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在加州的第一个周末我没有车用，就决定步行到最近的教堂，而不是最符合我信仰根基的联合基督教堂。这座圣克拉拉基督教堂（Santa Clara Christian Church）离我的住处只有几个街区。
在那里作完第一次礼拜，两个女孩，卡伦（Karen）和琳达（Linda）前来迎接我这个新到的访客。她俩总爱咯咯地傻笑，但很友好（就像对待访客应有的态度一样）。当我说到我刚来加州，在英特尔工作时，琳达马上就问：“你在自助餐厅吃饭吗？”我不禁一愣，这就是你在教堂欢迎某人加入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吗？我困惑不解地看了她一眼，她俩又咯咯地笑了。
好吧，不过是两个傻乎乎的高中女生，一点也不吸引我。后来我知道她在一家食品公司工作，英特尔的自助餐厅就是这家公司经营的。所以她那个奇怪的问题并不傻，但无疑让我们彼此给对方留下了不太好的第一印象。
同样，琳达当时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她觉得我是个自作聪明、招人讨厌的家伙，而她自己年长几岁，远比我成熟。我们根本算不上是一见钟情。
又是一次神奇的巧合在等着我！开始的时候我常想，只要再过几周，等我的车能开了，我恐怕就不会去那间教堂，而是找一间更贴近我信仰倾向的教堂了。同时，我开始参加这里的青年团契，而这位年轻的女士也总是在那儿。就这样，我和琳达慢慢熟悉起来。
我们几位室友都是不折不扣的单身汉，根本不通家务。不过，我们还是决定筹备一顿感恩节大餐，邀请自己在加州的几个好友。我邀请了琳达。饭后收拾完餐具，我和琳达出去散步，谈到了自己还有信仰等种种话题。
散步回来，进到客厅，我们看到杰克、鲍勃和他们的朋友正围着一个奇怪的、散发出古怪味道的东西。我和琳达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聊天看照片。她问我那些人在那儿干什么，我淡淡地说：“在吸毒。”
琳达大吃一惊：“如果警察这会儿正好赶到，我也会被抓进监牢的！”她再也不愿到这儿来了，还积极鼓动我另择新室友。
她开始积极地将我带回主的身边，还找了圣克拉拉教堂的几位女伴一起为我代祷，让我能离开这个鬼地方，而且是马上！
这只是她为这个自以为是的宾州小伙子开始漫长祈祷旅途的第一步。
我开始定期参加圣克拉拉教堂的礼拜，也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每周其它六天中的生活方式有违我的信仰。你知道，我在联合基督教堂的氛围中长大，就像今天许多主流教派的信徒一样，教堂对我们来说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牧师的布道让我们内心充满愉悦，鼓励我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教堂也主办一些很好的社交活动。这些教堂里有很多好的基督徒，就像我家乡小镇的教堂一样。但是，这些教堂并不重视讲授福音，不重视培养信徒个人与耶稣基督的亲近关系，并不强调说明罪孽和它的后果，也不强调信徒按照新约安排自己的生活。随着我慢慢领悟到福音的内容，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正在远离教义的要求。虽然我坚信自己是个基督徒，也向琳达和其他人这样宣称，但我与耶稣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内在的联系，也没有什么信心。
第二部分：见证两项英特尔最高纪录
两项英特尔最高纪录：加班与求学深造
我的职业生涯就瞄着做一名工程师这个小小的目标开始了。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我热爱这份工作。学校里没有课的时候，常常会每周工作80或90小时，总是打破我们部门的加班工资纪录。有那么几次，我的加班工资太高了，人事部门竟开始抱怨。我只是告诉他们，不管付我多少个小时的加班工资都没问题。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还用得着为此付钱吗？
我之所以接受英特尔的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要继续学习。任何全职员工只要学习与工作有关的课程并得到B的成绩，公司就会全额报销学费。
