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搅讼艨恕；氐骄陨绞保抵斓滤且训搅四裕颐窃谀曰崾Α＜舳酥骸睹蠖肓直敕锤锩诺亩氛罚贝泄霭嫔�1997年11月版，第106页。
再说朱德，在南昌起义后，于1928年1月又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湘南暴动。3月29日，在湘、粤敌人重点夹击下，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30日，由湖南耒阳县鳌山庙向安仁县华王庙进发。31日，离开华王庙，兵分两路攻打安仁县城。4月1日，进驻安仁县城。4月5日，率部队由安仁县城出发，经罗山苏古骑、狐狸冲、神州河、樟桥，进入茶陵湖口圩，到达酃县沔渡。4月8日，陈毅率领郴县县委机关干部和湘南特委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宜章农军和农七师第三团，共4000人左右，经鲤鱼江、木银桥，到达资兴县城，然后向东进发。由于队伍非常庞大，其中既有白发的老翁，又有小脚的老妪和许多拖儿带女的妇女，所以行军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二三十里。加上还要同追击的敌人战斗。因此，直到4月22日才到达酃县沔渡，与朱德会合。
而毛泽东在4月5日至11日，率领部队先后在桂东、汝城、资兴、宜章等地，20日便离开酃县到茶陵。在此期间，朱德虽然也曾到茶陵，但未到茶陵县城，是从茶陵湖口圩到酃县沔渡的。
时至4月24日，何长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二团先回宁冈砻市做两军会师工作。26日，朱德和陈毅带领直属部队到达砻市，住在位于砻市镇西北1公里处的五虎岭南麓龙江河畔的龙江书院。
龙江书院，建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名胜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569页。；另一说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维东等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8页……砖木结构，倚山而建。全院共9个厅，18座天井，并建有文星阁、明道堂等，占地2000平方米，为宁冈县（今龙冈县）古建筑之一，是湘赣边界江西宁冈和湖南酃县、茶陵三县的最高学府。其中的文星阁，是三层楼房，在龙江书院内是中心楼。
4月28日，毛泽东率一团从湖南茶陵回到砻市，住在刘德胜药店。他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放下行李便在何长工等的陪同下去会见。
对上述情况，何长工是知情者和见证人。1928年4月，何长工是毛泽东与朱德会见的联络人之一。他回忆说：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第一团回来了，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到来时，朱德赶忙偕同陈毅等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左边是陈毅。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何长工：《伟大的会师》，《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67～71页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他也是毛泽东与朱德会师的见证人。1989年，他在《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一文中，从见证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他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委派何长工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相机也同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何长工和我当初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我们俩又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接受任务后，曾先后两次下山联系，三次见到朱德和陈毅等……
何长工虽有两次下山，三次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但都不能称作会师。第一，何长工是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任务很明确，去寻找朱德、陈毅及其部队的。我从未听何长工说过他是会师的代表，而且还有这么几次会师。既然历史如此，后人就无需再委加其任了。第二，如果把同朱德、陈毅等的会见和其部队的偶然相遇都说成是会师，那么，这种会师就不下五六次了。因何长工第二次下山，还带部队于资兴一带见到了朱德所部第七师。毛泽东率一团在资兴的龙溪涧与萧克独立营相会，随即分手。倘若把时间往前推，即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南去八面山时，经遂川大汾突遭敌民团袭击，其中三营由营长伍中豪率领继续南下，不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后收容下来的部队会合，并得到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充。不久，一团团部和一营占领茶陵县城后，于10月中旬又返回茶陵的途中再次同他们相遇。像这样见面即会师，会师即见面，是否把会师这一严肃而重大的军事行动理解得太简单，太轻率了。以此类推，那这会师也就太多了。第三，第二次下山是由毛泽东、何长工分别率部去迎接并掩护朱德、陈毅及其部队上山的，故当何长工与陈毅在彭公庙偶然相遇后，毛泽东就派人指示他速返井冈山，以提前做会师的准备工作。如果毛泽东说：何长工，你那儿会师完了，赶快回来再准备会师，这岂不成了笑话。因为会师的目标地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井冈山，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所谓沔渡会师，也是查无实据。当时的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虽也见过朱德、毛泽东，但他从未得到过朱、毛在酃县沔渡会师的打算和消息。如果朱德和毛泽东拟在沔渡会师，当朱德率部先抵沔渡并从何长工那里知道毛泽东率部正在其身后掩护他们的时候，我相信，朱德绝不会不等毛泽东而匆忙离开沔渡，因为那样做，对与毛泽东会面渴望已久的朱德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
