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更准确地说，我见到的是周静的女儿小琳，因为去年小琳生了一对双胞胎，孩子还小，周静得在家里照顾，腾出女儿来为我们的聚会摄像。周彦为了这次重返北大荒而刚刚买的一台索尼的新款DV摄像机，没有人会用，只有小琳会用，所以，小琳来了，周静没有来成。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错过见面的机会了。第一次，是在22年前，1982年的夏天，我大学刚刚毕业，和作家梁晓声、诗人郭小林等人组织的北大荒回访团，回了趟北大荒，回到阔别8年的大兴岛。当时，周静还在那里的7队当老师，没有像妹妹在知青返城高潮中一样回到哈尔滨。没有回来的原因很简单，她在1973年就早早地把自己嫁给了7队当地的坐地户，一个老实可靠的康拜因手。然后，是连续两年生下了两个女儿，1974年生下老大小颖，1975年生下老二小琳。周静读中学的时候，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读书，写作，一直是她的梦，却因为婚姻和孩子的拖累，那年已经考上了大学也没能上成。也许，正是因为文学一直蛇一样缠裹着她，在她的心里吐着信子暗暗地作祟，那年我回北大荒的消息在大兴岛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之后，她从7队跑了18里地跑到场部，希望能够见到我。她大概是想找我切磋一下写作吧，可惜我已经回2队了，阴差阳错没有见成面。
她是1984年先到呼兰，1990年才辗转回到了哈尔滨，丈夫跟着她也辗转来到哈尔滨，康拜因开不了啦，只好干临时工，一干干到现在，颠簸几个地方，干了整整20年的临时工，就像现在年轻人里的“漂一族”一样，在陌生的都市里寄人篱下，含辛茹苦，和周静一起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周静还是一直在做她的文学梦，业余时间学完了哈师大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在哈尔滨第20中学当一名语文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夜晚回家悄悄涂鸦。去年，二女儿小琳生下双胞胎，偏偏赶上小琳的丈夫意外出了车祸，一下子无法照看孩子，周静只好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替女儿照看一对双胞胎。可能，这就是周静的命，当初，为了丈夫，她牺牲了读大学；如今，为了女儿，她再一次牺牲自己。
也许，是我和她的缘分不够，这一次又没办法见面了。看到长得很漂亮的小琳，我在想像着周静，我一直没有见过周静，只能在小琳的身上猜想她的模样。年轻的时候，她应该和女儿一样的漂亮吧？青春的轮回，总是以失去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呀！历史车轮的前进，往往是以弱者作为牺牲品为车轮前进的润滑油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是，她为什么那么早就结婚了呢？而且，又非要嫁给一个当地的康拜因手呢？也许，这样问，本身就不公平，康拜因手怎么呢？英雄从来不问来路，爱情更是本来没有原因和对错可讲的。事过境迁之后，只有我们旁观者才这样猜测和揣摩，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判断和隔靴搔痒的安慰或关心。我只是有时会悄悄地想，一个人的青春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爱情和婚姻以及生育，当然还有文学这样多少有些虚妄的梦，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滋润得充实美好，也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切割得痛苦零碎。一个个当年曾经伴随着泪水写下过的文字，成为了如今的一点点灰蒙蒙的尘埃，将岁月与人生一起尘埋网封起来，谁还会记起？她自己又还会对谁说起？想一想，没有梦的人生就像没有星星的夜空一样，是可怕的，可有了梦的人生，就一定不可怕吗？就一定能够星光璀璨吗？
现在，周静还有她妹妹一样兴致勃勃的心境吗？也愿意和我们结伴而行一起重返北大荒，再到她的7队去看看吗？我猜不透。周彦告诉我，她姐姐活到现在还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虽然回哈尔滨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却好像和城市格格不入，没有融合在一起，总还是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回忆里，生活在北大荒。我问文学呢？你姐姐还是那样的痴迷吗？周彦说，当然，那是她的一个梦，只是淡漠了许多。也是，再浓的茶，架不住时间的煎熬，几十年来，一壶水沏到这时候，茶也冲淡了许多。再美好的梦，哪怕灿若一天云锦，也会被风雨洗涤得颜色褪尽，薄如蝉翼，再也禁不起撕扯。北大荒，在那场天翻地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经造就了北大荒的版画和文学，阴差阳错地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家，却是以牺牲了周静这样许多人的文学梦和青春梦为代价的。虚妄而飘渺的文学，曾经成全了我们，却是害了她。
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袁柏林，是我在3队组建宣传队时认识的。那时，武装营成立，营部就设在3队的大道北面，营教导员是邓灿，他把我召去营部负责组建宣传队。人员基本以3队的为主，和我先后报到的，外队来的，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袁柏林。一个个头不高却很精神的小伙子，哈尔滨知青，我知道他是打洋琴的，我们正缺一个打洋琴的。我和他睡在营部的一铺炕上，天冷，就睡在一个被窝里，亲如兄弟。在大兴岛乃至建三江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演出，大部分时间来往没有车，都要在那甩手无边的荒草甸子或弯弯曲曲的沙石路或泥路上走，都是我和他走到最后，我和他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用一个木棍抬着洋琴盒，路远无轻载，走的路长了，洋琴盒便显得很沉。大概是因为我总和他一起抬洋琴盒，让他觉得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有人在帮助他，所以他一直都很感谢我。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大爱讲话，我们彼此之间交流得并不是很多，大多时候都是默默地走，但在夕阳下或在月光中，乃至在细雨蒙蒙或飞雪飘飘中，洋琴在盒子里似乎和我们彼此的心一起在唱，我们都感到很亲近。
那一年，武装营的宣传队要解散了，我分到场部当老师，他留在3队干农活。分手的那一天，他送我走到3队的大路口，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1974年，我离开了北大荒，我到3队和他告别，留给他我家的地址，对他说，如果以后到北京来，到家里找我。分手的时候，他又是到3队的大路口送我，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我们再也没有了音信。谁想到，竟然在今晚的聚会中见到了他。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能够再见到你，我一直在找你。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心动。我在问自己：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找他吗？真的，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惭愧。人生匆忙和烦扰中，让我遗忘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记忆如同一件漆皮脆薄的家具，经不起时间的磕碰，斑驳脱落的，却往往是我最应该珍惜的呀！
