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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汪东兴非常了解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有多少。不错，江青是反对给毛泽东使用打针、查血和繁多的检查手续，但那不是出自江青本人的决定，而正是毛泽东自己的强烈要求。他多次和江青及毛远新等身边人员说：“你们不要相信医生的话，说我的身体如何如何，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有点咳嗽、气喘而已。”同时，他又给他们嘱咐：“我的身体状况要对外面的人一律保密，就是对政治局的人也不能全部公开，有的人是盼我死的，死得越快他们越高兴，我估计他们要在我死后会作文章的。我不想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时间。”
他早就和毛远新在谈话时说过：“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工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是一个总体。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生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我对我的保健医生说：“我没病的时候你离得我远远的，你的话我也不是全信。你说得我心服了我才能口服。那个李志绥自以为医术还可以，但我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他还是一窍不通。他那个博士还是书本上的东西，我不会让他左右了我的。”
后来，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李志绥对你可是不忠诚，我多次见他和林彪的人勾勾搭搭，据三零五医院的人反映他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他们来往密切，说不定他就是林彪放在你这里的特务。”
毛泽东说：“不要这样说了，老换医生也不好。即使他过去是林彪的人，现在林彪已经死了。你再换上另一个还得重新熟悉我、检查我的身体，如果真有什么病，你能保证他就不会泄露出去，我看还是李志绥算了。他说的话，我们多找一些人核对就是了。不要让他单独地和我接触，不要让他直接动用药品和医疗设备，不给他留下机会就是了。这也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入之心不可无啊。”
这些话，汪东兴是清清楚楚的，只不过现在他是不能讲罢了。
很快，李志绥的揭发材料通过报刊的批判文章和看守人员的学习时的讨论，传到江青耳朵里。她气得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用谣言来杀人。对主席的病，我历来有我的看法，本来主席的身体很好，在林彪没死之前，连李志绥也说不出主席有什么病。就是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偶然得了感冒，叫李志绥他们越治越严重，越治毛病越多。主席吃了他们的药，感觉很不好，难道不允许我怀疑吗？我好歹对医疗上的事还是有发言权的，幸亏主席没有全听他们的话，如果听了还说不定死得会更早。”
江青对其他的看守人员提起这事又说：“主席躺倒在床后，除了张玉凤同志会照顾外，其他的人都不是理想的。他们让主席躺在那里懒得给主席翻身，主席的身上都起了褥疮，不搽爽身粉能行吗？主席不能多动，是他们的理由，连主席多次提出想活动他们都想个法子拒绝，实际上是他们怕脏怕累。主席病倒后就数我去得多，他们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难道他们能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吗？”
提到她和毛泽东分居的事，江青说：“那是主席从大局出发，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给全党树立一个大公无私的榜样而有意这样做的，不料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造谣的口实，他们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随着我参加中央工作的地位的变化，主席不愿意让人说我们是夫妻治国，所以我们分居，这是正大光明的事。主席为此专门和周恩来、林彪打过招呼。主席还对我们说过：‘刘少奇那里是王光美当他的办公室主任，一切都是老婆说了算；林彪也是步他的后尘，让叶群作他的办公室主任，连黄永胜他们请示林彪，都得经过他的老婆。我不学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我的秘书在我这里都是收收发发，不干预我的决策。江青同志也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她的话只代表她自己，我是我，她是她。我们各自有我们的观点嘛，你们不要把我们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主席对他和我的严格要求，反而成了这些无聊的人造谣诬蔑我的根据，岂不更证明他们的无耻和卑鄙吗？”
尽管江青滔滔不绝地为她自己作着辩护，连她自己也清楚，并没有多少人听她的演说，充其量只是她自己的悲呜罢了。
江青想到过去为毛泽东作秘书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和她的许许多多的谈话，那时似乎感到很平凡，现在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江青看到彭德怀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的一个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彭德怀在讲演中说：“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念，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她又看到邓小平在三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里，也宣扬这种观点：“诬蔑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只能顾及一党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主席，你看，这些党的干部们的思想觉悟可是太低劣了。连彭德怀、邓小平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一点都不懂，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看他们很难过关呀。”江青指着《共产党宣言》说：“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同志怎么迎这点都不懂呢？”
毛泽东说：“他们都是军事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有的根本缺乏理论修养，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有例外的人啊，小平可能会好些。彭德怀是个野心家，我们今天在延安的困难局面，有相当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去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和朱德，当然也有邓小平这些人啦，他们背着我，也背着中央发动了所谓的‘百团大战’。朱、彭发动这次战役目的是为了‘保卫重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说穿了就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兵力来保卫蒋介石。在军事上，他们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五万人，占了我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线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拼命主义。由于我八路军指战员和华北人民的英勇作战，我们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余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根本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大战争。”
