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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令人奇怪的是，曾经把开议会作为政治改革中心内容，并 且几乎把议会作为自己的政洽理想的维新派，在百日维新开始后， 居然十分轻易地放弃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议郎”又变成了制 度局的“才隽之士”。制度局与议会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一点 连康有为自己也清楚。制度局更像是一个光绪的新军机处，而希 望人选其中的康梁谭诸人则是没有头衔的军机大臣，是首辅更是 宰相。
使他们一改初衷的最直接原因是皇帝的态度与变法改治的现 实，为了能够迅速而尽量减少障碍地进人中枢，指导变法，牺牲 一下理想当然也是可以的。康有为虽然从书上知道议会如何如何 的好，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进人政治现实之后，他还是更习惯 采用原有的形式，利用传统的议政、辅政方式才更方便、快捷，因 为传统士人出身的他，血管里流的都是这种出将人相、致君亮舜 280
的血。
使他们暂时搁置议会的远因是出于对民智不开的忧虑。就在 梁启超考证了一大通古议院之后，他的结论居然是当今的中国不 宜开议院。（古已有之，为何今日不可？）“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 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 而在当时，并非所有的维新派都认为只有等到民智已开才能开议 院的。谭阚同和林旭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曾主张开议院。而孙宝瑄 也认为：“苟开议院，则无论民智民愚，皆可不乱。何也？议院开 而行公举，则贪虐之吏必尽去，而民之贫困者渐少，盗俨黄穑摇『斡勺骱酰俊薄�2〕以政治清平的角度，认为即使民智不开，也要幵议 院。到底谁对呢？从现实策略来看，康有为可能更合理一点（但 同样碰到了西太后的痛处、而从理论上讲，也许孙宝瑄也不无道 理。
五、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幵会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但 是，这个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还真是一件必须要有 人教的难事。孙中山先生写过《民权初步》，其中有些内容就是告 诉人们如何开会。也许他是听说了国民党成立之初幵大会，主持 人宋教仁当场挨了女豪杰唐群英的耳光，差一点就把会给搅黄的 故事。后来的鲁迅也曾写过文章教人们怎么开会，其中一条建议 就是会不要开得太长，如果开长会就最好准备一些面包，以防人 们因饥饿而心情烦矂云云。
就像中国人乍进入近代生活不会使用洋枪洋炮，好长时间兵
^ 1〕（时务报》，第10期，
〔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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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们瞄准射击时眼睛不看着前方一样，就像中国人没见过工厂与 机器，担心大烟简会把自己吸进去而不敢逬工厂一。样，就像中国 人乍见照相机以为它能将人的灵魂吸进去一样，中国人也不会开 会，不懂幵会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这种程序；不懂开会也要有 规矩，更不知道要遵守这些规矩。中国官吏们以前也有过开会的 经历，像御前会议什么的，但那与其说是会议，不如说是皇帝的 换个提问，一旦没有了天然的权威，传统的中囯人似乎开不成会。
但是，中国士大夫却从来都是喜欢结社议事的。东汉的太学 生们与外戚斗，与宦官斗，小会议政，大会声讨乃至行动，最终 酿成党锻之祸。曹魏时的建安七子的诗酒酬唱，好朋友死了还一 块儿到他坟上学驴叫。魏晋之际政治环境恶劣，竹林七贤不敢议 政，还是凑到一块儿吃药，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结 社最盛，东林党、复社、几社，都是干政议政的好傢伙。一群群 志同道合或者说臭味相投的文人，凑到一块儿，或足诗酒女人，或 是讥汕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欧阳修的《朋党论》，屡颁 禁令限制文人结社，严禁处士横议。但据说还是没能禁得了。到 了晚清，朝廷控制力锐减，不仅朋党出来了，士大夫的清谈也再 次光复旧观。清流党人不论牛角牛腹还是牛尾与众多的牛毛，看 来都免不了士大夫干政之嫌。而甲午之后，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更 是把陶然亭当成了清议的据点。
