叫你的名字时，你才能从吉普车上下来。”
当吉普车缓慢地驶向战俘交换地点时，有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上校快步走到吉普车前，向迪安将军敬了个礼说：“迪安将军，欢迎您回来，您现在下车好吗？”
“不，不行！”中国军官唾沫飞溅地说道，“只有叫到他的名字时才行！”
美军上校转向中国军官，怒视着说：“你的权力到此终止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把迪安将军接过去。”说完他又向中国军官迈近了一步。
“不要紧，上校，”迪安说，“就让他们叫名字吧，现在再呆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
9月6日，也就呈战俘交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谢天谢地！他想着。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我认为长时期的缓慢的精神折磨比急剧的肉体折磨还要难以忍受，”他告诉记者说，“你整日整夜地坐在那里。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你要么承认罪行，要么就呆在那儿。”
其他承认有罪的人避免正面回答问题。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尽管这样，他们只是断断继续地讲述了一些故事。“他们做了羞愧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比奇说道，“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他们的神态举止就像是灵魂患了癌症一样。”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他始终精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仅仅在三天前他才最后签名认罪。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