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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眨眨眼，挤出个微笑。“好姑娘。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我会如是答道。
停一息，她会拉着我的手说道。“也好。不是吗？就你跟我。也好。”
她喜欢坐在那儿，把我的手握在手中。她不想说话。要是我想哭，或是口吐咒骂，或是乞求她收回她的证言，我的话语会令她异常痛苦，我担心她会病倒了。她面色惨白地开了口，“别再说了，”她会说道。“是我干的，就这样。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些话了。”于是，这时候我想起她发脾气的样子，便不说话了，只是摩挲着她的手。每回我看到她，都觉得她的手又瘦了。看守说她的饭动也不动，就放在一旁。那双颤抖的大手令我心如刀绞，痛苦难以言表：仿佛于我而言，只要萨克丝贝太太的双手能够重焕容光，所有的事情，那些错得离谱的事儿，就都能拨乱反正了。
当时，我把蓝特街家中所有的钱都拿来，找了一位律师；而现今，我将我通过借贷和典当所能搞到的一切，都拿来买了小吃，想让她尝尝，让她高兴一点儿——买了虾，买了腊肠，还有牛油布丁。有一回，我给她带了一个糖老鼠，心想说不定她会想起那个时候，她把我抱上床，给我讲《雾都孤儿》里南希的故事。然而，我不觉得她想起了那些事，她只是接过去，心不在焉地放在一旁，说她过一会儿会尝尝的，心思跟对待其他事物一样。到后来，她的看守告诉我，还是省点儿钱吧。她把那些小吃都给他们了。
有好多次，她双手捧着我的脸。有好多次，她亲吻我。有一两次，她紧紧地抓着我，好象想说点什么要紧的事儿；可总是到了最后关头，她又把话放到一边，按下不提了。
其实我也有事儿想问她——其实我也被一些古怪的念头，和自己的疑心搞得困惑不已的——我像她一样，一直没吱声。那段时间已经够倒霉了；干吗还要把局面搞得更糟呢？我们说话，并没有说我的事——也没有说眼下和将来我该怎么办。
“你会一直守在老地方，蓝特街？”她会说道。“我怎么不会！”我如是答道。
“你不会想离开那儿吧？”
“离开？干吗，我还要把那儿收拾整齐呢，等着他们把你放出来的那一天……”我没有告诉她家里现在变化有多大，她和艾伯斯先生，还有艾伯斯先生的姐姐，都不在了。我也没跟她说那些个破口大骂的邻居；还有一个小姑娘朝我扔石头；人们——都是陌生人——跑过来，站在那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扒着门窗，巴望着能看一眼绅士咽气儿的地方。我也没说我跟达蒂为了搞掉把地板上的血污，干得多辛苦；我们是如何洗了又洗；我们倒了多少桶水，深红色的水；到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因为一直用力地擦地板，地板上留下了印子，下面的白色木头都变成了可怕的粉色。
我没有告诉她，我们发现家里到处都是绅士的血——门上，天花板上——所有的家什——墙上的画片儿，壁炉架上的装饰品，餐盘，刀叉上——都有点点道道的血迹。我也没有说，在我清扫擦洗厨房时，不经意地发现了许许多多旧日生活的残余痕迹——狗毛，破杯子的碎片，假便士，纸牌，艾伯斯先生的小刀留在门框上的刻痕，那是随着我一点点长大，为标记我的个子而刻下的；也没说我为了每一个痕迹掩面而泣。
到夜里，要是我睡着了，我就会梦到杀人。我梦到我杀了个人，于是不得不把他的尸体装进袋子里，在伦敦的街道上走来走去，那袋子太小，都装不下他。我梦见了绅士。我梦见，我在布莱尔那座红色小礼拜堂的墓地中遇到他，他给我看他母亲的坟墓。那坟墓上有把锁，而我有一把钥匙坯，和一把锉刀，我必须挫出一把能开锁的钥匙；每天夜里我都会，心知我必须挫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而每一回，正当大功即将告成之时，某些怪事就发生了——钥匙缩小了，要么就是变大了，锉刀在我手里变软了；钥匙上有个齿，最后一个齿——我挫不出来，没有一次能够按时挫出来……
来不及了，绅士会这么说。
