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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不能证明，1898年巴恪思的确在淑春堂与载澜和桂花见面，甚至于不能证明淑春堂这个地方的确存在。他可以参考当时一本叫做《花谱》（“花”此处为妓女的讳称）的书，写当时的优伶以及他们所在的妓院，并按他们的才貌列出排名。书中避免提到巴恪思那样露骨的性描写，正如吴存存和马克·史蒂文逊所指出的那样，“（《花谱》）大多是私下印刷，秘密传播，但类似的文学册子在北京丰富的图书市场上还是可以找得到。”吴存存，马克·史蒂文逊。《谈花：十九世纪北京关于戏剧、公共艺术和同性恋的作品》（Speaking of flowers： Theatre； Public Culture； and Homoerotic Writing in NieenthCentury Beijing），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0春（Vol27， No。 1）； 129。因此，如果巴恪思对行内一无所知，要想找到这些私下传播的资料，也不太可能。
编者序（8）
据我们对巴恪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的了解，可以得到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他的确和北京的同性恋精英有染。特雷弗…罗珀的传记中很少写到巴恪思在牛津的日子（1895年底），但也提供了少量信息。巴恪思在牛津和剑桥的同性恋圈子中，有个固定的性伴侣。他也迷恋戏剧，曾经包下剧院一整排的位置请他的朋友，给当红的女演员如艾伦·泰瑞（Ellen Terry）大送特送礼物。在这方面他挥金如土，特雷弗…罗珀在书中说到，他的债务累计高达两万二千英镑。
根据我们对巴恪思以及当时的北京的了解，斯人在斯地再合适不过。北京的同性恋文化与当时的伦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恰好符合了巴恪思的独特口味。他孜孜以求的两件事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一边与出色的同性恋文人相交，一边听戏。而且，在这里人人都出手阔绰，正是巴恪思在英国喜欢干的。假设他为梨园的名优赠送重礼，从中也能猜到他自己在类似淑春堂的地方也能得到丰厚的赏赐。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恪思就能与情人相会，像他所说那样共度“爱之夜”（nuits d’amour）。可以假设，也正如巴恪思所说那样，那些达官贵人有时会将各自的太监带来，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只被作为性伴侣。同样可能的是，宫中伺候太后的太监常常也会到那些所在去。精通中文、满语和蒙语（官话）的巴恪思在这样的地方必定大受欢迎，至少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他既然能以他的魅力谈吐令西方上流人士倾倒，同样也能得到中国官绅的爱慕。如果他真受宠了，也有机会，那么休·特雷弗…罗珀指责巴恪思既不了解形势又无政治依靠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仅仅从这本书第一章的前两页，我们就能看出这么多东西。那么，这本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手稿，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忽略的内容呢？
《DM》第二章的开头，写的是1900年夏末，颐和园起初由俄国后来由意大利和英国军队保护。巴恪思称自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从颐和园中抢救了大量文件，使之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幸免于损毁。是真是假？巴恪思说自己在几个可靠的满族人的帮助下，全力从宫中救出珍贵宝物。特雷弗…罗珀指出，事实上此时巴恪思正因为从园中偷运珠宝被俄军关押。不过这至少说明，他说自己在颐和园，这一节没错。
巴恪思还说，一回城他立刻就亲自安排将珍宝送回紫禁城。
特雷弗…罗珀1993年版的编后记中说，有证据表明，将珍宝返送回宫的实际上是一个叫杜伯雷（Noel du Boulay）的英军少校。宝物清单是按照朝代顺序仔细登记的，按照杜伯雷的说法，是 “在巴恪思先生的协助下”完成的。巴恪思把杜伯雷等人排除不计，将功劳完全归于自己，这足以让特雷弗…罗珀将整桩事件忽略不计。但实际上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它意味着巴恪思在某种程度上为英国特遣军队工作，负责其与中国—满族社会之间的联络，很有可能协助将这些文物运回紫禁城。
那么他是否曾遇到太后并与她同床呢？这种说法大概更为牵强，但也是有可能的。
