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乙三接着又补充说：通化将是皇室躲避战事的最好地方。那里山连山，山靠山，日本关东军还在山里修筑了地下工事，规模不小，如同地下长城，固若金汤。将来一旦需要，日本天皇陛下也要到那里去。
最后山田乙三强调说：考虑到时间紧迫，皇帝应尽快收拾行装，立即出发。
这一突如其来的军事命令，又是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向溥仪宣布的，使溥仪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需要弄明白的。当傀儡的，从来就是要听主子的。
溥仪原以为，日本皇室会对他有个妥善的安排，这也是他一贯忠诚日本天皇应该得到的回报。但万没想到，一道日本命令，就要送他到深山谷底去逃难。他有些茫茫不知所措。
溥仪在其惶恐之余，又再三掂量了一下他面临的战争形势和他自己的失落处境，他还得意地认为，远离战场不是坏事，还有可能在通化和日本天皇会面。最后，他依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命运、前景，牢牢地和日本皇室绑在一起，愿和日本皇室共同克服来自北方的压力。
当然，多疑的溥仪对日本军方的安排，也不是毫无戒心的。戒心何用？他自己的命运早已攥在日本人手里，如不从命，只能是自寻死路。可是，倘若日本战败，自己岂不是跟着日本往死路上走吗？但他考虑到在伪满洲国那些年，没干什么好事，还曾为日本侵华势力欢呼助威，罪不可恕，已经没有弯子可转了。事到如今，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南下“无门”、北上“无路”，与其说留在长春不走，让东北老百姓打死，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听从日本关东军司令的一切安排。
于是溥仪连夜将多年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装在几个箱子里，准备离宫。
兵败如山倒。此时，皇宫之内，已经乱成一团。除少数禁卫军外，全部日本人拉家带口离开了皇宫。宫廷里的一批大官，除少数无处藏身的，大部分都已溜走。也有不少人表示要在宫内留守，实际上，在溥仪离宫的时候，他们早已逃之夭夭。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9）
为便于出逃，皇后、贵人、溥杰夫妇、溥仪的妹妹、妹夫、几个格格和侍从佣人，在溥仪离开皇宫之前，先行去了火车站，并登上了溃逃的专列。
夜至11时半，溥仪才从宫内退出。他和往常一样，仍然乘上他那辆皇帝特用的红色大轿汽车。另有三辆大型汽车随同护驾，一起直奔火车站。
溥仪一行登上了列车最后一节“展望车”时，列车开始启动，直奔通化。
往常，溥仪乘坐的是红色专列，并挂上一节展望车厢。在登车之前，要有三军武装仪仗队送行，还要有军乐队伴奏助兴。而今这列溃逃的火车，不是红色专列，而是普通的硬座列车。而且，车上车下一片狼藉。站台上和列车上全是日本人。孩子哭，大人叫，一派逃命景象。这时，溥仪才感到有些害怕，似乎末日即将来临。
火车到达通化之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为稳定溥仪情绪，特到“展望车”厢内给溥仪打气。山田跟溥仪说：日本皇军在北满正和苏联入侵军队进行着激烈战斗，而且皇军已经取得了赫赫战果。他还向溥仪通告说：为了皇帝一行的安全，火车在通化稍停后，立即开往临江县大栗子沟去。
临江县大栗子沟确实是一个十分安全的战时避难所。此地南临鸭绿江，三面有青山环绕，地面宽阔，空气清新。山下一排排崭新的平房住宅，整齐素雅，设备齐全，却都空无一人，像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选定此地，成立皇帝的临时“行宫”，安营扎寨，再好不过。至于这些房屋和设施，是供日本侵略者干什么用的？这帮皇室人员，谁也没有兴趣过问，谁也问不到。
秋风秋雨，气氛凄凄，溥仪心里的想法很复杂。他踌躇、忧郁、徘徊。这次离开皇宫，他所遇到的苦和难，都可以从容地挺过去。但在大势已去、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他拿不定主意，七上八下的猜疑，使他有些挺不住了。如今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只丧家之犬，在中国他是找不到任何一个怜悯他的人。而日本王室还会管他吗？一个毫无代表性、被历史淘汰的人物，还有谁会多看他一眼。他很悲观。
溥仪睡过一夜之后，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使他又从一个难以稳定的情绪中，出现了点可以寄托的希望。他看到日本关东军的陪同和日本警卫，对他仍然十分恭敬，使他又觉得日本对他，并没有因为战争失利而三心二意。于是，他便自认为，日本还是要用他的。他便决心，不动声色地走一步、看一步。
一种莫名其妙的幻想，使溥仪由悲观转为乐观。
