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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暗中寻找中日直接交涉之路，首先在上海打开了突破口。4月19日，黄郛、张群与日本驻华武官根本博会谈，只广泛讨论了中日大局，未言及停战问题。27日，军政部政务次长陈仪再晤根本，探询如何停战，根本暗示如中国军自南天门后撤，并解除对兴隆日军包围，停战可有希望。陈将此意转告何应钦，何遵此照办了。29日陈告根本我军已撤，要求开始谈判。但根本据关东军回电称，南天门为日军所夺，不能作为停战条件，但如果中国军队自动撤至密云、平谷、玉田、滦河西岸一线，日军攻势可以缓和。似乎中日停战有了一线曙光。
不料，这时北平和天津却又横生枝节。在天津的板垣得知上海方面情况后，感到如果停战，他的“谋略计划”将白费力气，遂于4月30日电告关东军，认为停战议和与既定国策相违。“目前华北的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唯有捕捉发动点火工作的微妙机会。……今闻日本军与中国军之间欲行妥协，实为荒唐无稽……前滦东撤军一时造成反蒋方面意志沮丧，最近古北口关东军勇敢行动已重鼓士气，亦准备在近期内我军反击适宜时，捕捉表面化机会，促进反蒋各派活跃……”《现代史资料》（7），第536～537页。
驻北平的武官永津佐比重与板垣意见不谋而合。永津久驻北平，深知中国军阀之内幕。他认为目前华北局势，虽何应钦接张学良主持军政，但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等未必能与之融洽。永津虽不属关东军，但积极支持其侵略活动，此时便跳出来与板垣同唱一调，于5月2日通电关东军指出，停战不合时宜，当利用各派分歧造成混乱，再由日本增派1个师团进逼平津，并以飞机实施威胁，即可使华军不战自退。《现代史资料》（7），第540页。
此时，关东军得到了军部允许进攻关内的新精神，遂采纳板垣与永津的意见，放弃根本博之前议，同时将前定的“谋略为主，武力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武力迫和为主，内乱策反为辅”，于5月3日下令大举进攻关内。
同日，国民党政府明令撤销北平政务委员会，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北平政整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这是蒋介石对日本投降妥协的一个重要步骤。早在上海方面接洽时，南京政府已在考虑收拾华北局势，其案有三：①起用段祺瑞，以张群、黄郛佐之；②重用阎锡山予以华北大权；③组成由地方军将领参加的军委分会及政治分会，以黄郛主其事。《现代史资料》（7）；第534页。蒋认为黄郛与日本关系较深，又非国民党，易为各方（实为日方）所接受，决定采用第三案。于是政整会便出现了。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停战交涉与《塘沽协定》（2）
黄郛出山首先于5月6～14日，在沪三次晤谈根本博三次谈话内容参见《现代史资料》（7）；第544～548页。；表明妥协意愿，探询关东军虚实，“如果中国军队撤至密云，关东军是否停止追击”。关东军答复：“务盼中国军队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为要。”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第83页。黄郛将此线理解为密云、平谷、蓟县、玉田、唐山一线，并将此意转告何应钦，何表示同意。有以上交涉为基础，黄于15日离沪北上。
此时，关东军在西线已进占石匣镇正向密云逼近，东线突破我滦河防线，向《华北应急处理方案》之规定线推进。武藤认为该是表明关东军态度的好机会（虽然仍有反对），遂于15日发表声明：“中国军队如断然放弃从来之挑战态度，由国境线（指长城线）远退，则我军迅速复归长城线。”《现代史资料》（7）；第516页。武藤声明可以视为关东军愿意停战之表示。
何应钦据此判断关东军有谈判之意，一面促黄郛尽快北上加紧交涉，一面派熊斌与永津接触。15、16两日熊斌三次访晤永津，表示愿意按日方要求，西线撤至密云以南，东线退至芦台、宝坻，但日军不得追击。永津由此窥测出国民党政府已丧失抵抗意志，便电告关东军继续进军。几日间关东军便攻占了密云、平谷、蓟州、三河、玉田，先头部队到达蓟运河一线。
关东军一面加强武力进攻，一面催促板垣加紧内乱工作。板垣、影佐祯昭等人活动更加频繁。从4月底至5月中旬，板垣连连电告关东军，或言××将发难，或者×××将宣布自治，其电文竟有9通之多。《现代史资料》（7），第534～552页。然其中大多并未实现。板垣最得意的张敬尧于5月7日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刺杀于北平六国饭店。但板垣仍搞出了一些闹剧：5月18日石友三旧部于滦州发表独立宣言；19日李景林旧部在天津海光寺投弹；驻平日海军武官门前有菊花纹章毁损等。但这些举动未能造成大势。
正当关东军威逼日甚的局势下，黄郛抵达北平，于18日对报界声称：“希望（中日）于互相谅解之程度下，谋一和平解决办法，藉以维持大局。”《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长城战役》第437页。表白其对日妥协停战之意。但关东军为争取更有利的局势再行谈判而未予理睬。永津闭门拒洽，黄郛束手无策。20日敌机飞临北平上空示威。是日又发生刺伤日兵事件，天津之日军借此向北平增派2个中队。此时到处传闻日军将进攻平津，何应钦、黄郛等甚为惶恐，22日已做出军政机关撤出北平之准备。黄郛致电蒋、汪，叹息“既往工作，尽付流水”。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1页。
二《塘沽协定》之签订
