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内地的工程师、医生等会不会大批来香港执业，影响他们的饭碗？孩子在香港的大学念法律，出来后是不是能当律师？香港是不是还沿用普通法？等等。都是关乎在一个国家里，另一种制度能否保持下去，以及与资本主义有关的生活方式能否保持不变的根本问题。
回归8年来，香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冲击，如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非典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等，我们开行政会议做有关应对决定时，感到难度都很大，但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回归过程中经历的困难大。当年大批的人不惜变卖家当移民到国外，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说明当时想像的困难肯定比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大得多。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护照、钞票和学历是否被认可了，很多移民出去的人又纷纷回来了。如今经济复苏和转型的问题、失业的问题等，也都是可以解决的。社会事物往往如此，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不一定会有解决办法，但只要持之以恒去做，就一定能够解决。
您如何自我评价过去8年中作为行政会议成员的表现？
作为一个服务社会的人，评价一是应该由别人做，二是应该在将来做。作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我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在基本法中有一个特定的角色，我本人和其他行政会议的非官守成员，都是本着从香港全社会和我们国家最大的利益出发，着眼点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人的。在此前提下，尽最大能力提供最好的意见给行政长官。
社会上的利益关系是多元化的，所以经常有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香港有一个说法，某一个决定如果能得到社会上一半人的支持，就已经很好了。
您为CEPA的诞生奔走多年，该协议签署以来您又多方大力推动。在实施一年之后，您毫不客气地批评“香港政府的推动力远远不足”，内地省市部门“仍保持保护主义”。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是英国专业服务的主要市场，英国人关心的只是怎样多向香港出口专业服务。那时英国当权者从来没有想过协助本港专业服务出口到其他地方。因此，我希望两地政府官员打破旧思维，在推动专业服务进入内地市场方面，“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些”。
我曾在北京看到一些情况，令人心酸。那是北京奥运投标，别国的专业团体代表，是由大使馆商务参赞带着去拜访内地有关单位的，以显示政府对专业人士的尊重和支持。但香港特区政府只会做一般的事，不会带业界人士一起出访，他们好像很忌讳这样做。在外国也经常看到，如果美国总统知道中国要购买波音飞机，他便会和有关公司高层一起推动，丝毫没有忌讳。即使是发电厂、农产品，只要有需要，他们都会帮忙推销。但特区政府没有这个传统和文化，至今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改进的地方。处理得好，对香港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香港还没有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只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货柜港而已，因为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伦敦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航运中心，可是没有码头。码头业与航运业是两码事，码头业主要是搬运，而航运业是提供服务，是不同层次的，产值也不一样。伦敦做什么呢？做所有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从船舶的买卖、租赁、融资、保险、中介及其相关的法律服务等。所有这些，香港也都很有条件做。香港教育水平较高，有很好的专业人才和制度，有基础发展与航运有关的专业服务，包括法律服务等，但遗憾的是到今天还没有做起来。香港土地少，价格高，长远来说怎样与盐田、蛇口港竞争？今天尚有的竞争优势，主要是由于内地对我们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司机能够开着香港的货车到内地，但内地司机不能开着车到香港提货。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朝专业服务提升。我们搞工业，一百万的订单，七八十万要从外面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我们能赚到的不过20万；而出口100万的专业服务，纸张、计算机等耗材加起来只几万，90多万都进了香港人的口袋。
CEPA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但并不一定水到渠成。CEPA是在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独立关税区之间实行的，两地的法治也有很大差别，政府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现时内地不少专业事务所与政府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地政府仍有一种保护思维。比如要求香港估价师须在内地注册后，具一定经验才可开设估价师事务所。但香港估价师在未注册前，根本不能在内地独自执业，也就无法积累经验，这岂非令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在内地开设事务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特区政府出面协调才能解决。
香港有人提出，香港的专业人士应该搭建起一个平台，把世界上最好的专业人才及其服务引进到中国内地，而不只是推销自己的服务。您怎样看待这个意见？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并不是局限于为香港业界提供发展空间，而应站在国家的角度，建立一支以中国人为主的专业服务队伍。内地服务业比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等开放的时间晚，其所面临的竞争并非来自香港，而是国际市场。
为什么您说内地和香港的合作，是内地市场开放后应对外国竞争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组建中国人自己的金融和专业力量的惟一办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内地的一些产业和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内地金融业是开放得最迟的行业之一，而外国的金融企业往往是全球效率最高、管理最好、竞争力最强的企业。金融市场的功能，类似人的心脏，是把社会的余资，输送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部位，一如心脏把养料和氧气输送至人体各部。动物的心脏都在体内最受保护的位置，而且最不能承受外来体。
外国的金融市场，都是在本国的金融业有了主导性的竞争力之后才开放的，美、日的金融业都是以本国的金融机构为主。内地金融业开放后，是否仍以本身的金融机构为主？如果不是，总体竞争力会是怎样的局面？这是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次是专业服务。我所说的专业服务，是在香港和国际上习惯指的法律、会计、工程和金融等行业，在香港共有十几个，有专业资格的达5万多人。