两天之后，即8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陛下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受日本支持的满洲国已将不复存在。为此，一、皇帝溥仪应立即颁发一份退位诏书；二、溥仪皇帝一行立即安排乘飞机去日本东京。
溥仪听后，吃惊之余，觉得日本还没对他置之不顾，他立即向东方跪倒在地，连声大呼：“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先考。”似乎他没守住江山，在向东方忏悔。
日本已经投降，它作为发动战争的战败国，必然要接受国际法庭的制裁。作为一个被利用的傀儡皇帝，也难逃罪责。
下一步该怎么办？溥仪依然是茫茫不知所措。宣布退位，并非难事，他已有两次退位的经历。可这次退位和过去的退位不同。如果说过去退位，只要皇上离开紫禁城，谁也不予追究。而今不同的是皇上也犯有战争罪。他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犯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这一罪责，该如何向历史、向人民交待，是溥仪面临的一个想逃脱也逃脱不了的大问题。
逃？逃向何方？这个问题在宫内众臣之间分歧不小。有人表示仍应依靠日本皇室，与其共存；有人盘算着和国民党要员搭上勾，寻找一条巧妙的好出路；有人自知罪孽不小，难逃罪责，只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而溥仪仍然把宝押在日本人身上，多少年来，他听命于日本；事到如今，溥仪想离开日本，也寸步难行，于是，他只能继续听命于日本人的安排。
正当溥仪已经想通，把希望继续寄托在日本身上的时候，日本关东军送来一个通知，要溥仪带少数人，次日动身，经通化乘大飞机，前往日本。
溥仪即将和家人分离，免不了出现一些惜别的悲痛场面，但溥仪仍然十分坦然地认为，去日本，是他的愿望。于是，溥仪便嘱咐家人，条件一旦成熟，他立即会派人来接他们。
当晚，溥仪只整理了一个装有不少金器珠宝首饰的小皮箱，准备随身带走，并嘱咐在大栗子沟的其他金银财宝也将运往日本。
次日，随同溥仪离开大栗子沟的共十三人，计有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溥仪的三个侄子，一个随侍、一个医生。还有包括吉冈安宜在内的四个日本人。他们一行乘火车直往通化机场。
溥仪离开皇宫后，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下，已与外界隔绝。外界发生什么变化，他毫无所知。他对世界大战的总趋势，更是朦朦胧胧。当他们从大栗子沟去通化机场时，包括几个日本人在内，对战局的发展，全都毫不了解。他们只知道，在沈阳将有一架飞往东京的大型客机等着他们。他们为此很高兴，很自豪。
溥仪没有自知之明。他无视大势已去的窘境，还仍然铁了心地听从日本关东军的安排。而且，当他得知日本天皇在东京要见他，又受宠若惊。其实，有谁还会看得起你这个傀儡皇帝，不仅战胜国对他十分藐视，连日本朝野也不会把他当人看。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0）
随行的几个日本关东军也都不识时务。他们满以为，以护送溥仪为由，可以逃避战争的罪责，早日回国，免得被战胜国打死或俘虏。实际上，他们早已成为丧家之犬，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不论是傀儡皇帝，还是丧家之犬，他们都已经成为中国土地上的一群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这两撮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是，尽快飞去沈阳，换上大飞机，飞往东京。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沈阳机场在几天前，就已被苏联军队占领。
溥仪等人在大栗子沟接到要他们到沈阳换大飞机去日本的通知，只不过是苏军和日本战俘将领达成的一个协议，设圈套把溥仪等人从山沟里引出来的一个手段。
溥仪一行飞到沈阳机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是，静静的停机坪上，有大量的苏联军用飞机，排列有序，已经看不到一个日本鬼子。不多时，从候机室走来了两个苏联军官，并登进机舱，向溥仪等人下命令说，要全体乘员都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
这时，溥仪才醒悟，换飞机去日本是假，变成苏军的俘虏是真。
溥仪等人被押送到候机室，谁也不知道，苏联军方将对他们如何发落。不多时，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苏联将军由停机坪走进了候机室。
这位苏联将军威风凛凛，却又随和地通过翻译说：“我奉命将把溥仪一行人送往苏联。”
这时，一位日本关东军头目大胆说：“我们和溥仪等人要回日本去复命。”