有一次，这个声音是莫德的。来不及了。我抬头张望，却看不到她。从绅士死的那天夜里至今，我再没见过她。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知道警察关她的时间比关我的长——因为她跟他们说了自己的名字，名字就上了报纸；于是，当然了，就给克里斯蒂医生看到了。
我听说过这事儿，听监狱里的看守说的。这事儿全传开了，她是绅士的太太，据推测她曾经进过疯人院，又逃出来了；警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是放她走，还是把她当疯子锁起来，还是什么别的。克里斯蒂医生说只有他能决定；所以他们把他找来，给她做检查。
听到这儿，我差点又犯病了。我还是见不得浴盆。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看了她一眼，人家就看到他踉跄一步，面色变得煞白；接着就声明，他只是发现她恢复得这么好，激动地不能自己。他说这说明他的方法是多么地好。
他让报纸把他的医院详详细细地写了一通。我觉得凭这个，他又多了好多新病人，肯定也让他发了大财。
于是，莫德自己就重获自由了；这之后，她似乎就消失了。我猜想她已经回到布莱尔，回家了。我知道她再没来过蓝特街。我觉得她是吓破了胆儿！——因为，当然了，她要是敢回来，我就会掐死她。然而，我还是很想知道，她究竟会不会回来。我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说不定，就今天，”每天清晨我都会这么想，“就是她回来的日子。”然后，每天晚上：“可能是明天……”
不过，正如我曾说过的，她没回来过。她重返蓝特街的那一天没有来临，宣判的日子倒来了。
那是八月中旬。那个恼人的夏季，烈日当空，阳光灼热，法庭里——挤满了看客——密不透风：每隔一小时，就有个人被喊过来往地上洒水，设法给地面降温。我跟达蒂坐在一起。我原本盼望着我可以跟萨克丝贝太太一块坐在笼子里，握着她的手；可当我提出请求时，警察当着我的面哈哈大笑。
他们让她一个人坐在那儿，带她进出法庭时，还给她铐上手铐。她身穿一件灰色号衣，将她的脸衬得焦黄，不过，她那满头银发，倒是被法庭暗色的木墙面衬得光彩动人。
第一次上庭时，看到有那么些陌生面孔前来听审，她面露惊惧，颇为不安。这时，她在人群中发现了我的脸，于是就，我觉得，松了一口气。
这之后，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也会回头看我，与我对视一眼——虽然我也看到她四顾张望，好象是在找另一个人。可是，到最后，她的目光总会垂落下来。
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有气无力的。她说他们在为绅士欠她房租的事争吵，她一怒之下捅了他一刀。
她通过收房租挣钱吗？检方律师问。
“是的。”她说道。
而不是通过窝赃收赃，或者非法（unlicensed）当保姆——就是俗话说的老妈子——收养无父母的婴儿，挣钱？
“不是。”
这时，他们找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说他们见过她，在不同的时间，带着几个不重样儿的钱包；还有——更倒霉的是——找了几个女人来，这几个女人发誓赌咒说她们把孩子给了她，后来孩子很快就死了……
接着是约翰。瓦儒作证。他们给他套了一件衣裳，像是店员制服，头发也梳得油亮锃亮。他的样子比以前更像个毛孩子。他说那个要命的晚上，他目睹了蓝特街厨房里发生每一件事。他当时看到萨克丝贝太太拿刀捅出去。她叫起来，“你个胡说八道的混蛋，走着瞧！”他还说他看见她动手之前，刀就握在手里了，握了至少有一分钟之久。
“至少一分钟？”律师说道。“你能肯定？你知道一分钟有多长吗？看着这个钟，那边。看那个指针的转动……”
我们都看着那钟的指针走字儿。法庭里一片静默，都在看。我还从来都不知道一分钟时间有这么长。律师回头望着约翰。“有这么长时间吗？”他说道。
约翰开始哭了。虽然满脸涕泪，他仍旧说道，“是的，先生，”
然后他们拿出了那把刀，让他指认凶器。人们一看到刀，都开始窃窃私语；等约翰抹好眼泪，定睛一看，随即点了点头，有个女人当场晕厥。
