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事故，他把矿工从地下救上来因而得奖。）他后来成为伯明翰大学的矿业教授，在那里以开设“石油工程学”的新课程而使学府感到震惊，这门新课程是那么新颖，一位学术上的对手谴责这门课程是“肆无忌惮的广告宣传”和戴上“奇特称号”的“一条死胡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卡德曼已是石油技术的一位杰出的专家。战争期间，他在担任石油执行委员会的头头时显示出在政治和管理人事两个方面的很大才能。1921年，他成为英波公司的技术顾问；六年后，他作为政府方面的候选人成为公司董事长。
到那时，全世界的石油产量都在增长，卡德曼自己公司来自波斯和伊拉克的总产量准备增加四倍。卡德曼直截了当地说，“必要的是应找到新市场。”英波公司有两种选择：打进那些新市场，必然要巨额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或者同已确立的公司建立合营企业，并同它们划分市场。
卡德曼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同壳牌公司和伯马公司在印度联合经营市场和共同使用设施，伯马公司是仅次于英国政府的英波石油公司的第二个最大股东。第二个目标是非洲，那里的英波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提议组成“联盟”，根据这个联盟，平分市场，各占50％。但是，为了进行这一新的冒险事业，英波石油公司在1928年初就图谋得到大股东英国政府的允许。而英国政府不太肯定应否批准。海军部表示了它通常的忧虑，就是英波石油公司可能被壳牌公司吸收，这就会违反政府政策的最基本原则。外交部和财政部却担心因此会疏远美国。它们忧虑这种联合可能导致美国——“在目前美国舆论易于激动的状况中”——指控这两个公司都在“对由标准石油公司代表的美国利益集团‘作战’”。那种合发很容易扩展到英国政府，因为它在英波石油公司内拥有过半数的所有权，并且会造成最不幸的政治后果，而且，造成的紧张也许会导致——推论起来会是这样的——迫使政府把它在英波石油公司拥有的股票出售，这对皇家海军是个灾难，财政部也不喜欢这种做法，因为英波石油公司的丰厚的红利是财政部的一块肥肉。
现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再次起了关键性作用。起先，他对提议的同非洲的联合有许多怀疑。他说，“亨利。德特丁爵士同标准石油公司作‘战’，他所选的时刻把英国政府拉进争吵中去，看来特别不合时宜。”但当丘吉尔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思考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联合是最上策，也是代价最便宜的政策。他告诉英国防务委员会，“对所提议的工作安排的另一选择，是由英波石油公司去争取非洲市场。”这就需要再投入大量的钱，并且意味着他——代表陛下政府这个最大的股东——必须为此同议会商量。他以前在1914年曾这样做过，那时他说服了政府去买英波公司的股票；但他不想再有类似的一次经历，特别在很可能结果会引起比以前一次大得多的争执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在石油事务上的直接利益，最好避开。
因此，政府对卡德曼努力形成他同壳牌公司的非洲“联盟”，给予坚定的支持。其整个地位是在财政部和海军部于1928年2 月的一个联合备忘录中作出安排的。“这一政策将在长期趋势中比无情的竞争更有利于消费者。”备忘录继续说，这个安排可以有另外的好处；它可能促进“别处也订有类似的联盟”——特别是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除认可非洲的安排本身外，那条最后的规定是经过政府考虑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条。政府已授权英波公司去同标准石油公司谈判，并寻求同美国人作出类似的市场安排，以“消除他们的妒忌和表明我们不是一心要来争吵的”。因为，英国没有美国反托拉斯传统的阻碍，它偏向联合。正像一位英国官员那时候所写的，“我们的经验明白地表明，石油同行的相互结合并没有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现在代表政府政策以及英波公司的卡德曼，谋求同美国公司订立契约。同壳牌公司的非洲交易一经作成后，他便写信给新泽西标准公司的蒂格尔，提议为他们各自的公司再加上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设立一个“有关最高层政策事务的‘小型交流中心’。”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部分导致了德特了邀请蒂格尔、卡德曼和其他人于1928年8 月前往苏格兰高原的阿奇那卡里城堡同他一起去作狩猎和钓鱼之戏。