他又对我说：我把你这些年出的书，在哈尔滨能够买到的都买到了，我家里摆着你的书有一排。
这话让我感动，便越发的惭愧。
然后，他又告诉我：1982年秋天，他旅行结婚到了北京，怎么那么巧，到了北京的第一天，买了张《北京晚报》，因为他知道我写东西，是想看看报纸上面有没有我写东西，怎么那么的巧，那天的报纸上正好登载着我写的一篇散文《北大荒归来》。那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写了那篇感想。真是阴差阳错，不是早一天，也不是晚一天，就在他刚刚到北京的那一天，北大荒和我的名字一起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也觉得是他和我的缘分。按照我留给他的地址，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找到我原来家的地方，而我已经搬家。
我一直打听你，都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才又见到你，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理由
他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我知道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他说的话是出自真心，并非是过年话，虽然，这样的话，我是受之有愧的。我不知道，有时一个人看似的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对我评价，我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在北大荒，那是一段我狼狈不堪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得起我，但是，就是这样，在袁柏林毫不做作的言辞中，他的真诚，他的怀念，让我和他都彼此感动，让我感到那段日子并不都是轻飘飘的而有了些许的分量，让我感到被人惦记着的快乐，以及给予别人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快乐。其实，我也知道，虽然他总是默默地，却一直无言地给予我许多安慰和支持，我对他说，你的友谊我一直都没有忘。其实，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惭愧的，因为我毕竟并没有一直没有忘。
北大荒，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却因有袁柏林这样善良而注重感情的人存在，也是值得回去一趟的啊！我再一次想起在火车上曾经想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重返北大荒？也许，袁柏林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最平实却也最结实的理由。历史的沉重，让往昔的天空布满一片阴霾，但是，真挚的情感，哪怕轻如一茎羽毛，却能够浮上天空，现出一点亮色，让那阴沉沉的空中透明一些。时间毁灭一切，回忆却将那已经消失的一切搭救出来。
那一晚的聚会，一直到夜色阑珊。走出餐馆，街道上的行人已经很少，深夜里寂静的哈尔滨，松花江边正在准备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晚风中，乐器调音和麦克调试的声音，正在从远处隐隐传来，嗡嗡的，像是蜜蜂的声音，那样的轻柔和动听。我的眼睛里一阵湿润起来。
我们乘坐的车子开走了，回头看，我看见袁柏林还在餐馆门口那里站着。车子开远了，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男人之间只需家常的粗茶淡饭
我是一定要找赵温的
很多人知道。没错，到了建三江，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赵温。
1982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在建三江，也是如现在一样，一切安排好，服务员把我引到宾馆的房间，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建三江的朋友就对我说：告诉你两个事，一个是赵温已经从大兴2队调到了建三江粮食加工厂来了；一个是你们原来2队的队长因为喝知青的血贪污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工作组长得癌症死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简直是22年那一幕的重演。我刚进房间，也是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房门敲响了，进来一位建三江的老朋友，见到我寒暄没几句话，就告诉我：赵温不在家。他早好心在我到达建三江之前就替我找赵温去了。
我的心一沉，莫非他到外地去了？来人对我说：他儿子说他去看庄稼了，说完又补充道：他承包了几百亩麦子地，现在正是要麦收的时候，他儿子说他在麦子地边搭了一个窝棚，夜里就睡在那里，看庄稼呢。
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外出，还在建三江，麦子地再远，也是能够找到他，能够见到他的。只是，我在心里悄悄地算了算，他早已经退休了，今年大概是70岁的人了，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住窝棚看庄稼，真是太辛苦。他有两个儿子，都干吗去了？
来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大了，结婚了，他原来在粮油加工厂的房子给了儿子住，他和老伴儿单独在加工厂旁的棚子里，四周种的都是菜。他是闲不着的人。
为了孩子，为了家，当父母的从来都是为儿孙当马牛。
来人又告诉我：我已经告诉他儿子了，说你来了，让他儿子去找他，他承包的那块地整得挺远，看他今晚上能不能赶回来。
想起上次到建三江，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他搬来不久的新家去看望他时相见甚欢的情景，还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晃22年过去了，一切真是恍然如梦。
我和赵温的友情，要上溯到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
想想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吧。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一年，在北大荒，我21岁。全因为看到队里的3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3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3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做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