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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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苦难-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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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原本健康可爱的我,因为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不到三岁就落下了驼背的终身残疾。 
在病床上拖了两年后,母亲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这一天,父亲,大水以及姐姐们都围在母亲的病床前,含泪聆听母亲最后的遗言。 
母亲接连吐出了两口鲜红的血,喘息着指了指了父亲怀抱中的我,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残废的儿子……” 
说到这里,母亲流下了浑浊的泪水,她叫过哥哥,艰难地一字一顿说:“大水,你已经订婚了,是大人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叔叔和弟弟,能答应阿娘吗?” 
“叔叔”指的就是我的生父——大水的继父;大水一直这么叫,后来,我也跟着叫,一叫就是二十多年。 
母亲是怕哥哥在她死后不能善待父亲和我。 
大水哽咽着,强忍住泪,抓住母亲的手,用力地点了一下头:“阿娘,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叔叔和灯明的!” 
40多岁的母亲,就这么走了,来不及看到哥哥成家立业,更来不及看到我长大成人。 
这就是,我和大水哥的兄弟缘分的来历。 
第一个大错…… 
大水一身泥水和汗水地赶到家里,老父亲早已急得团团转:“灯明他犯了什么法哟,派出所抓他?大水你赶快想想办法吧,千万别让灯明去劳改…… 
大水匆匆换了干净衣服,骑上车又赶到公社派出所。所长把一叠白纸黑字的材料往桌上一扔:“你看看你弟弟干的‘好事’!” 
大水略为翻了一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么,我究竟是怎样进了派出所的呢? 
且先让我老实坦白交待一下我此前的“历史”。 
初中三年,家里一直很穷,父亲常年在外打工,顾不上我,哥嫂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也是经常出外“打游击”,我的初中生活过得颇为艰苦,经常连二三毛钱一份的青菜都买不起,只好往白米饭上撒几粒食盐将就着吃。 
临近中考前夕,要填报考志愿了(那时,还是先填志愿后考试),班主任特意走到我旁边,说:“你最好报高中多读两年书……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这样的身体,考上了也没人要。” 
班主任一句善意的话,在我听来却觉得分外刺耳:老师莫不是看不起我?自尊心太强的我,一赌气;冲老师吼道: 
“我不读了!” 
就在那天,我卷起铺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这,是我这一生中,所铸成的第一个大错。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父亲本指望我“考出去”,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原本不错,现在见我就这样不读了,也无话可说。那时,各大中专院校几乎都不招收残疾学生。 
身处什么样的时代,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在农村,残疾人的传统出路,往往就是去学一门手艺,诸如理发、裁缝、维修家用电器和钟表等等,这些职业不需什么体力,赚点钱相对轻松,讨个老婆养两个孩子一般不会有问题。 
父亲替我交了30元钱学费,把我送到县城里的一家缝纫培训班。 
但我对学手艺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学起来自然三心二意,一个月培训期满后,我的“毕业成绩”是一条一只裤腿大一只裤腿小的根本不能穿的坏裤子。   
第一章 牢狱之灾(4)   
此后,父亲不再强迫我学什么手艺,把我带到堂哥开办的砖瓦厂,踏踏实实地放了一年牛。 
在放牛期间,我坚持听收音机,到七八里外的乡文化站看报纸,了解了不少外面的信息。很多农村专业户、万元户依靠科技发家致富的成功事迹,激起了我勃勃的野心。 
17岁那年,我成了全乡第一个养鸡专业户。 