士大夫清议是没什么规矩的，既无主题，又无目的，更无程 序和规矩，大家凑到一块儿，七嘴八舌，你言我语，能从军机大 臣的花翎扯到女人的小脚，还免不了要夹着茶点和酒菜佳肴乃至 于鸦片，如果是明代的士大夫，那肯定少不了那些色艺俱佳的名 妓的调和。
应该承认，这种士大夫的清议也是能议出些名堂来的，比如 明代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法，许多主意肯定来自清议；晚清清流 党人的许多好的弹章，也由清议而孕育。清议也有威慑力，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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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否人物的月旦评，就使官宦们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比较起 近代政治的幵会来，士大夫清议就显得太无^的性，无计划性，太 随意，太没有约束力了。
维新运动是中国先进士人开始学习西方政冶规则的一次实 践；很昆然，刚刚从士大夫脱胎而尚且有人半截身子还留在传统 的维新派及同情、赞同变法的士大夫们，对两方政治的一切尚处 于…知半解的状态，而且他们似乎还不屑于请教如何幵会这种琐 屑小事，因此，即使身在维新派組织的各种学会的会场之中，还 仍旧按老习惯行事。
在组织强学会时，毫无经验的维新派常常控制不住局面，开 会议事不是成了康有为一人演讲的独角戏，就变成了大家吵吵嚷 嚷，议而无决的“举座不欢”之局。而幵会与“游宴’’也分不太 清，反而有酒有游的“会”倒开得好一点。幵会时来看热闹的居 多，虽有时“士夫云从”，但喧嚷异常，傢是在逛庙会。最终不待 顽固派参劾，会中已因意见参商而七零八落。而康有为由此得出 教训竟是：“从来意见不合，是以害事。
其实，作为一个团体，意见不合是应有之义，开会的目的之 一就是要通过讨论和协商达成共识，达不成…’致也可以求同存异， 或者通过最后的表决以形成多数意见。如果是一唱百喏，那么这 个会也大可不必再幵了6康有为大概是习愦了万木草堂那种众星 拱月，亲善友好的气氛，碰到了京城一个个谁也不服谁的京官们， 难免有点调转不开。
不管怎么说，通过强学会等学会的实践，维新派还是积累了 组织团体的经验，也有了开会的经验，及到1卯8年再开保国会的 的时候，准备就比较充分了。预先制定了一些章程和规矩，其中 对于如何开会就制订了 “保国会讲例”：
匚1〗《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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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中人数既多，谈话难合，外国开会，皆有演说，由 众公举，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题宣讲，以便激发而免游谈。
二、公推通博之才，由大众公举或投阄密举。
三、投阄者席前各置纸笔墨及一碗，听客书自己姓名，及 所举之人，汇齐置中间一案，一人幵阄，一人宣读。
四、公举宣讲之人，当拟出数题宣讲。
五、拟题当关切保国、保教、保民、保种、切近有益之 事，不得旁及。
六、凡宣讲者既为大众公推，可在中堂宣讲，以便听讲 者，四面环听，讲毕仍就旁坐。
七、每会可公推数人转讲，每讲酌定钟数，以一时为度。
八、听讲者，东西北向三面环坐，其曾被举宣讲之人，讲 毕，复听讲者，亦就听讲之位。
九、同会有欲问辩者，须待讲毕乃问，或条写出，惟有 意法难，及琐碎无关大皆者，讲者可不答。
十、辩问可同时二人并问，不得过二人以外。 十一、凡问辩者，起立乃问，问毕乃坐，其望远者，就 坐前问亦可，讲者起立听候，问者复坐，乃坐，听者不起。 十二、讲毕随意同人谈论，及入茶室茶点，去留皆听自
便。
十三、宣讲者于讲时供茶。
十四、讲时客复到者，随意就坐，不必为礼，以省繁嚣， 有事不待讲毕，而先行者亦听6
十五、讲时会中听者，不得谈论，致喧哗乱听。 十六、公推宣讲之人，以多者为先，次者留作笫二次宣
讲。
十七、讲时皆立书记人写所讲者，有答问者亦录之，汇 登时务报，并将每会姓名，皆登时务报端，并译登外国报以 284
