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遭受的种种磨难中，只有一个时刻，历经30年之后仍刻骨铭心：一个红卫兵用一根拖把柄重重地敲打他的脑袋，一边狠狠地说：“你太聪明了！”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一个中国人再也不会因为“聪明”而被拘禁围殴。
在这样的情形中看来，我们不论对微软人的傲慢自105负怎样看不惯，都必须佩服那位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来寻找“精子”的普通中国女子的好眼力：这里的人，的确个个聪明绝顶。
直至今天，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人并不多。报纸编辑把微软描绘成钱的象征。年轻人在提到“微软”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想像做了改动，不是说“Microsoft”，而是在其中的“S”上加上一道杠，叫做“Microoft”，这样，就用一个美元的标志把“微软”二字隔断。《南方日报》在1998年冬天发表毛骏飙的文章，其中说，微软在交足了学费后，终于学会了“一石二鸟”。不过，这家报纸把微软的“二鸟”看成是，占领中国软件市场以及改善自己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与“智慧”二字全都不搭边。
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我们一向不习惯把人的智慧当作一回事。这也不奇怪。过去100年，智力虽然战胜了体力，但它始终拿权力无可奈何。改革的确为亿万人提供了发财走运的好机会，追求财富的梦想成了现实。但是大多数过来人都会发现，财富对于智慧的需求，远远不及它对于权力的依106赖。所以我们即使在最边远的山村也能听到这样的议论：有了权力就拥有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
不过，历史有时候会让创造历史的人落伍。没有一个青年在目睹了历史的进程之后，还能对自己的现状无动于衷，还能固守自己以往的精神世界。这一点李明镜必定会有极深的感受。1998年12月，也即希格玛大厦的招聘计划刚刚展开的时候，李明镜是汉王公司最杰出的软件设计工程师。他设计的“汉王手写识别系统”说起来挺神奇，你在一张板上随便写点什么，它都能保留在它的记忆体中，永远不忘，甚至还能明白你的意思。“汉王”在中国的市场上声誉鹊起，广告铺天盖地，公司销售额也直线上升，就连微软公司也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
他们计划出一笔钱来购买李明镜的专利。谈判进展顺利。
“汉王”授权微软公司使用这个技术的签字仪式，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辉煌的大厅里，这同微软中国研究院举行开张典礼的国际俱乐部二楼大厅同处长安大街，遥遥相对。两个新闻差不多同时出现在报纸上，在时间上纯属巧合，但记者们要的正是这种“巧合”。
他们把这“巧合”炒来炒去，在初冬时节的京城掀起一107阵不大不小的热潮，给世人造成一种得意洋洋的心理：“连微软都在求我们啦。”“汉王”里那些年轻人，因此成了振兴民族软件业的新一轮英雄。
不过，这些英雄中最重要的一位，李明镜，这时候并没有多少豪迈的感觉。“我想知道这套软件卖了多少钱，但老板不告诉我。”他后来说。他只知道他的发明销路很好，头一年可能卖了好几千万，利润率很高。他并没有分成的打算，只是好奇，想知道他的智慧值多少钱，但却惊讶地发现老板不愿意说，“他就含糊地告诉我一个大概”。老板希望他再接再厉，周围的同事都觉得他想做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来，但是李明镜开始含糊起来了。他觉得压力很大，虽然他很努力，一天到晚拚命工作，但他深知软件世界里的一个通例：你要做出98分的成绩，只需要2分的努力，但你要得到最后那2分，则要花费98分的力气。比如他已经把“汉字手写识别系统”的识别率从70％提高到90％。他说：“那很容易。但在90％以上，再提高一个百分点都很难很难。”那一天，人民大会堂的气氛的确让人激动，可李明镜却发现，在既成的道路上前途渺茫。“我忽然有一点想离开汉王，”他后来108说，“我对微软感兴趣。”不过，李明镜的去职“汉王”
和进入“微软”，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这一事件在中关村引发的那场不大不小的波澜，还要等到更晚的时候。
1998年的那个秋天，研究院着手组织它的队伍。其具体计划，是在今后3年当中找到至少100个研究人员。
这主要不是像李明镜那样已经卓有成就的人，而是国内大学的博士生。
李开复、凌小宁和陈宏刚成为第一批考官。这3个人在这个秋天到处奔波，目标就是中国各个大城市中的名牌学校。研究院名声日隆，希格玛大厦的电话铃声前所未有地频繁起来。有人想来求职，有人想要合作，有人想要赞助。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说出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其中最有戏剧效果的是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口口声声提到“盖茨”，说她是“盖茨”的情妇，还说“盖茨”已经把其财产的多少都给了她，但这个月“盖茨”忘记了给她钱。既然“盖茨”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研究院，那么院长李开复就有责任给她一笔钱。说者风情万种，闻者一笑置之。因为微软上下无论亲疏，全都把他们的老板叫做“比尔”，从没有人叫“盖茨”的，所以这个故109事的荒诞无稽一听便知。不过，这种荒诞的故事只是微软招聘连续剧中一个小小插曲，一闪即逝，大多数对研究院感兴趣的，都是些杰出的人。秋天结束的时候，至少有500人向研究院提出申请。这些人全部来自中国最有名望的大学和研究所。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浙江的浙江大学、黑龙江的哈工大、江苏的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所、软件所和数学所。报纸上说，这些人全都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这消息令读者关切，但有些言过其实。到微软来的第一批求职者中，至少还有一些计算机专业之外的学生，比如无线电系、电子系、自动化系，以及物理和数学系的学生，而且包括了一些硕士甚至本科的毕业生。
然则舆论一律认定，微软的“猎头计划”乃是瞄准了中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有充分的根据。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招聘原则是，重天赋而轻经验；注重学习的能力而轻原有知识的积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可能会比一个老道成熟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微软的关注。这110种观念虽有它的片面性，但观察电脑世界的实际情形，年长且富有实际经验者，极少有能够适应其高速变化节奏的，在其他领域中受到尊敬的经验和稳重，在这里反而会成为前进的障碍。