内地的专业人才，还没有形成具有规模的团队，以法律界为例，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仅有几百人，而且有此规模的也只有几家。反观英国，规模较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仅在伦敦一地就有1000多名律师，全球分所30多家，律师超过3000人。在这样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内地市场开放之后，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被外国人所垄断。
我曾应邀到东北农业大省进行交流，省长的一番话发人深省：“国家加入WTO了，我们出口粮食，但美国人经常指责我们违反WTO，于是我们需要聘请一些懂得WTO规条的律师来处理。但是，在本地懂英文的律师就不多，懂WTO规条的更是绝无仅有。这令我们十分担忧，难道我们和美国发生贸易纠纷时，要到美国聘请美国律师来帮我们打官司吗？”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是在争取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较量，专业力量就是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力量。例如在国际评级方面，香港一直是俯仰由人，任何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可以今天说一套话，三个月后又是截然不同的说法。今后评估中国的企业竞争力，必须有专业服务和金融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评估整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也必须有这两个部分。
面对挑战，惟一的出路就是内地与香港专业人士携手，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专业团队，利用香港专业人士百多年来在市场化、社会化的环境下提供专业服务的经验，结合内地的专业技术，才有可能与外国的庞大事务所竞争。否则，我相信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间，整个内地的专业服务市场会被外国人全部垄断，到时香港专业界也只能俯仰由人。
您曾以水库落差比喻深圳和香港两地人流、物流扭曲的现象，您可否具体谈谈您的见解？
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以往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校以及研究机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港深和珠三角地区的卫星图挂在办公室里的原因。
深圳今天人口1000万，香港将近700万，距离只有一个小时车程，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这样规模的城市距离这么近。欧洲、美加边境上也有一些临近的城市，但规模都很小，同时工资、物价、房价等水平差距这么大的更是没有。这好比两个大水库，中间有一条坝，但两水库的水位落差大，香港由于交通需要在坝上开了一个又一个洞。单这个问题就值得研究。
其次，由于我们生产、生活所需，两地之间的往返不管是手续上，还是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上，必然会越来越方便。西部通道2006年通车，九广铁路落马洲支线到深圳皇岗两年内要通车，这将对两地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什么影响？是好还是坏，对不同阶层和界别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需要研究。从制订政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通过对发展过程中两地互动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比较长远的部署，使两地共同发展的势头更好。就像一艘巨大的油轮，它的动力很大，掌舵的人怎样稍微摆一下，调正航向，是很重要的。
由于边界管理政策的关系，两地人员、货物流通的自由度是单向的，因此出现扭曲现象。每天有大量香港居民从深圳几个口岸过关进入内地，香港货车也川流不息驶进深圳；而深圳市民则需要办通行证才能过关，广东货车仍不能进入香港。
您怎么看待在人数、人才或技能等方面，香港人才结构与社会急速发展出现错配的现状？对输入内地专才有怎样的建议？
从主观方面说，香港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上个世纪90年代，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离开工厂转到服务业，一些人转业后工资低了，有些工厂的熟练工人原来每月工资过万，但到酒店打扫房间只有8000或7000块。这个转型在社会上默默地进行，没有引起社会问题。香港有这样的文化和传统，不管我们将来需要经历多少次转业，这都是我们很大的本钱。
香港土地少，各方面的成本高，因此，不管做哪个行业，我们都必须向上爬升，侧重于那些高产值、占地面积小、成本小而且不能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必须朝知识型社会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特区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包括再培训和职业教育等，我个人是很有信心的。
同时也要看到，香港是一个有150多年历史的移民城市，香港人有今日今时的地位，与源源不断的外来人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假若以“保障本地劳工就业机会”为由，将外地人拒诸门外，不但贻笑国际，更是香港本身的损失。输入内地专才是适当做法，香港应发布清楚的信息，让内地人知道香港有哪些职位给他们申请，另外还要简化入境手续，以吸引内地人才。
您在推动国民教育和把基本法纳入学校课程方面，对新任行政长官有怎样的期待？
在美国，十四五岁学生的教科书中，已经有《美国良好公民》、《什么是外国人》等书目；反观香港，很少听到提及“国家利益”这个名词。如何增强国家观念？主观上应认识中国的历史，了解其发展过程；客观上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青年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将油然而生。
我赞成将基本法纳入中学课程。在宣传基本法方面，特区政府在电台拥有的时间不多，学校教基本法的时间很短，教材、师资也不足够，与英、美学生学习宪法相比有差距，这些都要加把劲。
您在1997年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时就是热门人选，当时您表示“第Ｎ届都不会选”。现在您的态度有无变化？
1997年的时候，我确实没有选特首的想法，现在也没有。目前最重要的，是恰如其分地做好行政会议成员的工作。
讲到“穷人孩子早当家”，香港许多人都以您作为范例。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成功之道？
我不能算成功，不过是由于公务的原因，抛头露脸多了，所以大家说起来都知道我。其实，我走过的路，跟我许许多多同学或同龄人一样。香港许多成功人士，有不少是白手起家的。念中学的时候，班上40多个同学，很多人都是走路回家吃中午饭，连自行车都没有，两毛钱的巴士都坐不起，5分钟10分钟把午饭解决了，就赶紧往回走，夏天一个来回都是大汗淋漓的，大家都一样。
正好我们出来工作时，碰上香港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比较快，在我们上面有很多空间，就硬着头皮上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