“石油工业的问题”
接着在阿凯格河畔的两周讨论，形成一个十七页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为“联营结合”，大家同意这个文件，但没有签字。这个文件更以阿奇那卡里或“按现状”协定著称。这个文件概括了“石油工业的问题”——超额生产，其结果“是破坏性竞争，而不是建设性竞争，造成高得多的经营成本。……承认这一点，就必须实行节约，消除浪费，减少费用很高的设施的重复”。
但文件的中心是“按现状”的谅解：每个公司在各个市场均须有定额分配——以1928年的份额占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为基础。一个公司只能在需求总额增长时增加其实际数量，但它总是要与销售总额保持同一百分比。超出这个份额，各公司就要设法压低费用，同时同意共用设施，并不轻易建造新炼油厂和其他设施。为了增进效率，市场将由地理上最近的油源来供应。既然售价仍以传统公式——美国海湾沿岸价加上从沿岸到市场的现行运费率——为基础，即使石油来自较近的地方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可得到额外的利润。所以这个规定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确立了一律的售价，而且“按现状”协定的拥护者毋须担心其他拥护者发动的价格竞争和价格战。
几个月后，石油工业的领袖们也同意控制生产。阿奇那卡里协定的参加者可以把他们的产量超过他们市场定额所表明的数量，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把额外产量售给其他联营成员。为了贯彻这个协定，由每个公司派一名代表管理的“结合”建立起来了，以便对需求和运输进行必要的统计分析，并分配实际定额。
可是，欧洲石油贸易的一位重要参加者——苏联——却没有参加协定这一点引起人们的注意。显然，如果“按现状”制度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使苏联人也加入进来。因为，到1928年，一家苏联公司，即俄国石油产品公司，是联合王国的第四名最大的输人者。苏联人已恢复到战前生产水平，石油已成为苏联硬通货收入的最大的独一无二的来源。很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公司考虑到德特丁和蒂格尔不喜欢同苏联做生意，故于1929年2 月同俄国人达成谅解，保证给苏联以英国市场的一个份额。随着俄国明显地（至少一部分）被圈了进来，在这次世界石油市场的和和气气的划分中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但它是一个巨缺：为了避免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协定明显地把美国的国内市场排除在外。
在苏格兰高地的世外桃源中周密地制订的阿奇那卡里协定，又回到本世纪初的情况，那时洛克菲勒和阿奇博尔德，德特丁和塞缪尔，诺贝尔家族和罗思柴尔德家族，全都紧张地谋求世界石油市场的大协调，但他们的计划都在尝试中失败了。这一次，石油公司在贯彻它们新协定方面不见得有什么成就，正如他们起先想对阿奇那卡里的会晤保密一样地没有成功。虽然卷入“按现状”协定的公司都是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可是有很多不属于公司的“外围”人局者，它们毫不迟疑地想从大公司的市场中啃出一些份额来。实际上，“按现状”协定的非成员对协定是喜欢的。它们可以把价格定得比大公司稍微低一点而赢得市场份额。即使该协定的成员对激烈的价格竞争作出反应，要迫使这些蚕食者退出某一个市场，这些较小公司可以向另一个市场转移。
