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的下午，我通常可以见到哈米德。那天，赫蒂彻穿上了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我穿了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一同向监狱走去。
我们在门口等候，门卫进去叫哈米德。他进去后，门没有关，我刚好看到了里面的大楼。这时，我看到了另一个门卫，20岁都还不到的模样，正在里面洗手洗脚，显然是在斋戒沐浴，为伊斯兰祷告仪式做准备。进去的那个门卫走上前去禀报，他则用普什图语反问：“什么？”进去的门卫说：“哈米德的妻子来了。”那男子放下水壶，朝我们走来。我立刻转过身，他们没发现我在看他们。还有几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听到他们说的是乌尔都语，也就是巴基斯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们不是囚犯，我推测应该是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人，在这个监狱工作的。我握紧赫蒂彻的手，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够过来对我们说，哈米德可以回家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问：“谁是哈米德的妻子？”我走上前去，用左手撩开面纱，回答说：“我是。”那人一言不发，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朝我头上扔了过来。我一惊，赶忙往后退缩。“你这娘们，竟敢在你的巴达赫尚省老乡面前告我们的状？你以为你是谁？滚，赶紧离开这里，你这娘们。”足足好几秒，我震惊得动弹不得。我赶紧向他解释说只想让我无辜的丈夫重获自由。但他仍然不由分说，捡起另一块石头扔了过来。石头没打中我，而且，就在他投掷石头的时候，我举起一只手做出保护性动作，没想到这么一来，倒让他瞥见了我的指甲油。
他嘲笑我，还往地上吐了口痰。“看看你的指甲！还说自己是穆斯林，手指涂得像个妓女。”我一听，火冒三丈，涨红了脸。我真想说，他没资格对别人的老婆说三道四。我是个穆斯林，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没权利对我评头论足。他才是个穆斯林坏蛋，而我不是。
赫蒂彻看出了我的心思，赶紧上前制止了我。那人又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来。“滚开，你这臭娘们。”赫蒂彻抓住我，半走半跑地回到大门口。我眼看着到了安全范围，就故意大声对她说，好让他们都能听到。“这帮人不是穆斯林，他们连人都算不上。”那人恶狠狠地再扔了我一块石头，然后转身进去了，嘴里骂个不停。那些词那么难听，我从来还没见哪个穆斯林用过。
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现实：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且我找那个巴达赫尚省老乡的负面影响很大，把情况弄得很糟糕，反而对哈米德更不利。
我浑身发抖，在面纱里面大哭，赫蒂彻也哭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不顾塔利班禁止搭载非血缘关系女乘客的规定，答应送我们回家。我知道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由于愤怒、恐惧、羞辱，我已经颤抖得厉害。一到家，我马上就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那一晚，我和赫蒂彻一致决定，近期还是不去看哈米德比较安全。我们都担心，去见他反而会害了他，他们会打他打得更厉害。狱卒已经断定哈米德的妻子是个蛮横的妓女，不但抗议丈夫被监禁，而且手上还涂了指甲油。我恨死了巴达赫尚省来的那个老乡，甚至怀疑他非但没有帮我们，还有可能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事实上，我连情况都没有跟他说，只说了哈米德的病情和他的无辜。
那一夜，我对哈米德获释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整整两个星期，我都不敢去看望哈米德，不想再次蒙受那些狱卒的攻击和羞辱，甚至还担心，即便他们允许我见丈夫，我也很可能会崩溃，甚至会当着他的面大哭一场。但是，第三个星期五，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要见他，还有一些重要事情要问他。身为已婚妇女，我需要他准许才能外出。我已经决定到巴基斯坦的哥哥那里生小孩，我不能让第一个孩子在喀布尔出生，原因是塔利班禁止所有的女医生从医，禁止男医生给女性治病。
赫蒂彻坚持要同我一起去探望哈米德。快到监狱大门口的时候我紧张得不得了，对于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并不抱乐观态度。我站在几步之外的位置，让赫蒂彻去问狱卒能不能见哈米德。狱卒进去了，出来时多了上次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男子。我没做声，赫蒂彻也没说话，提防着随时都会有石头飞过头顶。他盯着我看，然后命令道：“走近一些，娘们。”我慢慢地朝前面挪动了一下，暗地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还敢扔我石头，我就回敬他。
“把你的左手给我看看。”他命令我说。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伸手给他看，反而将双手藏到了面纱底下。在我看来，那人粗鄙不堪，一点儿阿富汗式的礼貌和风度都不懂。
看我藏起了手，他笑了，说：“我跟你说，不要再涂指甲油。如果涂了，你就不是穆斯林。”透过面纱，我瞪了他一眼。他竟然敢说我不是穆斯林，而他自己却要对他人的老婆的化妆评头论足。“你为什么要涂指甲油呢？告诉我。”他接着命令道。
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结婚才4个月。新娘子第一年化妆，穿漂亮的衣服既是习惯也是传统文化。作为一名阿富汗人，你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他发出一阵带着嘲讽的喉音，露出一排黄牙。“我明白了。你想让我放了你丈夫吗？”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心里猜测他只不过是想取笑我罢了。我回答说：“他犯了什么罪？他什么罪都没有。”狱卒耸了耸肩，说：“你回去，带一个男性亲戚过来。带一个男的来，要有财产证明。如果这个男的愿意以他的财产担保你丈夫不会离开喀布尔，那我就放了他。”我没再说一句话，马上转身跑出大门，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赫蒂彻跟在我后面。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我们俩站在街上，你看我，我看你。这是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们都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兄弟都已经离开了喀布尔，而哈米德的家人几乎全部住在巴达赫尚省。
就在这时我想起来一个开店的表哥。于是，我们俩就沿着街道跑过去找他。到了店门口，我们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失望地发现店门紧闭。我们俩只顾着激动，却忘了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和休息的日子。
