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发言稿，他们发言时他根本不在北京，但他还是被卷进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政治漩涡。正如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所说：
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注3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第五章 风云突变
直到1953年10月之前，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是为什么？
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注1 “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0页。】
毛泽东长期没有看出高、饶是坏人，或许因为他们早就是坏人，早就搞反党阴谋活动而未被发现；或许他们原本就不是坏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活动而无可“发现”，当然也就不会看出，更不会想到他们是坏人。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到了1953年冬才发现”的“阴谋活动”究竟是什么？邓小平说得很明确：“高岗就是要把刘少奇拱倒。”
高岗自己在反省时一再表示，1953年以前，他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来北京以后，特别是1953年上半年以后，才有了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既然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满意，他就要助毛主席一臂之力，造舆论，找机会，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
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反对刘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拉下来，就等于反党、就等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么？
其实，“反对刘少奇”并非问题的要害，因为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愿。并且，在组织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在借助高岗来反对刘少奇的，即所谓“倚高反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当初高岗散布的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坏话”就会明白，比如“少奇进城以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少奇不经过主席就擅自发中央文件”、“毛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等等，除了毛泽东本人，哪个“自由主义者”能说这种话？而且，后者已被历史证明是毛泽东的主张。
问题在于，毛泽东跟高岗讲的那些“私房话”，都是些极为机密的事情，怎能随便到处乱讲？再说，把刘少奇拉下来，本来只是酝酿中的事，高岗竟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四处张扬！这就过早地暴露了他的意图，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使他陷于被动，给他帮了倒忙。他非常恼火。看来，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如果说，毛泽东本打算借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东风”实现他的战略计划，那么：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可以看着他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个战役。令他气恼的是，这两个战役的结果都不理想，第一仗可算打了个平局，第二仗，要不是他及时收兵，作出重大让步，险些成了败局。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撤销大区，把各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对各省市的直接领导；“五马进京”，特别是成立计委并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饶漱石为中组部部长，把各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组部任副部长，以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中央对中以人民政府系统的领导。这一切都从组织上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分散主义状态，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力。可他没想到，在进行思想政治较量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这“两大战役”中竟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
表面看来，财经会议的形势很好，但仔细想想，虽然是借批新税制批薄一波，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虽然他们表面拥护总路线，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毛泽东知道，许多人其实对总路线并不认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对戚本禹说过，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响应者寥寥”。而那些“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之类的流言，不正好说明他们心里很不服气吗？他明白，虽然这些流言是针对高岗的，但实际上是针对他毛泽东的。对此，他公开给以反击，否认批薄“另有后台”和“两个司令部”之说，强调他就是批薄的“后台”，就是“司令”。
相比之下，他对于“刘少奇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白区党的人要篡权”等流言，则只是在个别接见时批评说：“这话不对。没有什么苏区党、白区党，只有一个共产党。”
他没料到财经会议竞争了两个月，最后是以高岗受批评，刘少奇作检讨而草草收兵。
组织会议的情况更出乎他的预料，他原本打算在财经会议批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后，再检查批判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从而保障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料饶漱石和张秀山的发言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造成了“讨安伐刘”的局面；而刘少奇的检讨，又博得不少人的同情，这使他陷于被动，以至在会议后期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把组织工作中的思想路线斗争变成了解决“饶漱石和安子文的矛盾”，解决团结问题。
在他看来，什么“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全是有人故意转移斗争方向，把水搅浑，他们把刘少奇推到前面作挡箭牌，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的。他尽管这样想，但还是顺应形势，转而强调团结，批评饶漱石。
经过两个会议的较量，他感到事情真的不好办，感到要动刘少奇绝非易事。他明白，要继续闹下去，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我们党就会分成两派，还有什么团结一致，统一步伐可言？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将会被搁浅，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将成为泡影，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联刘除高”