特别要提出一点，对美国石油输出额获得控制权是关键性的一着，因为它总共占除美国以外的全部石油消费的1 ／3。就在蒂格尔从阿奇那卡里回来后不久，许多美国公司，共计十七家，联合起来组成出口石油协会，以共同管理它们的石油输出额，并在它们之间分配定额。它们是按照称为1918年韦布一波默林法的美国法律行事，这个法律容许美国公司在国外可以干反托拉斯法律所不允许它们在国内干的事——即集中起来成为一个结合体——只要该结合体的活动全部在美国国外进行。但是这个协会同“欧洲集团”的谈判，在如何在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之间分配产量问题上破裂了。而且，这个协会从未得到关键性的大多数——它至多只控制了美国输出额的45％——而十七家公司的数目又简直太多了，不能在价格和定额上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这次把美国石油输出额组成卡特尔的尝试的失败，进一步使在阿奇那卡里所作出的坚决努力归于失败。
在世界各地，在“按现状”框架之外，生产者太多，产量也太多了。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董事凯斯勒写信给蒂格尔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数字表明，世界生产潜力的大部分是由不是你们或我们或任何少数其他大石油公司所能控制的那些公司来控制的。由此引起的结果是，目前世界石油生产的平衡不可能只由你们或我们来维持。”凯斯勒预言的准确性，不久就证实了。在美国石油方面的发现和产量都逐渐增强到东得克萨斯那样的大高潮。石油还从其他来源，诸如罗马尼亚等地，进入世界市场。在控制不了的生产浪潮中，阿奇那卡里协定被冲垮了。而石油公司又再开始互相袭击对方的市场。
“私墙”之内的混乱三大公司——新泽西、壳牌和英波——试图在1930年重组联盟，但这次并不那么铺张。它们把“按现状”的谅解修改为一项新的欧洲市场备忘录的形式。它们在各个欧洲市场上营业的公司并不谋求全球安排，而试图达成“地方协议”，同“局外企业”划分市场份额。然而，面对美国、俄国和罗马尼亚石油产量仍在不断上升，这个制度再一次证明不太起作用。尤其苏联人，当他们看到有机会得到更多财政收入的时候，他们从不迟疑进行削价。正常的商业考虑对他们是不适用的，克里姆林宫责成俄国的贸易组织，要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外国通货购买工业化运动所必需的机器。各公司尽管继续努力，仍觉得不可能同俄国人形成“有秩序的”和持久的市场安排。
到1931年，举个例说，新泽西标准公司对不起作用的全球联盟逐渐不抱幻想。它管生产的头头E。J。萨德勒对他的同事说，“鉴于输出协会的垮台，我们应取消同皇家荷兰公司所订的‘按现状’协议。新泽西标准公司为了保护进行不经济合算的活动或处于这样不利情况中的其他公司，目前作出了很大牺牲。”他主张新泽西完全抛弃努力进行的合作，而对壳牌集团作战。他说，“现在是与皇家荷兰公司斗争的最好时候，因为它在远东的地位最为脆弱。……在这个地区，我们从未获得过任何利润，所以进行价格战几乎不要我们花什么代价。”在1932年3 月一次阴沉严肃的会议上，德特丁和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向看管罗思柴尔德家族在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巨额股权的M。韦尔充分地说清楚全球形势的暗淡。后来韦尔向罗思柴尔德男爵报告说，销售数量骤降，“油价到处低落，除少数几个地方外，赚不到钱。”
1932年11月，约翰。卡德曼爵士在美国石油学会演说。他的讲话致力于颂扬“合作”的优点——“当然，严格限于各国的法律范围之内的合作”。他的讲话显然掩盖了普通的看法，即“按现状”协定是外面世界所不知道的密谋。毕竟这是英波公司董事长约翰。卡德曼，他站在美国石油学会全体成员面前宣称，“‘按现状’原则”已“成为美国境外国际石油贸易合作的主旨”。
卡德曼接下去警告代表们，“外面仍在下雨”，由于大萧条处在低谷，大灾难阴森地在逼近，各公司不能放弃努力而不去寻求躲避暴风雨和不去稳定这项工业。他们提出了对“按现状”谅解的新文本：1932年12月的分配协定要点，此文件一应该用作油田代表们为地方卡特尔或地方协定制订规则的指南“。要点的最初拥护者，包括皇家荷兰／壳牌、新泽西、英波、纽约标准、海湾、大西洋、得克萨斯和辛克莱公司。新协定由两个”按现状“委员会管理，一个委员会在纽约，以供应为其方向，还有一个委员会在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