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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选民，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选民，信服我的观点相对来说更难。在另一个村庄，我要在一个清真寺内做演讲。清真寺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建筑，也是唯一能够容纳大批人群的场所。那次演讲差点儿没成，因为一些老人不准我进寺。我只好坐在车内，当地支持我竞选的男男女女还为这事讨论不休，最终他们还是同意我进去。演讲开始时，因为紧张，我忘了说“奉真主安拉的名”，这是个很傻的错误。我以为听众一定会对我不客气，但讲着讲着，我发现后排的几个老人竟然在哭。他们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穿着传统的长条外套，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演讲完了之后，他们说认识我父亲，听了我的演讲后勾起了他们对我父亲的回忆，当年他的演讲中也充满激情和诚恳。听他们这么说，我都快感动得哭了。
出门竞选演讲，我不穿蒙面长袍，以便用眼神对着观众，好与他们交流。但我确保穿着当地的衣服，得体保守。上身穿长长的蓬松外衣，下身穿宽松裤子。当年，我6岁的哥哥就是在这种衣服的庇护下逃过了杀手们的追杀。
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一个极端偏僻的名为朱尔姆区，我抵达的时候，发现有70多辆汽车在等候，选民无论年老长幼，手里都挥舞着阿富汗旗帜和我的竞选海报，看了真令我激动。这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选区，也不是我父亲曾经代表的区域，但他们也支持我，因为他们是真的在乎这次选举。他们对民主进程怀有浓厚的兴趣，想通过选举当地的领袖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批评人士常常指责美国把民主强加给阿富汗，认为在这么个表面上落后的国家推进民主进程毫无意义。对此我强烈反对。美国确实支持阿富汗推行民主，但根本不是强迫。阿富汗本身就有几百年的民主传统，无论是在社区领袖的选举方面还是传统的长老在社区理事会内实行的地方问题投票制度，都可以看成是民主的体现。选举国家总统只不过是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延伸。我深信，我所遇到的那些人，无论是文盲还是贫穷人，都想抓住这么一个能够带来变革的机会。如果能够安全地选举自己的领袖，并且有这样的机会，谁不想去选呢？开车绕着全省跑，看到海报和照片上的我在盯着自己，心里顿觉怪异。海报上有我的面孔，被贴到了汽车上，商店橱窗里，民众的家中。我开始感觉到一阵不安。如果我令这些人失望了怎么办？如果我失去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怎么办？如果我没做到，也没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服务怎么办？到了夜里，我深陷自我怀疑的痛苦中，担心自己即使这次赢了，但以后的几次选举失去了选民的信任怎么办？我不能失去这些选民的信任：男选民面露诚实友善，女选民用起茧的双手握着我的手说，我的奋斗就是她们的奋斗。
人们喜欢我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个人来帮助他们，但是，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跟他们说清楚，我并不会变魔术，也不能立刻使他们变富又是另外一回事。一名妇女问我是否可以向她保证，让她在喀布尔有免费的房子住，她真的以为我有这个本事。我只好向她解释说，这不是议员的工作，至少不贪腐的议员是办不到的。
在接下来的竞选中，我越来越激动。早上4点天就亮了，我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大多数日子里，我不过午夜不上床。每天的电话多达200多个，有问我问题的，有主动提出当志愿者的，我的整个竞选的势头正猛。
我记得有一名男子曾给我打电话。他说，在他家里，无论是妻子还是母亲，都没有选票，因为他不允许她们选举，但这些女人一致劝他选我。他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代表谁，于是就打电话来问。他是个很传统的人，尽管不允许妻子参加选举，但对她的意见很尊重，还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来了解妻子喜欢的候选人的情况。他让我想起了父亲的某些特质。跟这名男子通话到最后，他许诺说到时一定选我，我希望以后他能允许他的妻子也参加选举。