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他要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半年多来，特别是财经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财经会议期间的两种流言，都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说的那个司令部，不用说，是指刘少奇的。那么，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东交民巷八号？都是什么人去了那里？去干什么？他明确一点，就是高岗和军队的人来往频繁，这正常吗？值得注意！
首先是高岗同彭德怀的关系。在不久前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报告时对高岗大加赞扬，还说抗美援朝胜利的功劳，后勤工作占60％，前方占40％，而后勤工作主要是靠高麻子和洪麻子（高岗和洪学智）。彭德怀的话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和掌声，却令毛泽东非常反感：什么话！难道党中央就没有功劳？
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奉命全权负责后勤工作，与前方的彭德怀配合得很好，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这无可厚非。现在彭德怀来找他帮助修改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这件事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怀疑！
引起他注意的第二件事是：1953年11月下旬，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曾问他，“有薄无林”名单是怎样回事？
他非常惊讶，反问道：“你们听谁讲的？”谭、叶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关于安子文拟的那个名单，他明明打过招呼不许扩散，是谁这样违反纪律，不听招呼？这不是阳奉阴违么？此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查清楚！后来在中央的一次小会上，他严厉追查是谁泄露的？竟没有人承认。会议结束时，他把高岗单独留下，问道：“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其实他已怀疑是高岗南下时讲出去的，他这样问，不过是要试探高岗的诚心而已。
高岗吞吞吐吐地说：“饶漱石？不会吧？”这更加深了毛泽东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如果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
第三，他很自然地由此想到高岗去南方一定还有别的活动。林彪当时正在杭州，他们的关系一向很好，一定会去见他。联想到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带那么多人去西山看林彪，不仅有军队的人，也有地方的人。他们谈了什么？
最后，他想到高岗受到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赏识与支持，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斯大林不是称他为“张作霖”么？还有那个金日成，不久前来北京谈判，就是高岗和他谈的。工作之外，他们还谈了些什么？金日成临走时一再表示对我们的感谢，是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还要专门感谢高岗？
凡此种种，他觉得高岗的确不正常；而且问题严重。后来，他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把这形象地说成“一个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鬼火，一股地下水”。【注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另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第320页说明所引的这段话，是毛泽东1953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既然如此，下一步怎么办？他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如何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实现。
中央已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财经会议又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也作了检讨；现在全国正在掀起批判右倾思想的热潮，所以，至少现在没有人会公开跟刘少奇走了。再说，刘少奇在军队中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由此看来，这个人暂时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因此，他更相信，组织会议后期及时停止与刘少奇的论战，转而强调团结的决策，顺应了形势，争取了人心，也争取了主动。
然而，高岗就不同喽！他位高权重，在地方和军队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万一出了问题，那可比刘少奇危险得多！当务之急，应当先解决高岗的问题。至于刘少奇嘛，可以暂且放一放，现在不妨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高岗。
就这样，“联刘除高”的设想形成了。当然，舍弃高岗这员爱将，他心里难免有些遗憾，但以此换来团结稳定的大局，还是值得的！
麻烦的是：高岗可不会轻易认错！闹不好，他还会把一切都捅出去，拼个鱼死网破！依他的性格，这种事很可能发生，必须防止！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对高岗是很信任、很倚重的。这时他主要是在建国思想（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他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11月至12月中旬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权衡利弊，到12月下旬，下决心与刘少奇联手除掉高岗。
二、风云突变
方针既定，从何处着手呢？首先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军队，才能把握住大局，还要充分利用高岗的错误去制服他。
（一）调查与定罪
1、高岗要当“万岁”
毛泽东虽然实际上已经给高岗定罪，但他还是要经过“调查”让别人明白他的意图。1953年11月下旬至12月，他先后找了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动员他们起来揭发，与高岗划清界限：
“你晓得不晓得高岗最近有什么活动？”
“据说高岗有非组织活动，你怎么看啊？”
“听说高岗九千九百岁还不够，他要当万岁！”
他反复对人们说，自己患了感冒，嗅觉不灵；有人睡在鼓里，受了蒙蔽；说高岗背着他搞分裂活动；高岗不仅反刘少奇，还反周恩来、反林彪；并宣称：“我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少奇就是反对我！”
他把朱德请来，一进门尚未坐定，便问：“现在有人要造反，你站在哪一边啊？”问得朱德莫名其妙：谁要造反？如何造反？和我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就是这样费尽心机，放上一炮，打得你昏头转向，叫你难以招架，只能顺着他的路子走。
在那个年代，“造反”可是天大的罪过，确实吓住了一些人，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谁敢隐瞒其言行？揭高岗的种种错误，比如他没有跟毛泽东打招呼就先干起来，现在成了“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传播毛泽东说的一些话，这会儿都成了他“伪造毛主席言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毛泽东还通过这些调查证实了高岗背着他干了不少令他难堪的事，也证实了高岗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