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享有盛名的美学家、北大著名教授朱光潜在《人 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深感渺小，“渺小到值不 得注意”。他特别讲到抗战胜利后，本来抱定了十多年前初到北大时的简 单志愿，就是把书教得好一点，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 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子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 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 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 章。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 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 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 时的毛病加以指责。”（杨静远：《写给恋人》232 —233页）
我们试看朱光潜当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见解错误”的文章， 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 《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指责常常是严厉 而不留情面的，他认为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于最高当局，直言“已往官场贪 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 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 俑”。指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党羽，在所 谓‘小组织’上钩心斗角，分布爪牙，垄断选举，垄断中央政权，垄断地 方行政，挟其徒众的势力迫胁中枢，抨击异己”。
他批评权贲“强奸民意，垄断政权”、“操纵金融贸易，吸民脂民裔以 自饱”，已经到了 “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却“姑息养奸”。他因此主张 “多杀几个”贪官污吏，“而且杀就要杀到底”。虽未点名，权势熏天的二 陈、孔、宋之流却已呼之欲出。
他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 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 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 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 《文学杂志》等。历经岁月的磨洗之后，我们确实已看不出这些“胡乱”写 的文章中到底有什么错误的见解。要说错误，就是他自己在检讨中已指出 的：“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
识。”（《朱光潜全集》第9卷—53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993年版）
所以他要急于表白，急于自我否定，目的都是要向“革命意识”靠拢。 在他之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49年8月31日写下的《我参加了北平各 界代表会议》文中，开始了自我否定、自我检讨，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费孝通是 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的文章，“掲发” 了他自己在大变动前夜的许 多表现：
“旋又＇I946年＇通过当时国民党大官吴文藻的关系，再度去英国活动，回国 后，极力颂扬英国的工党政治，唱出了一连串修正主义的理论，企图反对当时共 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到了 1947年，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人民革命的 胜利基础业已奠定，中间路线遭到破产以后，他在政治上更加摇摆，接受反动派 的拉拢，应卫立煌之请去东北‘讲学’，并在‘新路’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毒害 青年。”（《朱光潜全集》第9卷537页）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费孝通的变化之快，1950年他的这些 检讨性质的文字就结集成了《我这一年》。
还有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这位学者、翻 译家当时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与政治始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虽然 1948年他曾列名被叫做“新第三方面”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1949 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他就 置身在游行欢迎的行列中。从此，他开始适应新时代，投入了认真的政治 学习之中。《写于文代会开会前》是他诗意的表态，也是他内心的独白： “我个人，一个大会的参加者，这时感到一种深切的责任感：此后写出来的 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的新社会负责，有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 时认明一种严肃性：在广大的人民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 听到一个响亮的呼声，‘人民的需要！ ’如果需要的是水，我们就把自已当做极小
1949早：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165
的一滴，投入水里；如果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当做一片木屑，投入火里/ （《批 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401页）
不能简单地断定他们当年的检讨就是没有诚意的，包括朱、费他们在 内，还有冯友兰、贺麟、钱端升等大批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纷纷检讨。不 能光用政治或精神压力来解释，其中确实也有他们真诚地自我反省的一 面，认为自己过去一无是处，在暴力革命大功告成、改天换地之时，读书 人有这样的念头也不是特别奇怪。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并不相同，潜藏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种细微的复杂性也往往很难洞察。从朱光潜的“自 我检讨”中，我们就可以读出其中的虔诚，他表示自己以往处在国民党的 蒙蔽宣传之中，对共产党的认识极端模糊隐约，直到北京解放，才开始了 解共产党：
“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 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那种大无畏的精 神。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 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 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 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 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机。这是我最感觉兴 奋的景象。
其次，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的书籍，像《共 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之类。 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
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 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我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 离现实的见解褊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我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 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成为一个完全无用
的人。”（陆耀东：《冯至传》229 — 2如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从沈从文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经过无比痛苦的蜕变之后，他
166
也在诚心诚意地向“改造”之路迈进了。1949年9月20日，他的精神危 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他写信给张兆和：“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 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见或成见忘掉。” “大家说 向‘人民靠拢’，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 一在从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 相似。可是我已明白当前不是自己要做英雄或糊涂汉时代。我乐意学一学 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朱光潜全集》第
9 卷 537 — 538 页）
如果说此时沈从文所说的“改造”还有些抽象、模糊的话，那么他20 世纪50年代初到四川参加土改时的家书中就写得明明白白了。1951年10 月25日出发前他曾这样写：“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 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 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
情”。（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ie3 一 l6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I〃6年版）
11月8日，他信中说要真正做“一 个毛泽东小学生”，“因为国家实 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 出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共 产党在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实 在是无所不至……三，要努力工 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 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 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 ”
（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I67页）
“检讨”、“改造”成为一个时 代的主题词不是偶然的，一方面 检讨风气的形成是必然的，这是 “延安整风”的历史延续与放大；
另一方面，许多已然作出历史选 择的知识分子急于脱胎换骨，表
沈从文像
沈从文留茌北大，等待变化，他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 说更多的是为了家人。
1949旱：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167
明心迹，也是检讨之风弥漫的一个重要或者更为根本的原因。自古以来， 中国文人都有效忠朝廷的习惯，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没有什么变化。追寻 他们内心的轨迹，在天下定于一之后、在开国气象中，这样做的人总是多 数。宋云彬日记有过许多真实的流露，他对“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 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就很不满。1949年5月12日晚上，他和叶 圣陶对酌时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 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沈从文张兆 和：《从文家书》172页）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 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
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
中国三十年》1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
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
有进步，认i只不致错误。”（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
年》笫页）包括对一同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他几次表示“不快”，甚至 有过“吵嘴”，叶圣陶认为“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
（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丨訂页）宋云彬6月4曰
的日记中说，叶圣陶和他都有“南返”之意，“彬然则意兴正浓也。”（宋云
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丨22页）
重要的是天下已定，“主”、“客”之位已分，叶圣陶他们一行从香港 北上，烟台登岸，一路上受到盛情款待。叶圣陶日记中就几次流露出了 “主 人”招待如此周到，让他这个“客人”深感不安，大有诚惶诚恐之意。这 固然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选择的结果，也与当时整个国际上红潮滚滚的大 背景分不开的。
像张申府、梁漱溟那样，在1948年末、1949年初胜负将分之时还在 呼吁什么“和平”，就书生气太足了，用现在的白话说就是“不懂政治”。 以后，张申府被胡愈之批评以“革命先进”自居，梁漱溟被批评站在国民 党一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缘由。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现实环境都没有为
历史深处的'^1
168
“杨”、“墨”之间的另一种选择准备条件。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自称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一 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但他在抗战结束后参 与发起民主建国会，目的是要在国、共之外再造“第三种势力”。他主张 的是“不右倾，不左袒”，并不是一边倒，这一点在他执笔的《平民》发 刊词中可以看出，在他的《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中也可以看 出。他说：“中国的平民，向来不爱过问政治，认为政治只是那些大人先 生们争权夺利的把戏。但是大人先生的争权夺利，无论是和平榨取，和平 分赃，或是暴力抢夺，军事斗争，结果被牺牲的总是多数平民。当前的内 战，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因此他提出：“我们愿以纯洁的平民的协力，不 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宋云彬：《红
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130 —131页）
他的转向可以1948年1月1日在《华商报》发表的《乾纲重振》为 标志，当然这也是国民党“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结果。在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