何长工4月24日返回井冈山，大约两天后，朱德率直属部队上了山；大约又晚两三天，毛泽东率一团、朱德所部主力部队也都分别赶到井冈山来了。因此，朱德、毛泽东及其所率部队正式会师的时间应该是4月28日左右，或者说就是1928年4月底的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这天天气很好，砻市披上了春日的盛装。翠绿的井冈山碧清如洗，充满生机，显得格外巍峨壮观；稻田葱绿滴翠，在春风吹拂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暖暖的太阳高悬苍穹，照得溪水粼粼闪光，照得林中的鸟儿亮声歌唱。干部战士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欢声笑语，喜泪涌流，宁静的山中平原显得十分地热闹。就在这宁冈砻市，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会师了！陈士榘：《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何长工和陈士榘都是知情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都说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的时间是1928年4月28日，其地点是江西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
然而，长期来，许多著作记载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是在湖南酃县沔渡。对这种说法，张平化和周里均表示不同意此说。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湖南酃县石洲乡人，在1927年11月至1929年冬，曾先后任中共酃县第二区（东区）区委书记、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中共酃县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兼酃县赤卫大队党代表，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见过毛泽东和朱德。笔者采访他时，当提出毛泽东于1928年4月是否在沔渡与朱德会见时，他肯定地说：“没有！”他还说，“1928年4月，毛泽东如若在酃县沔渡会见朱德，我不可能不知道。因为那时我正在中共酃县县委任职。”
原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周里，是酃县策源乡人，在1928年2月至1929年初，先后任中共酃县特别区委委员、中共酃县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曾组织领导3000多农民举行酃县“三月暴动”。笔者采访他时，他对毛泽东与朱德在沔渡会见之说，同样持否定态度。他说：“毛泽东和朱德到酃县的时间以及重要活动，我们县委的领导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在沔渡会见，我们肯定知道。所谓毛泽东与朱德在沔渡会见之说，纯属误传，显然是把某些部队的相遇误传为毛泽东与朱德的会见了。”
游击战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初期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这个“十六字诀”，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档案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辞典》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中国工农红军创立初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为适应当时的形势，1928年5月毛泽东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初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开始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马洪武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档案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78页。
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的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来的。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52页。
另一种说法认为，“十六字诀”是朱德首先总结概括的。冯建辉撰写的《我国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的历史资料与分析》一文，就是这样记述的。
其实，“十六字诀”最早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朱德首先总结概括的，而是由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的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
张世熙（1894～1929），江西万安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6月任中共江西万安县委书记，11月参与领导万安农民暴动成功，建立了县工农政权，影响甚大。1928年6月，他作为江西党代表之一，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7月12日，应邀到列宁格勒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据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记载，张世熙在共产国际列宁格勒大会上作了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长篇报告，其中提到万安暴动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见《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1986年《军史资料》第4期。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其中写道：
我们3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6页。
从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与张世熙总结概括的“十六字诀”来看，在文字的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含义是基本相同的。然而从其提出的时间来说，张世熙提出“十六字诀”比毛泽东早10个月，因此，应被视为是最先提出“十六字诀”的人。
“十六字诀”，虽然是张世熙首先提出来的，但毛泽东、朱德等对总结概括和完善“十六字诀”，无疑都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显然，“十六字诀”的提出和形成，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红军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谁伪造的（1）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