我从1980年3月开始在圣克拉拉大学就读全日制课程。刻苦攻读三年，终于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士学位。紧跟着又去斯坦福大学深造，1985年6月我得到了硕士学位。然后，我又花了一年时间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根据英特尔的报销规定（员工每周必须工作30小时），我开始了以最少的开销完成昂贵学业的旅程。虽然十五年前我就不再到学校上课了，但我相信我仍然保持着在英特尔报销学费数额的最高纪录。
我在英特尔的第一任上司是戴维·布朗（David A。 Brown）花了很大功夫来安慰我的父母。实际上，在我动身离开东海岸之前，他就给我父母打了几次电话，向他们保证：当他们年少的儿子前往加州时，“一切都会好的”、“我保证他会没事的”。英特尔是家非常体恤员工的公司，我被安排在微处理器部门的Q＋A小组工作。
上班第一天，戴维向我讲述了他要我做的事。当时他正在进行一系列质量和性能试验，他要我把晶片放进试验炉，定时作一些试验，以验证测试板的性能和这些晶片的负荷。然后再把他们放进炉子加压，再做一些试验。这些并不是我工作的全部内容，但也是我第一份工作的主要部分。
我坐在那儿听他说，并很快在头脑中勾勒出一幅非同寻常的职业目标：我要坐在桌子那边。我要成为那个决定各项试验、进行数据解释并制定下一步工作方向的人。决定做什么的是工程师，技师不过是打下手作些辅助工作。做一名工程师，这就是我当时的职业目标。
我的职业生涯就瞄着这个小小的目标开始了。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我热爱这份工作。我不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常常会每周工作八十或九十小时，总是打破我们部门的加班工资纪录。有那么几次，我的加班工资太高了，人事部门开始抱怨。我只是告诉他们，不管付我多少个小时的加班工资都没问题。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还用得着为此付钱吗？
我之所以接受英特尔的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要继续学习。既然我很清楚自己想做一名工程师，就开始了相同程度大学课程的学习。在我接到的各项工作邀请中，只有英特尔的工作时间最灵活。而且，任何全职员工只要学习与工作有关的课程并得到B的成绩，公司就会全额报销学费。
根据这项规定以及我和上司就工作时间达成的协议，我从1980年3月开始在圣克拉拉大学就读全日制课程。刻苦攻读三年，终于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士学位。紧跟着我又去斯坦福大学深造，1985年6月我得到了硕士学位。然后，我又花了一年时间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根据英特尔的报销规定（员工每周必须工作30小时），我开始了以最少的开销完成昂贵学业的旅程。虽然十五年前我就不再到学校上课了，但我相信我仍然保持着在英特尔报销学费数额的最高纪录。
就在这样紧张的全职工作和全日制学习中，我安排生活的技巧也提高了一步。根据课程的安排，我每周工作30到80小时不等。六年内，我先是在圣克拉拉大学每学期修习12…18个学分，然后在斯坦福大学修习8…10个硕士学分。这段时间，我每晚只睡4…5个小时，但头脑依然保持清醒。
这真要感谢上帝赐予我的充沛体力。通常，我早上6点半起床，8点钟到校上第一节课，然后整个下午和晚上在英特尔上班，之后再学习到凌晨一两点钟。在我利用上帝赐予每个人的最宝贵资源——时间——的时候，我变得异常自律。
我只是来自东海岸一个小型技工学校的学生，在圣克拉拉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多少有些担心。班上的每个人都比我以前见过的人更聪明。如果我不能拿到B或更好的成绩，英特尔就不会报销我的学费，这一点也让我担心。我自己无力承担这笔学费。所以只能努力学习，争取好成绩，把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的各科成绩都是A，我便认识到：只要勤奋学习我就能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成为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致辞的优秀毕业生代表，当然这需要更艰辛的努力和勤奋。