我不想给狱卒改变主意的机会，更不想失去拯救哈米德的良机。我们跑回到监狱，那个狱卒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看起来很放松的样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走近他，怕再惹恼了他。赫蒂彻于是走了过去，把情况讲给他听。他站了起来，没讲一句话就到监狱里边去了，好几分钟都没出来，但我感觉就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出来了，身边多了哈米德和另一个更年轻的狱卒。他说：“哈米德可以跟你们回去，这个狱卒也跟着去。如果你们带一封邻居或者朋友的担保书回来，我就会放了他。”他命令一名塔利班司机开了一辆海拉克斯皮卡送我们，我们全部上了车。我心里怕再生什么变故，不敢多看哈米德一眼，但偷偷侧过脸瞥了他一下，发现他脸色白如蜡纸，人几近崩溃。
随行的年轻塔利布告诉我们说，他来自瓦尔达克。这人看起来友善，但是很年轻，我怀疑他在监狱里没什么权力，也没多大影响力，更担心邻居没有人愿意帮忙，那样的话他就会直接把哈米德带回去。等车子抵达马克洛里安后，夜幕开始降临。赫蒂彻记得我们邻居中有一户人家拥有一间房子，她跟这家不熟，但没得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找他们担保试一试。她去找这户邻居，哈米德、我，还有年轻的塔利布到楼上我们自己的公寓里等候。等待很不是滋味，哈米德此刻坐在自己的客厅，可我却不能跟他讲话，还要担心他随时被带回监狱。
这时我头上依旧戴着遮蔽面纱，可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塔利布盯着我的脸看，试图读出我的心思。我一惊，低下了头。我想，他应该看到了我的悲伤与恐惧。他的母语是普什图语，但这会儿却用不太熟练的达里语跟我们说话。他知道我和哈米德说的就是这种语言。只听他说：“不要担心，大姐。我也刚结婚不久，才20天，我能理解你的痛苦。即使你找不到担保人，今晚我也会让哈米德留下，明天再过来拿担保书。”他竟然冒着被责备的危险主动帮助我们，这真是我想都没想到的，也是令我震惊的一个善举。哈米德和我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赫蒂彻回来。
不久，我听到了公寓走廊里有男子的声音。出门一看，竟然来了6个男邻居，他们朝我微笑，还说，很高兴看到哈米德获得释放。每一个人都劝我不必担心，他们会集体为哈米德担保。我真是感激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唯有以哭答谢。他们进了房间，一一和哈米德相拥。两个有房产的邻居签署了担保书。担保书上说，哈米德是一名工程师，他不会离开喀布尔，一旦塔利班要求他前往内政部，他一概不能爽约。如果违反上述约定，他们两人就要失去财产。这对邻居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风险，而我也再一次感受到，即使在战争时期，还是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能够如此慷慨。
我拿出一条最近刚刚刺绣好的花边手绢递给年轻的塔利布，权作送给他妻子的一份小礼物。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感谢。我真想知道，像他这么亲切善良的小伙子是怎么加入到塔利班的队伍中去的，他是如此与众不同。
好像过了好久好久，邻居们才渐渐散去，我终于得以和丈夫单独相处了。他看上去就像个幽灵，赫蒂彻和我想逗他微笑，给他讲笑话。他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就咳嗽。这一阵咳嗽真猛烈啊，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赫蒂彻和我面色严峻，互相看了看对方，便心领神会——哈米德染上了肺结核。咳嗽得这么厉害意味着情况会更糟糕。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生活中，你们常常会遇到信心和力量尽失的时候。每每这个时候，你们只想放弃，不愿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我亲爱的女儿们，放弃不是我们家的人应有的所作所为。
和我刚结婚不久，你们的父亲就被捕了，当时我也想放弃。要不是我当时有孕在身，感觉到莎哈扎德在我肚子里踢来踢去，我或许真的放弃了。但是，我明白，即将生下一个新生命意味着我要更加努力地生活。我还想起了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想象一下，如果我父亲死后她放弃了我；如果她选择了一条轻松的道路，改嫁给一个不想要我们的男人，或者把我们交给孤儿院，或者干脆不理我们，那么结局会怎样？她不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女人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弃。
请你们再想象一下吧：如果当中央政府命令你们的外公修建阿坦加通道，他选择了放弃，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你们只需想一想，有多少人会命丧山崖。正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这项工程，这么多年来，他拯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
感谢真主安拉，我身上流淌着他们两人的血液。正是因为他们，我也才能做到从不言放弃。
而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也要继承这一优良的血统。如果将来有一天，当恐惧占据了你们的心，使你们失去了斗志，那么请你们记住以下几句话：放弃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奋斗！我们幸存！我们永存！
挚爱你们的妈妈
重归故里
1998年
在监禁的那几个星期里，哈米德被打昏，戴上手铐脚镣，在风霜雨雪中受罚好几天，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没人说得出理由。他什么罪都没有，而他们就是以什么都没有控告他。不幸的是，在塔利班时代，像哈米德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不知还有多少人也像他一样在塔利班的监狱里遭受同样的命运。
1998年，春天伊始，天气一天天转暖，冬天所下的大雪此时融化得很快，又出了太阳，真是件喜事。这样的天气对哈米德也大有裨益，他仍然病得厉害，咳嗽个不停。
这时我怀孕已经7个月，胎儿很活跃，在里面又踢又扭的，就像是在锻炼身体，而哈米德整晚不停地咳嗽，一阵接一阵，我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行。
哈米德病得厉害，根本没法工作，医生开的药也不见效。尽管太阳越来越暖，可是喀布尔仍然令人压抑。在首都，塔利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住在这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他们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把哈米德带回监狱。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再来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