而有些电话纯粹是恐吓。我曾经接到过好几个男子的电话，他们与我完全陌生，却骂我是妓女，就因为我参加了竞选。有些人干脆就在电话里对我大声尖叫，让我回家，把政坛留给男人。还有一些说我是坏穆斯林，应该受到惩罚。我不想被这些电话破坏心情，但是，伤心在所难免。
在一个镇上，我们拜访了母亲的几个姐妹们的家。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去这些姨母家。记得姨母们个个都很迷人，尤其是其中一个，脸上总是化了妆。她们的房子那时候又热闹又温暖，姨母们对我是又抱又亲，身上散发着香水味。如今房子一片死寂，只住了两个幸存的老太太。和她们俩一起住的是几个孩子和失去亲人的亲戚。寡妇和孤儿住在一起，看着都让人心碎。
有个名叫纳吉布拉的小男孩，约摸9岁，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甚是可爱，跟我哥哥穆基姆的眼睛很像。我问他是谁，后来得知是我母亲最喜欢的哥哥的孙子——那哥哥就是曾经得知我父亲打我母亲，骑马找上门来，准备带我母亲回娘家的那个。在战争中，他们全家人全部遇难，只留下这个名叫纳吉布拉的小男孩。我不能把他留在这么一间悲伤的小屋内，于是把他带回来跟我住。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了一名青少年，和莎哈扎德、舒拉、我一起住在喀布尔。他现在还在上学，成绩优异，跟女儿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家里是我的好帮手。
选举开始前36小时我还有两个区没去。这是两个方向相反的地方，每个地方都要5小时的车程。按照选举规则，竞选活动必须在投票开始前24小时停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最终两个区都去了。在其中的一个区里，我发现，领导当地竞选运动的是里扎公公，即沙赫纳兹（我父亲的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的父亲，又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内亚特的母亲。此后的几年中，里扎公公始终如一地支持我，帮助我。战争中，老人失去了大部分的孩子，包括沙赫纳兹。这时，他年岁已高，但依然神采奕奕，还坚持跟着我们到处走动。我们在他家里吃饭过夜，这又是一个证明我们大家族系统强大的鲜活例子。
我最害怕去也最想去的区还是老家库夫。自从四岁起我就没再回去过。最后一次是那天母亲抱着我和几个姐妹，因为遭到枪手的追杀，被迫沿着河岸逃命。一踏上这片故土，恐惧和失落感顿时从心底再次泛起。车子在险峻的道路上颠簸，经过我父亲当年被游击队员杀害的高原时，一股悲痛朝我袭来。这是我家庭诞生的地方，也是被毁灭的场所。
到达村里的时候，我几乎无法呼吸。车子在主干道上开着，弯弯曲曲，我一口气来到了老屋。当年，父亲就是在这条道上带领迎亲的队伍娶了那么多妻子的。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清晰可见。小时候我们玩耍的水井如今快枯干了，曾经，清冽的泉水汩汩流淌，如今只剩下一滴滴浑水；我母亲当年引以为豪的花园和果园如今已是灰尘满地。当时，花园里一年四季，颜色变幻无穷：春天，满园绿色；夏天，长满粉红色浆果和花朵；秋天，又大又红的南瓜和胡椒分外抢眼；冬天可以收获褐色坚果和紫色蔬菜。如今，这一切都不见了，唯有枯树上的几个枝杈戳向天空，就像被扭曲了的骷髅。
呼利大宅还屹立着，勉强没有倒下。整个西厢房，包括客房，都已经被毁。院子中央的大梨树只剩个树桩，那是战争时期被一枚火箭弹击中导致的后果。这棵树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我淘气时，为了躲避母亲的责备，躲到了这棵树上；父亲曾经在这里藏过武器；我姐姐和嫂子也曾被绑在这棵树上，遭到企图偷走我父亲武器的游击队员的鞭打。
父亲的巴黎套房还在，墙上色彩鲜艳的壁画依旧清晰可见。这个房间是父亲和母亲同床共枕的卧室，是孕育我的地方，是母亲在父亲入殓前为其擦洗那丢了半个头盖骨的尸体的地方。我亲手摸了摸冰冷的泥浆墙，试图摸出上面的纹路。墙上的壁画是父亲的骄傲。在他眼里，这些画就如法国凡尔赛宫里的壁画——也只有他认为，这些画甚至比宫廷里的壁画还要好。