告天下。
十八、散讲及讲前随意谈话者不录7”
这份由康有为亲拟的“幵会章程”，非常详细，以致让今天的我们 看了感到啰嗦而絮叨。而且除了演讲式的幵会之外，其他诸如辩 论、讨论、议事、表决等种种开会形式均未提及。在康有为原来 的计划里，是打箅将保国会办成一个准政党，可在操作中，他依 旧按书院教胄的框架来办，只指望有讲的有听的，还有提问。活 像是万木草堂的北京版。
当然，毕竞与在广州办学时不大一样，因为在保国会里，他 不可能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而且他也知道只有把保国会办成一 个会众的讲坛，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也许是吸取了从前办会的经验教训，也许就此请教了他们的 良师外国传教士。总之，这个“讲例”中出现丁许多古代文人结 社所没有的东西。反过来我们可以从这一条条繁琐而缜密的规定 中，看出他们从前开会的种种毛病。
比如推举演讲人的程序，“讲例”规定得很详细，共有四条之 多，而这种事在现代，写上一句就足够了。由此可见，在这以前； 大家并不知道应该推举演讲人和怎样推选。
再如“讲例”规定演讲要切题，可见以前离题千里的事经常 发生。还规定演讲人要限定时间，由此可见以前是没有时间概念 的。
还有规定提问须讲完再问，同时提问最多不能超过两人，以 及问及琐事和有意为难可以不答，可见从前提问常常随意进行，七 嘴八舌，别有用心的人往往还有意刁难。
最有意思的是规定迟到的人请随意就座，不必为礼。从前出
〔1〕《戊戌变法》（四〉，第401 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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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情况，肯定大家相互作揖打千，忙乱不已，这个剛刚安頓 好，又进来一个，再一通忙乱，而且中国人又喜欢迟到，如是这 般，一次开会有几个迟到的，会就几乎给搅黄了。
最奇怪的是康有为将开会的演讲人推举、提问、答辩、会中 纪律以及书记员记录都规定好了，可是就是忘记了主持人这一条， 主持人谁来做？做什么？ 一点也没提起，是不是他以为他自己就 是当然的主持人呢？可能。
即使康有为如此良苦用心，规定得一条条明明白白，可是保 国会开起会来仍然士大夫积习不改，大家散散漫漫，与往昔清谈 别无二致。一位同情变法的京官名为李宣龚者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 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口，南海（康有为〉演说俄罗斯问 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均在场，而杨叔峤偏当众假寐。八月难 作，叔峤且列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 论议未毕口口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 矣这里需加一点说明，杨叔峤即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他的 “假寐”大约是出于士大夫积习，并非有意让保国会出丑，或者蔑 视维新派。容纯甫即为容闳，沈子培即是沈曾植，他与其弟均为 变法的热心参加者。
从这些记叙上看，当年康有为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将这一群 敢溲惯了的士大夫组织到一起，召集他们并会，简直比放牧野马 还难。幵会时提问刁难还是小事，有的人开过儿次会，书记员将 之列名会中，可题名录一公布，人家就不干了，反而来问罪。说 起来中国到戊戌年，大门已经让洋鬼子轰幵了五十几年了，可是 大多数在京城的士大夫对于西方政治还是一知半解，有的连一知 半解都没有，维新派在这样的环境中闹变法，焉能不步履维艰？
〔1〕成戌变法》（二〉、第576—577页； 286
与西方近代政治的常识需要学习一样，西方政治的操作同样 需要实践々从本质上讲，没有通过训练的中国士兵不能使用洋枪 洋炮，同样，没有经过训练的士人也不懂得怎样操作新式政治。今 夭我们看起来再“常识”不过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却是很多有 学问的人都傲不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开会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