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和中共青岛市委的组织联系中断了。
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党，但是毫无结果。
她隐隐知道，上海是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同时也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和戏剧家都云集那儿，找到他们，也许就能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姐姐，我想去上海，”当俞启威的姐姐俞珊前来看望她时，她表达了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要去哪儿？上海乱糟槽的，并不安全哪。”
“启威出了事，我在青岛迟早也会被捕。相比较，还是上海保险。”李进说，“上海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作家在活动，找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涯也许会有帮助的。姐夫不是认识田汉和他组织的艺华电影公司的人吗？我想去投奔他们。”
俞珊叹了口气，答应设法帮忙。
在俞珊的安排下，青岛一些朋友将她送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并指定一位看上去温文儒雅的年轻人照顾她。这是李进第一次出海，船开不久她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那个随行的小伙子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乘扶她之际伸手去乱摸，李进暴怒地推开了他：“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她却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到了上海后，她见到前来接她的人，激动地跑过去，连行李都丢在了码头上。
刚开始，她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她的领土，她的家园。最初的感觉还很不错，心里挺轻松的，没多久，她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她要找的田汉和他领导的艺华电影公司非常不容易，他们的住地飘忽不定，像浮萍一样，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此外，文艺圈子里的人对这位不速之客表现得非常冷淡和疏远。除了极个别不怀好意者，谁也不愿收留她。
几个月下来，盘缠花尽，穷困潦倒，她处于极端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无奈只得又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她专程赶到上海，领着李进辗转搜寻，终于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拉过十九岁的李进，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一副近视镜打量了一下李进后，不紧不慢地问：“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
李进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〇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大量的话剧和歌剧。她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所以不等俞珊答话她就抢先说：“田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的那一年，我就已经加入了青岛的分会，我参加了你们的很多活动呀！”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依然严重，田汉对她的过分热情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他不露声色地把廖沬沙介绍给她，说：“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稿，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源是同学。你们可以常来往。既然你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上你住到我家，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田汉的母亲接待了她，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了一起。这对刚刚结束流浪生活的李进来说，已经是温暖如春了。她向他们讲述了她所熟悉的青岛党组织的情况后，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以后她又见到了周扬、阳翰笙，她向他们施展了自己的才华。
在他们眼里，李进有一双清朗圣洁的眼睛，好像在深深地望着人，又像在温柔地谴责着什么。他们听了她唱的如泣如诉的京剧后，赞叹不已。田汉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的，我给你创造上舞台和银幕的机会，就在电影公司里干吧。”
“我很感激田先生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我还是先多接触一下劳苦大众，做基层群众工作比较好。现在党需要发动群众，这方面更需要我。”
李进的回答，使田汉、阳翰笙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说：“你很年轻，而且多才多艺，不作演员会后悔的。再说，你一个外来女子深入到工厂做宣传工作，很危险哪。”
“我不怕，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实践我的誓言，请你们考验我。”
田汉想了想，同意了她的要求，把她安排到由剧作家张庚领导的无产者剧团里工作和学习。这个剧团，实际上是由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田汉特意让弟弟田源陪她学习，并负责汇报她的各项工作，甚至干预她生活的各个方面。
田源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他比她大两岁，穿着考究，风流潇洒。他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他对此感到很自豪。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电影明星、舞女、女大学生。是的，他对女人是独具慧眼。他色迷迷地对李进说：“密司李，直觉告诉我，你是我们熟悉的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我爱你！只要你答应我，我会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你！”
“我……我受不了这种干扰，”李进几次摆脱他的纠缠，找到田汉诉述他弟弟的不轨行迹，又跑到廖沫沙家里，请求他给予帮助。“我对此恨极了！我是一个有追求的女性，我不想过早地结婚。”
“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廖沫沙建议道。