我小打小闹了两年后,乡里许多农户靠关棚养鸭赚了钱,哥哥也想养,便让我帮着家中养鸭。 
我把书上的一些科技知识运用于养鸭上,家中的几百只蛋鸭产蛋率竟连续5个多月高达九成以上。 
乡亲们都夸我“厉害”,“有文化就是不一样”,纷纷向我讨教养鸭技术。 
乡报道组张干事也闻风而来,替我在省里的科技报上发了一篇小报道。 
一天,张干事领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我住的鸭棚里来,说,这是我们乡的邱书记,他特地来看看你。 
邱书记很用力地握了我的手,说,小缪啊,听说你很肯钻研,最近还有个“人工鱼粉”的新发明哩…… 
我受宠若惊,有些语无伦次地向这位爱才的父母官和盘托出了我想搞“人工鱼粉”加工的想法。 
鱼粉是鸡鸭饲料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性蛋白原料,国产鱼粉大多质量低劣,进口鱼粉成本又过高,一直是影响养鸭效益的一大难题。从书里,我琢磨出了一种人工合成鱼粉的思路,可以替代价高的进口鱼粉。再进一步,当时全乡蛋鸭有上百万只,在整个福建省也是大名鼎鼎,饲料原料(包括鱼粉)用量巨大,倘若这一思路付诸实施,每年可为全乡鸭农节省饲料成本上百万元。 
邱书记当即拍板,将为我争取2000元贷款,把我的“人工合成鱼粉”项目扶上马;尽快让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在上世纪80年代,2000元几乎相等于现在的一两万元,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 
主任大人不肯见“鸡”行事 
我去找了乡信用社主任。 
主任大人是位眼睛高度近视的干瘦老头,怀疑的目光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狠狠地盯了我这个矮小、驼背、嘴上没几根毛的小青年几眼,说:“关于你的贷款问题嘛,嗯,邱书记是跟我打过招呼,不过,最近信用社资金紧张,等过两个月我们再想办法给你安排吧。” 
两个月后,我又去找那位主任,主任推说现在贷款都没收回来,让我再等等。 
我急了,想起当下盛行的“走后门”,不知主任是否因为我没给他送礼而不给我贷款,干脆,我也走一回“后门”吧。 
但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便抓了自养的一只又大又肥的老母鸡,捆上双脚,往黑提包里一塞,准备去给主任行贿。 
在主任办公室外面等了好半天,瞅准里面只有主任一个人,赶紧做贼似的溜进去,叫了声主任,便把老母鸡往包外掏…… 
主任见鸡顿然变色:“你……你这小同志,把我……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快点拿回去,快点……” 
我把掏出包才一半的鸡又塞了回去,满脸红得像鸡冠,推门鼠窜而去。 
没办法,我去找邱书记。 
邱书记当即挂了电话给信用社主任,说,小缪的贷款你怎么一推再推?你信用社应支持农业科技开发嘛,我现在就叫小缪过去,你把他的贷款今天就给批了。 
第二天,我终于从信用社拿到了2000元贷款。 
我购齐了所需原料,在家中开始了“人工鱼粉”的手工试生产。 
哪曾想,一场全国性的养殖业大滑坡就像那年的洪水一样从江北席卷了江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蛋价一跌再跌,产蛋率超过九成也要亏本,鸭农们纷纷将产蛋母鸭杀的杀,卖的卖,我所在的乡亦未能逃过这一劫。哥哥不得已忍痛低价抛售了正值产量高峰期的鸭群。 
几乎是短短两三个月的风云突变,我的“人工鱼粉”还没卖回几百块钱,就只剩下积压亏本的命运了。 
无奈之下,我把目光转到了养殖业之外。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或许是我亏本亏急了,竟然胆大包天,打起了“性”的鬼主意。 
上世纪80年代末,“性”在国人的眼里还是一个非常隐晦、敏感的字眼,书店里也没有一本书敢像现在这样公开宣扬性知识、性健康、性道德、性文化,连中学教生理卫生的老师教到生殖系统那一节时,总是跳过去不教;让同学们自学。那时整个时代对于“性”都像那些老师们那样含蓄羞涩,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这么无所顾忌。 
我经常收到一些所谓的科技中心、研究所寄来的“狗皮膏药”,推销“一本万利的致富技术”、“生活保健秘术”等等。我将散落在这些“狗皮膏药”中与性保健有关的内容搜集到一块。我给它们安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幸福生活大全》,便按买回来的一些通讯录寄出了几百封推销信。 
这些现在车站随处可见的那种夫妻性生活“指南”、“技巧”等东西,在20世纪80 年代可是属于“严禁”之列的稀罕物,因而,我撒出去的“鱼饵”很快有“咬钩”的了──我开始不断收到求购的汇款。 
哈哈,我终于要发大财了!   