然后，他们把刀拿给陪审团看，让陪审员逐一看过，检方律师说陪审员们必须确确实实地注意到，那刀刃是磨过的，锋利程度比那种刀具平常所应具有的为甚——正因为这刀如此锋利，才把绅士伤得这么重。
他说，通过出示事先准备好的凶器，让萨克丝贝太太关于吵嘴的证言露了破绽——我一听这话，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这时我看到萨克丝贝太太的眼睛。她摇摇头望着我，眼中都是哀求，要我保持安静，我又坐回去；后来再没人说刀这么锋利，并不是由她磨的，而是我磨的。
他们没有叫我上证人席。萨克丝贝太太也不会让他们这么做。他们叫来了查尔斯；可是他哭得太凶了，还哆嗦个不停，法官宣布他不宜做证。他被人送回到他婶婶家了。
没有人说起我，和莫德。也没有人提到布莱尔或者李老先生。没有人更进一步地说出绅士是个恶棍——他曾经想找女继承人骗婚——他曾经通过出售伪造的股票坑害过别人。他们把他描绘成是一个有着美好前程的正派青年；他们说萨克丝贝太太为一己贪欲，剥夺了他的前程。他们甚至找到了他家里，还把他的父母请到法庭上——你压根儿不会相信，可是这说明，他说他是一位绅士的儿子的话，其实全是吹牛皮。他父亲和母亲经营着一家不大的布料店，就在豪罗威路拐进去的一条街上。他姐姐是教钢琴的。他的真名不是理查德。瑞富斯，甚至也不是理查德。威尔斯；他真名叫弗雷德里克。巴恩特。
他们把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人们说全英格兰的姑娘们都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放在紧贴心口的地方。
可是，当我看到那张照片——当我听人们说起巴恩特命案，说起各项罪行，说起种种肮脏的交易——似乎于我而言，他们谈论的是别的事，完完全全是别的事，而不是绅士，在我家厨房间里，我家人都在场时，他被失手刺死的事。甚至于，在法官请陪审团退席时，我们等候判决时，看到记者们蓄势待发，只等判决下达时；甚至在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陪审团回到法庭上，其中一位站在那儿，只用一个词便给出了回复时；甚至当法官套上他那顶系着根黑色发带的马棕假发，祈愿上帝能够怜悯萨克丝贝太太的灵魂时——甚至之后，我都没有真切地体会到你觉得我应该有的感觉，我不相信，我当时觉得，这么些个面目阴沉又严肃的绅士，说了这么些沉重单调的话，就能够从像我和萨克丝贝太太这种人的生命中，把精气神、欲望和血色剔除掉。这时候，我望着她的脸；看到她脸上的精气神儿（the spirit）、欲望（heat）和血色（colour）已经去了一半。她茫然四顾，望着窃窃私语的人群——是望着我，我觉得，我站起身来，举起了手。
可是她看到我的目光，她的视线，正如此前那般，又游移开去：我看着无目的地扫视整个法庭，仿佛在寻找某人或某个事物——终于，她的目光停顿了，仿佛变得清澈了。我随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在旁听席靠后一排里，有个姑娘，一身玄色，脸上罩着面纱，她正好将面纱放下来——那是莫德。我看到她了，却没料到能看到她：我得跟你说，我的心砰一下打开了；然后我想起了每一件事，于是我的心又砰一下关上了。她看上去颇为悲伤——有点怪，我心想。
她一个人坐在那儿。她也没表示一下——对我，我是说；也没跟萨克丝贝太太表示一下。这时，我们的律师叫我过去，他跟我握握手，说他很抱歉。达蒂哭起来了，得我扶着才走得动。等我再看萨克丝贝太太时，她的脑袋陷在肩膀中央；等我再找莫德时，她已经走了。
宣判之后的那个星期，我现在还记得，根本就不象一个星期，却像是一天，漫长，没有尽头的一天。那是无眠的一天——因为，当睡眠有可能抹去对萨克丝贝太太的想念，而她很快就会被处死，我怎么还睡得着呢？那是几乎没有晨昏的一天——因为他们一直点着她监房的灯火，整夜都亮着；我不能陪着她的时候，我就一直点着蓝特街的灯火——我在家中能找出来的，和我能借到的每一盏灯。我独自坐着，两眼通红（with blazing eyes）。
我坐在那儿呆望着，就仿佛她就在我身边，还生了病。我几乎粒米未进。我几乎没有换过衣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