正好，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于是李进住到了他家。当廖沫沙的妻子回来后，见一个陌生女子住在她的屋里，就和廖沫沙大吵大闹。为了完成政治上的活动，李进尽量忍耐着，克制着，她对廖沫沙的妻子解释：“我和沫沙交往，纯属事业上的需要，绝对不夹杂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他别有用心！”她指桑骂槐地唠叨个不停，终于使李进再不能忍受了。她向一位朋友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然后搬走了。直到三十五年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起此事，还余恨未消地说：“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完全由周扬、田汉、廖沫沙这些人把持，他们在政治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根本不做群众斗争工作，生活上男盗女娼，还想打我的鬼主意。我和这批党的败类一直进行着斗争。”
一九三二年秋天，李进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她积极参加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和反政府、要求抗日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她的安全受到威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巧妙安排下，她转移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她搞了一张进入市图书馆的借阅证，一边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一边贪婪地读了大批藏书。
一九三四年春天，已经使用“李云鹤”名字的她被中共地下党派回上海，在一个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个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领导权。李云鹤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兼教女工们学文化。她常常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宿舍中搞社会调查，体验工人们的生活，为她们出主意想办法，因而受到了她们的尊重。
一个漂亮的姑娘如此抛头露面地频繁活动，肯定要受到男性青年们的关注，包括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年轻人都在暗中追逐她，留意她的一举一动和行踪。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李云鹤在上海街头认出了她在青岛参加地下党时同支部的熟人。他让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说：“信件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李云鹤不敢延误，但她还是机警地向她所属的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同意她为那个熟人办事，并告诫了她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
几天后，李云鹤奉命再次到由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和那个名叫乐若的交通员秘密接头后，他给了她一本《世界知识》。她便匆匆离开兆丰公园往回返。半路上她碰到了当年在青岛地下党组织里当秘书的一位女青年，那人热情地邀请她吃饭。但她想起了刚才交通员乐若的警告：“你已被敌人注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接头。今后，你要投身到文艺界去，用当演员来掩护你的身份。公开场合，要以黄色面目出现！”
李云鹤冷冷地拒绝了那个女人的邀请，乘着夜色离开那儿。她觉得很快就有两个男人盯上她的梢，她加快了步伐。
“站住，别让她跑了！”
“你们这些蠢猪！快把她抓住！”
李云鹤拔腿就跑，但还是被身后的两个大汉抓住了。她拼命地挣扎，身上的衣服给撕破，她大喊：“快来人，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
“放开我，你们这些混蛋！”
那个矮个子壮实的像头牛，他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李云鹤的嘴唇上，顿时鲜血直冒。
他们从她身上搜出那本《世界知识》，然后又要搜身，她大声哭叫起来：“你们是流氓，这种绑架是犯法的，你们懂吗？”
“别叫了兔崽子，我们是警察局的。”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去一趟警察局！”
“不，我不去，我还有事，”
那两个大汉不由分说，一人架着她的一个胳膊，连推带拉把她送进了上海警察局看守所。顿时，那个城市从李云鹤眼前消失了。城中的万家灯火犹如海市蜃楼，令人眼花缭乱，瞬间却化为乌有，只留下无边无际的黑暗。她听说过不少飞檐走壁穿出铁牢的奇迹，不过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眼下，江青再次找到了当年的那种感觉。
第四章
政治局召开江青专案审查报告会，华国锋说，“谁能想到毛主席的老婆是个隐藏多年的大叛徒呢？”但有的委员认为材料难以信服。汪东兴对一些证词持怀疑态度，却不动声色。许世友说：“给江青戴什么帽子都可以，她就是毛主席的叛徒。”一句话把大家部逗笑了。
毛泽东、江青在延安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华国锋亲自主持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室的另一端，电话总机上的灯光像绿豆灯泡一样闪烁着。不断打来的电话使华国锋的秘书应接不暇。他同时对着三、四部话筒，对方的听筒里同时也就收到了好几种“喂喂”的声音。
除了已死的和被捕的江青等人外，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华国锋、叶剑英、李德生、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等十二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四人。
除刘伯承等一、二个人请了病假外，其余的都聚集在这里，审议来自江青专案组的报告。
前来汇报的是一个脑袋稍微有些谢顶的中年人，他坐着的桌前，已经摆好了各种文件夹。他刚转了一下身，发现华国锋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显然，刚上任不久的党中央主席已经宣布会议开始，他当时感到颈后有点发热，不小心走了神。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开始他的报告：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调查、取证，我们终于获得确凿的证据，说明江青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请问，”韦国清举了一下手，回过头去向叶剑英点点头，看了一眼桌子上那堆材料，问道，“你们发现了她写的或她签名、按了手印的自首书或履行了其他手续吗？”
“没有，”报告人说，“但是我们找到了人证。其中一个叫先大启，是中统特务，一九三四年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负责办理被捕人员自首手续。后任中统局四川省调统室主任等要职。解放后被我逮捕，一九七五年特赦。”
“哦，就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特赦的那批战犯。”李先念自语了一句。
报告人说：“他给我们写了一份揭发交代，详细说明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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