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厨房，这里是当年母亲的天下。我们曾经铺开垫子打地铺过夜，母亲给我和其他孩子讲遥远国度的国王和王后的故事，也正是在这里，母亲为宴会和招待会准备了无数次的食物。在这里，透过墙上的高窗，我们看到了雨雪降落，日出日落。曾经，我以为透过窗子看到的便是整个世界。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膝盖几乎不听使唤了。我仿佛看到母亲弯下腰，手拿一个长柄勺在锅里搅拌大米，仿佛闻到了肉香，感受到了房间正中面包炉上的明火传来的热度。有那么一刻，我似乎回到了4岁那年，她就在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然后她不见了，只留下我一人。只有我，成年后的法齐娅，站在这个不再能够看到全世界的房间。现在，我意识到它有多么小了：这只不过是个小房间，上面有一扇小窗，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仅有的几座山，根本不能看到整个世界。
我在厨房里坐了好久，透过窗户看着天色渐渐进入黄昏，一轮新月被群星环绕，渐渐亮了起来。无人打扰，他们知道我需要跟母亲好好私下交流。
接下来我要好好缅怀父亲。我从后门离开呼利大宅，爬上他安葬的山峰。他的墓地视线极佳，可以360度俯瞰他自己的天堂。我在坟边跪下来祷告，祷告结束后坐了下来，开始与他对话。我向父亲讨教指引和智慧，帮我走这条政治之路。我想，他一定很惊讶，继承家族政治使命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但我向他承诺不会让他和泉下的灵魂失望。
这时天已经一片漆黑，温度也降了。母亲的一位好朋友——曾经在我家做过仆人，来叫我下山。她一边哭，一边悲伤地对着父亲的坟墓摇头，说自己没有哪一天不怀念我的父母。她说，母亲生前大有慈爱，不嫌贫爱富，父亲尽管令人生畏，但一心为了朋友和邻居的福祉，即使有任何个人牺牲也在所不惜。
她抚摸着我的脸颊，盯着我双眼，说：“法齐娅，宝贝，你一定能够赢得这次选举，获得议会中的席位。你不会让他们失望的，你能行。”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我能力的肯定，更像是一个命令。库菲政治家族将要再次崛起。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核心，它影响并决定了我们整整几代人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左右了我们的嫁娶。
我也一直热爱政治，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我的职业。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我目睹过政治害死了父亲。正是这个主要原因，我才不想从政。
但我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我似乎注定要与政治打交道。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你们的父亲被捕之日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个人政治生涯。他被拘后，我不能也不愿意在家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被迫去动用人脉资源，从大局着手，积极营救。
我讨厌人们让我待在幕后，不去抢男人们的所谓的风头。如果都那样，我们有什么出路呢？什么都没有。
我受过教育，内心深处有自己的呼声，于是就决心去帮助哈米德。
正是这个呼声和拯救那些受苦受难人们的强烈愿望多年来一直激励我在政治道路上奋勇前行。
我曾经令你们的父亲失望过，或许这也是我决心从政的一个更大的动力。作为一名议员，我在工作中尽量帮忙解决每一个不公正问题，但愿以此能够弥补我自始至终没能做到的一件事，那就是拯救他的生命。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一切为了变革
2005年
选举当天到处洋溢着欢乐。我的姐妹们帮我动员女性选民，安排车子往返接送到投票站。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希望她们投票给我，也是希望能够保证有选票的妇女能够真正有机会用好这个权利，无论她们最终选的人是谁。我的姐妹们穿着蒙面长袍，所以公交车上的女选民认不出她们是谁。这样，她们就可以做个大概的统计——就是有多少妇女打算投我的票。等车子在投票站靠稳，我的姐妹们跑进办公室，兴奋地对我说，车上几乎所有的女选民都打算投我一票。
听了她们的话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