就在这段一边上学一边在英特尔工作的日子里，我在加州生活的第二项重大转变达到了（禁止）。
第二部分：见证天赐琳达 1
那个晚上让所有人都喜出望外。美味的晚餐、愉快的谈话，我们还一起玩了还多游戏。我和琳达的祖母配合得非常好。玩牌的时候，好像我俩有心灵感应一样。对方出的牌或做出的决定恰好就是另一方想要的。那天晚上棒极了，但我最后还是适时地告辞。
琳达的祖母在我身后关上门，立刻转过身来直视琳达的眼睛。这位具有深厚信仰底蕴的老人对琳达和雪莉说：“他就是那个人。”
我是1979年10月搬到加州的，几个月后便是圣诞节。那时我既没钱也没有假期回家过节。当时，琳达的父亲也不在家，所以他们的圣诞聚会也有一位重要成员缺席。最后，他们决定同情并照顾一下我这个刚从宾州来的孤独可怜的小伙子。
我受邀同琳达、她的母亲雪莉（Shirley）和祖母一起共进圣诞前夜的晚餐。一个远离家乡的单身汉很少会拒绝一次免费的聚餐，尤其是祖孙三代烹饪高手共同准备的一顿盛宴。即使当时我对年轻的琳达·苏并不很感兴趣，但我至少不会在圣诞节太孤独，更何况还有一顿美味的晚餐呢。
那个晚上让所有人都喜出望外。美味的晚餐、愉快的谈话，我们还一起玩了还多游戏。我和琳达的祖母搭档得非常好。玩牌的时候，好像我俩有心灵感应一样。对方出的牌或做出的决定恰好就是另一方想要的。那天晚上棒极了，但我最后还是适时地告辞。
琳达的祖母在我身后关上门，立刻转过身来直视琳达的眼睛。这位具有深厚信仰底蕴的老人对琳达和雪莉说：“他就是那个人。”
琳达不仅是反对，她简直吓坏了。“奶奶，他才十八岁，”她反驳道，“我根本不了解他，他只不过是个朋友。”
不顾琳达的反对，祖母克里斯汀森（Christensen）坚信她的预言。琳达很尊敬她虔诚的祖母，而且，她甚至有些担心，祖母看到了一些她自己都尚未了解的地方。随着我和琳达开始交往（比较随意但更加频繁了），她的母亲也认可了祖母的预言，“他就是那个人。”这让琳达更加担心了。有了她母亲和祖母的支持，你可以想见我肯定能赢得琳达的芳心了。不过，这个过程却用了两年时间。
我们开始更频繁地约会，琳达很快就知道我是如何安排生活中轻重缓急的了。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之外，我安排每周五晚上和她约会。我需要从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中休息片刻，周五晚上就是休息时间了。后来，她几乎每个周五都在她的公寓为我准备丰盛的晚餐。她会问：“干吗不出去吃？”我的回答是：“我太喜欢吃你做的饭了。”她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我是真的赞美她的厨艺呢，还是为了省钱而不愿带她出去吃饭。其实二者兼而有之。
除了每周五晚的约会，我们每个周日都会在教堂见面。她经常在周日下午做饭，然后我就在她公寓里对着一堆书学上几个钟头，而琳达则去享用她期待了一周的午睡。然后我们一起去教堂参加晚祷，再分手道别，直到下个周末再会。不见面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聊上一小会儿，但也就是打个电话而已。电话内容经常只是“很忙，没时间，但想打个电话让你知道我在想你”。很多年以后我们常就那段日子开玩笑，“我们把一年应当完成的约会拉成了整整三年”。
有一次，琳达周四晚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跟她见面。她和别人有了争执，想找个人说说。我为人那么灵活、和善，便说：“当然可以！明天没有考试，要做的工作也做完了。”那天晚上，我花了很长时间和她谈论她和父亲之间的纠纷。我们在一起呆了一段时间，又谈完了整件事情，她的心情好多了。
那天晚上我们道别的时候，琳达问我第二天也就是周五晚上我们惯常约会的时间干些什么。我马上说：“抱歉，你已经用掉了这个晚上，明天晚上我需要学习。”琳达大惊失色，生气至极，对我深感失望。 她的女伴们每周都和男朋友相聚四五次，甚至六次，而我现在却剥夺了她每周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