江青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毛泽东的话，一边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次战役，完全违反了主席一贯的指挥方针，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那种‘速胜论’的典型表现。他们用大部队拼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以至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在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处于这种极其艰苦的境地。”
“你讲得很好，我看你的军事头脑比他们还要强一些。”毛泽东站起来，划着火柴点着一支烟卷，继续说：“彭德怀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实力来保卫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也适合蒋介石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奸计。”
江青也显得气愤了：“是的，是的，所以，蒋介石对彭德怀和朱德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还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就给彭、朱打去‘特电嘉奖’，并鼓励他们再来一个。而在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举起了屠刀，制造了‘皖南事变’。我看朱德和彭德怀眼中根本没有你和党中央。”
“他们事先没有请示我，也没有向中央请示。”毛泽东说：“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行动的。我还在战争进行中，就对王震、陈伯达等人说：朱德、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把我们的力量都暴露了，后果将很坏。”
“事实完全证实了主席的预见。”江青说：“不是我当面吹捧主席，在我们党内真正能和你相比的一个也没有。彭德怀是个什么东西，我听林彪跟我讲：彭德怀是一九二三年带着入股的思想进入党内的，他和林彪说过，我彭德怀入了共产党的股了，下面就看共产党怎样对待我了，对我好我就干下去，对我不好我又不是没地方去。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随时值得提防的人物。”
毛泽东不住地点头：“你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三十年代的彭德怀也很厉害呢，他跟着王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了很长时间，还和朱德、陈毅这些人把我赶出了军队，闹得很厉害呢。”
江青指着一些材料说：“今后和他们的斗争我看也不会少了。你看，他们的这些讲话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完全是在讨好地主资产阶级。抗日胜利后，中国必然还要有一个到底走什么路线的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毛泽东很欣赏江青的这句话，立刻站起来说：“你说得好，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彭德怀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的什么发明，而是从王明那里贩卖来的破烂货。王明一回到延安，马上从极左跑到极右，公开提出要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我讲了这话的第二天，王明和他的老婆孟庆树，还有康生、陈云和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到了延安。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马上对王明等人巴结奉迎，投其所好，都来鼓吹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彭德怀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罢了。”
讲到这里，江青眼前立刻闪现出当年王明的身影来：
那时王明刚刚回到延安，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确，党内一部分人把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化身来崇拜，对他的话相当爱听。彭德怀就公开说过：“我们主要听王明同志的，他是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他代表斯大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反对他就是反苏反共。”
一天，王明来党校讲课时见到了江青，他对江青的漂亮身姿非常感兴趣，马上把江青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问江青：“你对党内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江青坦率地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八路军中，我认为已经出现了新军阀主义的倾向，比如红军改编以后某些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的建议是正确的。他主张反对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反对取消政治委员的制度，反对因受国民党的干涉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等。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他都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议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
“你去过苏联吗？这可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共产党人取经的地方啊。”王明摆出一付老资格的样子说：“我承认毛泽东有一定的长处，但是他没有去过苏联，对马列主义不甚了解，对共产国际的方针路线并不熟悉，所以提出一些可笑的言谈是不足奇怪的。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可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啊，”
江青不客气地说：“去过苏联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没有去过的也有伟大的。苏联不是也出现了反列宁主义的反党分子吗？所以不能以去没去过苏联作为是不是列宁主义的标准。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上海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最厉害，这里的原因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