对此，这位苏联将军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这道军令，使溥仪想起当年冯玉祥给他下的军令。那道冯氏军令，只不过是自己被撵出紫禁城，还允许自己去选择一个住处。而今苏联的这道军令，却意味着，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时，溥仪才感觉到，已经没有退路了。原来去东京的设想，已成泡影；原打算偷偷摸摸地到国外找个地方隐居的设想，也成了问题。前景如何？是老毛子的阶下囚？还是和日本战犯一样流放北疆，还是杀头？他自己也弄不清。为此，他深感沮丧。
没有多长时间，苏军将四个日本人留下；立即安排溥仪、溥杰等人专乘一架飞机，直飞苏联边城赤塔。
从此，溥仪等人在苏联就呆了近五年。
五年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溥仪他们才有机会被引渡回国。
我和陆曦把溥仪和溥杰等人引渡回国后，立即把他们送往抚顺。虽说我们的引渡任务已经完成，但对溥仪等人刚开始的这段崭新生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转报的材料，一直在不断地密切注意观察。
对溥仪等人的教育和改造，应该算是在思想领域中，新旧思想，进步和反动思想的一番大斗争、大革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组织好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
谁都知道，思想最反动、最落后、最反共的，莫过于日本侵华将领、莫过于死心塌地做日本傀儡皇帝的溥仪等人。如果这些思想落后、反动的人，真的能够转变思想，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有认识、有思想的新人，确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是，事情就是这么令人惊奇。首先，溥仪、溥杰等人在抚顺战俘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到抚顺的时候，溥仪等这批伪满洲国战俘，也有不少牢骚。有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有人埋怨自己投错娘胎，而溥仪则属于后者。溥仪不时地在埋怨慈禧太后，不该让他当皇帝。溥仪说，由于他自幼就当皇帝，则弄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初，溥仪自认为智商不差，不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比胞弟溥杰差。他当上了皇上，就把自己封在了一个不通风的罐子里，什么也不学，什么也都不需要学。任何事都会有别人替他去办。从而他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不懂。别人为了维护皇上的权威，也不敢教他、也不便教他。于是，他只能长期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因而他的社会知识和生存能力，已和溥杰拉开了距离，已远远地落在他胞弟的后面。
溥仪被俘到苏联后，当他的侍从全离开他的时候，他“傻了”。他自己什么也不会，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其实，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把自己摆在一个养尊处优的位置上，致使自己在吃、穿等小事上不会、不懂，也不足为奇。他一辈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谁也不会怀疑皇上不会这不会那。他一旦运气不顺，变成了阶下囚，可就露馅了。这样的事实，世上何止溥仪一人。可以这么说吧，能当皇上的人、或者是被人歌功颂德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思维、机智和能力上都超过常人的人。
抚顺五年的学习与改造，使溥仪从个人生活到思想觉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后期的学习考察和参观访问，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使他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他看到了新中国、新人新事的一些重大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重大成果，也使他认识到自己投敌卖国、给祖国造成的伤害，对中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思想改造越深化，溥仪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厉害，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