第一章 牢狱之灾(5)   
我也知道自己在“铤而走险”,但又心存侥幸,认为只是通过信函“买卖”,又不上大街去推销,公安不可能发现躲在暗处的我。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此时,我的身份是乡办孵化场的技术员──孵化场场长三顾茅庐,把养鸭“很厉害”的我请去照看场里重金买进的一批法国种鸭。 
一天,我正在鸭场用自制的油印机印《幸福生活大全》,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也是我太大意,以为这个鸭场地处偏僻,公安不可能到这儿来,所以我大着狗胆在大白天干起“地下工作”来,还居然连鸭场门都不关。 
那个突然出现的家伙,看了看我散发着油墨香的“杰作”,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出去了。 
我觉得此人有点面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那家伙,不会是派出所的吧? 
我忐忑不安起来,却又自我安慰:不会那么巧吧? 
几分钟之后,那人带了一个高个子闯了进来。 
来人抓起桌上的资料快速扫了一眼,然后,掏出一个证件晃了一下:“我是派出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一下子愣住了。 
冰凉的手铐铐上了我的双手。 
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 
原来,这天正是星期天,他们换了便装出来钓鱼,钓鱼的地点就离我工作的鸭场不远。 
第一个家伙是鬼使神差地在鱼塘的附近瞎转悠,碰巧发现了我这条“大鱼”。 
他带来的那个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派出所所长。 
那天,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块偏僻之地钓鱼。 
我成了他们钓到的一条“大鱼”。 
一场没有上刑的审讯之后,所长大人扬了扬手里我摁了手印的口供,义正词严地说: 
“你贩卖黄色印刷品,破坏社会风气,是全县第一个典型,你要坐牢了。” 
第二天,我就被送进了“号子”。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 
进“号子”的第三天晚上,盛仔忽然发令: 
“全体‘生产队员’紧急集合!” 
不一会,八九个“生产队员”就列队站成了一排,面向铁塔般屹立在床上的盛仔。 
在“号子”里,“生产队员”专门伺候包括盛仔在内的“上等人”,为他们洗衣、捶肩、搓背、倒洗脚水,以及负责扫地、洗碗、倒尿桶,等等,是“号子”里的“下等人”。 
凡“新兵”和没本事没靠山的,都得进“生产队”接受“锻炼”。我也“锻炼”了两天。 
盛仔威严地扫视了我们一眼,说: 
“这几天,你们的‘生产’搞得也太不像话了吧?地扫得不干不净,洗饭盒也你推我躲的,你们的‘队长’老狗才‘高升’几天,你们就想造反了?” 
“队员”们的脸色瞬间又红又青起来。 
“今天,我给你们分派一个新队长。” 
“驼子,”盛仔把手指向我,“你上来。” 
我犹疑地出了队列,脱鞋上床,站在盛仔身边。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队长!” 
我?盛仔让我当“队长”,管理他们?这怎么行?…… 
“盛仔,我……我不行……”我嗫嚅着说。 
“我说你行你就行!”盛仔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丝毫分辨。 
“去,赏给他们每人一耳光!”盛仔命令道。 
打人?打耳光?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终于,我还是伸出了我干瘦的手…… 
我知道,盛仔在这儿说一不二,我不可能“给脸不要脸”。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挨个打了过去。 
“太轻,太轻。”有人嚷道。 
“对,太轻了,叫他重打。”有人附和。 
“老大,叫他用这个!”一个家伙拎过来一只拖鞋。 
他妈的!我暗骂了一声。的确,刚才我并没有使劲。 
“对,你就用它打!”盛仔一脸坏笑。 
“生产队员”们脸色大变。 
没办法,我还是接过塑胶拖鞋,朝“生产队员”们挥过去── 
“啪、啪、啪……” 
第二天,我就颐指气使地指挥“生产队员”干这干那,俨然一个“队长”模样。 
由于有盛仔和钢条为我撑腰,“生产队员”尽管对听命于一个驼背“领导”心有不甘,却也敢怒不敢言。 
我从小学就开始自己洗衣服,只有在“号子”里的那一段日子,我的衣服全部由别人给洗得一干二净。 
“号子”里最折磨人的,就是饥饿了。 
“一天三餐八大两,扣去一二两;萝卜白菜没人要,我们通通包。”一首流传在号子里的牢歌,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些囚徒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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