1998年秋天，希格玛大厦迎来的首批面试者，全都是中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微软把目光集中于中国的名牌大学，这在研究院成立伊始，即有明显征兆。1998年11月6日，也即研究院挂牌的第二天，天还没亮，院长李开复就起床了，洗浴，刮胡子，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按照惯例，他的衣着一向随意，但今天不同，他穿着笔挺地出门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要在上午接受那些围着他转了好几天的记者们的采访，而是因为他要陪同微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去访问北京的几所大学。中午12点半，这一行人精神抖擞地走出希格玛大厦，沿知春路东去，穿过学院路，向南跨过一条小河，经过京城最后的一段古城墙，一直向西，就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大楼。
他们在这里会见了500个学生。又转头向西北方向，经过颐和园路，在4点钟的时候进入清华大学，360个学生正在等待他们的演讲。到了傍晚6点钟，这一行人离开111清华，进入隔壁的北京大学，大约600个研究生怀揣着一大堆问题，在北大小礼堂里等待他们的回答。这一场会见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连续8个小时马不停蹄，茶点未进，但里克．雷斯特和李开复全都兴致盎然。陈宏刚始终在一旁伴随。自从他在夏天来到北京，加盟研究院，李开复就想让他主持研究院与中国高校的关系，还负责人员招聘。他的那些中国朋友们认为这个决定太保守，一再说陈宏刚是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数学博士，在微软公司有着良好的职业记录，现在拿来搞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未免大材小用。李开复不以为然。
他说，正是因为他有最好的教育水平和最好的职业记录，才让他来做这件事情。还说：“对于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和学生见面。”朋友们觉得他有些故弄玄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开复的确是把和学生的见面看得比和官员的见面还重要－－在后来的一年里，他先后与35000个大学生见面并且对他们发表演讲。新院长的这种管理特色，有他自己的信念为基础。他坚信中国存在他需要的人。
那时候，希格玛大厦里面谈论的话题还有：招聘问112题、待遇问题、档案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回国学者举家搬迁问题、外地学者进京户口问题、最优秀的人在哪里、受教育水平越高优秀人才的概率也就越大、大学生中最优秀的人是不是全都出国了、寻找并且雇佣比自己更聪明更有创造能力的人、中国的信息产业部、科技部、教育部、北京计算机领域的56家媒体、人事制度、户籍制度、档案制度、怎样感谢那些支持了研究院的中国官员、该为那些介绍毕业生来应聘的学校提供多少赞助……李开复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些挺有煽动性的说法：“我的新使命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和有同样梦想的人合作，共创人类计算的未来。”“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不容忍官僚作风，不容忍傲慢作风，更不容忍明争暗斗。”“决定权在研究员手中。”“我们当然鼓励成功，但我们也鼓励失败。”但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下面这个话题：“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
陈宏刚开始频繁地和那些即将毕业的博士们接触。
微软在中国学生心里早就留下了傲慢无理的名声，所以113大多数学生对微软的主动行动准备不足。1998年11月5日上午，陈正走进希格玛大厦之后，方知他和另外那4个博士是第一批进入研究院来面试的人。他们是从大约500个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共同的特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全都是博士、全都年轻、全都聪明，不同的特征可就有点引人入胜。
1989年深秋时节，在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20岁出头的陈正顶着秋风秋雨瑟瑟发抖。他是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那种典型的小脸，尖下巴，戴着一副镜片又厚又大的眼镜。表面有些拘谨，脑子转得飞快，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学生，却有一种高效率的突击能力。读书的时候，总是在学生中间串门聊天，但却总是能在考试的时候进入前三名。当日他北上京城，是为了尽可能远地躲开父母的干预。
父亲年轻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医学，母亲则按照自己的爱好在中学做英语教师。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个年龄的中国人当中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家庭要是放在陈正的时代，多少也算是个“人才高地”。“可惜他们的理想后来全都不能实现。”陈正后来说。陈正1972114年底出生，对父母这一代人的坎坷以及感情深处的种种伤痕并不能深知，但在他们的交谈、抱怨和相互争吵当中，渐渐明白他们的“牺牲很多”，知道了他们投身革命和自觉接受改造的一些故事，整天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然后是父亲下放基层医院，母亲到军垦农场劳动。
陈正上小学的时候，这一切终于结束。这以后，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模范的人，特别热衷于工作，一定要在单位里面做到最好才满意。”但新的时代毕竟不再属于父亲那一代人，而是属于儿子的了。于是，父亲把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希望陈正学医，但儿子坚决拒绝了。陈正看见那厚厚的医学书籍就头疼，但却格外锺情于计算机，于是自作主张报考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那一年北京开学晚了。陈正9月底从南方到北方，恰逢秋雨秋风，只穿衬衣，不免饥寒交迫。
尽管北京从来没有在9月份下过雪，但陈正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日情景，一口咬定那天他见到天上飘着雪花。直到终于到了学校，走进一间8人同住的房间，打开箱子拿出最厚的衣服穿上，才觉得好一些。他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是“很冷”。然后就是第二个发现：“北方的饺子那么难吃。”不过，他很快就把目光从衣食上挪开，因为115他感受到北京的政治气氛浓，学术气氛也浓。他想到父母临别时嘱咐他不要参与政治的话。他对政治本来没有兴趣，只把时间和智慧用在计算机上。即使是恋爱季节，和计算机在一起的时间也远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