义和团运动中，太后下令屠杀外国人。1902年她回到北京后，还处在被制裁的高压下，因此急于修好。她更加积极地参与外国事务，为大使夫人们安排社交聚会，请美国画家为自己画肖像。在聚会中，巴恪思担任清政府和英国使团的翻译，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受到了慈禧的注意。也有可能她听说了巴恪思与满族贵族之间的种种交情，对这外族人很好奇，进而表达她想见见这个对清朝习俗如此熟悉、能讲一口流利满语的奇特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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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同性恋男子能与“老佛爷”保持四年之久的爱恋关系，却不那么可信。《DM》中对二人的行为描写，相比他与男子在一起交欢的场景，显得不那么细致入微得令人信服。在一处他提到“她”插进“他”的体内。尽管慈禧有可能像他说的那样有一个巨大的阴蒂。医学术语中叫做“阴蒂肥大”（Clitoromegaly）。
另外，中国皇后纵情纵欲（就好像武则天）是非常可信的，老佛爷也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尝试一个西方男人。实际上，慈禧可能还有其他外国情人；巴恪思提到，曾有一名叫瓦伦的法国人和一名叫兰博的德国人，可能有幸上过凤床。太后这样的女子也许很难拒绝。人们都认为这是本书中最难以取信的地方，而巴恪思看似能够自圆其说。他到底和太后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现在已经无法证明，只能留待推断。
有可能与慈禧情欲缠绵，这听起来实在耸人听闻。但却是《DM》中的同性恋关系，让我们将巴恪思看得更清楚。知道这些，就理解为什么巴恪思对西方人怀着反感，住在远离使馆区的地方，明白他为什么刻意过着表面上离群索居的生活，想方设法不被他的同胞看到。进而也能明白，为什么他大半生都和男人一起，允诺无数人赠与他们珠宝，以及为什么他与他的中国“仆人”保持这样一种不合常规的亲近关系。
同样也理解，为什么他想要制造出像“景善日记”这样的消息来源。他的信息都来自妓院浴室的太监或官宦，他无法准确记得到底是什么人说的。但他听来的这些消息，可能正如贺普利所说，“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至少是十分可靠的传言。他在向他的同时代人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得不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同时也保护自己免于丑闻。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显然确实想让自己名誉清白。
这不是说《DM》中巴恪思所写的一切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看做真相。他的生活和写作中有许多不诚信的例子，我也不想为其辩护。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的某些所谓欺骗行为，无疑和行事张狂随意的中国官员有关。北京在1910—1920年间，政治上风起云涌。今天答应好的武器交易，明天斗争局势变化了，主意也变了，总处在变化中。这大约能解释他书中许多矛盾的地方，但不能解释全部。
《DM》中有一些情节与官方报告有出入，例如，慈禧和光绪的死因（第十五章）。2008年，光绪被证明是谋杀，但与《DM》中所说（尽管是转述）的方式不符。还有，休·特雷弗…罗珀说得很对，巴恪思说他私人会见荣禄（第二章），以及他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最后一次谈话中提到另一本日记（第十七章），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这些文稿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他始终说法不定，自相矛盾。白云观的降神会（第十三章），且不说迷信的元素，有许多细节上的纰漏，即便不说全错，也确实是很难解释。但背后可能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不能把他的话就像特雷弗…罗珀在《北京隐士》中所说的那样全盘否定。
也有理由指责休·特雷弗…罗珀结论片面，学术态度马虎。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到后来也因为“希特勒日记”的丑闻1983年，特雷弗…罗珀独立证明了“被发现”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确有其事，但不久之后就被证实是伪造的。而受到影响，因此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也值得质疑。但他在《北京隐士》所做的研究总体上说还是可靠的。现在没有人否认巴恪思的说法并不完全属实，也不否认特雷弗…罗珀是第一个真正挖掘他的隐秘生活的人。就这个问题要再有突破性发现已经不可能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大量基于事实的推断，以及被唯一一个车夫证明的巴恪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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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弗…罗珀的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忽略事实；他没有说到曾经跟任何一个认识巴恪思的中国人或满族人取证过。他写《北京隐士》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要展开采访可以说不可能，但他可以找到原来住在北京，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离开中国的人来访问。他们完全可以证实或者推翻巴恪思的说法，但现在机会已经丧失了。
特雷弗…罗珀在《北京隐士》中写到，起初他将《DM》拿给两位学者，一位是英文教授，一位是历史学教授。两个人看过手稿之后都认为是一部价值很高、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但后来特雷弗…罗珀归结为他们受了蒙骗，因为他们不知道巴恪思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看似他后来也没有再咨询这些学者或者其他相关的历史学家作为跟进。但从历史价值来说，这本书至少值得再次探讨。
巴恪思在几种语言间引用典故时堪称完美，没有参阅任何资料，很显然从这一点看他的记忆力堪比照相机。我们还可以确定的是，他对北京及当地人的了解比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外国人都深，他对事件的描述也很符合当时的情况。
现在回过头看，特雷弗…罗珀对巴恪思的评价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显得刻薄狭隘。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奥德里奇（Robert Aldrich）所说，特雷弗…罗珀“对于巴恪思那些情欲描写显然读都不愿意读，这使得他的判断值得推敲。”Aldrich； Robert。 《殖民主义和同性恋》（Colonialism and Homosexuality）。London：Routledge，2004。 看来特雷弗…罗珀不能容忍巴恪思的性取向以及反英倾向，他的传记其实就是对巴恪思一整套系统的谴责，不愿意承认他有可能在任何一方面讲的是实情。
然而巴恪思的性格远远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但如果不做必要的历史分析就把他全部否定，同样也是愚蠢的。他的作品——尤其是《DM》——需要我们利用所有能找到的理据，将他的逐条说法仔细核证。
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信息，即使其中有些细节是虚构的。巴恪思的历史价值类似马可波罗。他可能像马可波罗一样，过分渲染自己的重要性，或者在记载中国历史时，即使自己不在现场，也要把自己加进去。但这样一部编年史使我们仿佛身临帝制末年的中国，让我们走近像慈禧这样谜一般的人物，是有一定价值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说，《DM》都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巴恪思写《DM》和《往日已逝》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或自夸自大，而是作为回忆，告诉读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间，一在英国，一在中国，他可以暂时无须顾忌和羞耻地爱男人，同时被他们爱。但他的作品的确耸人听闻。他想挑战读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不遗余力的描写让人想到巴罗斯（Burroughs）的《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那本书是1959年、几乎是二十年之后才出版。书里很多地方，巴恪思看似对他所描写的纵欲场景十分陶醉。例如第十章，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亚洲和欧洲人兽性交的相似之处，这简直让最有忍耐力的读者都觉得不堪忍受。他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这是他想讲的故事，要讲就讲个痛快。
但这又不是纯粹的情色书，除了其中的轰动效应之外，它还有文学方面的意义。他这本最后的著作，是对清朝的颂歌；写给一个逝去时代的性爱情书。我本人并不认为此书在编造事实，即使是，也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正如意大利外交家丹尼尔·瓦雷（Daniele Vare）曾经说过的：“埃蒙德·巴恪思爵士足以和翻译奥西恩（Ossian）诗歌的文学家相比。瓦雷的评论（《皇后的最后日子》（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London： John Murray，1936。）指的是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因为成功将盖尔语诗人奥西恩的诗歌翻译成英语而出名。奥西恩的著作在18世纪很流行，长时间里都有人质疑是否可信。现在的共识是，这些作品很有可能是基于许多真实材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