就在北平当局走投无路准备逃亡时，关东军认为时机已到，遂打破停战交涉僵局。5月18日，参谋本部下达《华北停战指导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当事人，由永津在关东军指导下负责接洽。于是，关东军于19日急电板垣，告之关东军已准备谈判停战，内变工作已到最后机会。板垣无奈于21日电告关东军，托出内变工作四大困难：①华北无可发号施令之中心人物；②反蒋各派内容复杂难于合流；③反蒋派未必就是亲日派；④中央威力仍大，反对中央者犹豫不决，缺乏果敢勇气。《现代史资料》（7）第553页。关东军立即将此呈报军部，22日军部电告关东军，转令板垣停止内变工作，立即开始谈判。武藤当即电令永津接洽停战事宜，并提出条件三项：一是中国军队速撤至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一线以南及以西，以后不得越线前进；二是中国军队照此线退却，日军不越线追击；三是日方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至长城线。
是日夜，黄郛携李择一到丁香胡同日本海军武官宿舍，与永津、藤原喜代间、中山详一等晤谈（关于此次晤谈经过及参加者，说法不一，本稿取一说）。永津据武藤电令修改增加提出停战条件四项：①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及以南，而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②日军不越上述线追击；③何应钦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代表往密云，对日军表示停战之意志；④以上正式约定后，关东军司令官指定之日军代表与中国方面军事全权代表，于某日某时在北宁线某地点，缔结关于停战之成文协定。《现代史资料》（7）；第563页。恰此日；汪精卫来电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订。”《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45页。黄郛据此电完全接受永津所提条件，至23日晨6时双方达成停战初议，并口头约定分三步进行。
第1步，停战之申请。黄郛回来后即与何应钦、黄绍、张群、熊斌等商议，均表示接受日军条件。何、黄一面将停战交涉、处置情况及日方条件电告蒋、汪，一面通过李择一向永津转达函告：“兹决定派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接洽停战。”《现代史资料》（7），第563页。永津回函表示接受何应钦的“正式承诺旨意”。停战申请完成。
第2步，签订停战觉书。24、25日；蒋、汪分别连电何、黄电报内容详见《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4～258页。；表示愿对停战之事同负责任。但最好“避免文字方式”，不得已签订条款时，绝不能有“承认伪国及放弃东四省”之类似文字。实际已同意签署停战协定。何、黄等据此精神商议后，于25日派徐燕谋前往密云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与关东军代表永津达成觉书五项。《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49～650页。其要点：中国军队撤至永津所提之线，而后不得越线并不为挑战行为；日军以飞机侦察等方法视察中国撤军；在以上确认后双方代表做停战成文协定；至协定成立为止，在中国不挑战之限度内，日军不越前记线追击。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停战交涉与《塘沽协定》（3）
第3步，签订停战协定。何、黄等对日方条件等研究后，决定委派熊斌以军分会总参议名义作为正式谈判代表，让黄绍急赴庐山向蒋、汪请示。29日，蒋、汪听取黄绍报告后，分别回电何、黄，表示“欣慰”，准许谈判。
5月30日，关东军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为代表，率永津等7人；中方派熊斌为代表，率钱宗泽等6人，于塘沽正式举行谈判。日方中山代办，藤原武官列席。下午举行第1次会议，双方交换委任状。31日上午召开第2次会议，正式开始谈判。冈村拿出拟定好的协定案，声言一字不得更改，限中方1个半小时内答复。熊斌阅后认为不违背中央所定原则，便提出《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希望共同讨论，遭到冈村拒绝。熊斌屈服于限定时间内在日方所提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其主条文如下：
（1）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以西；而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得有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2）日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方对此应加以保护及予以各种方便。
（3）日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线追击，且自动归至长城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之地域内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任之，但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自签字后即生效力。《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940～941页。
协定签字后，午后又以恳谈方式召开第3次会议。熊斌 针对协定内容提出说明性“协定节略”三项《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0页。；几经磋商双方同意作为协定附件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时，应由双方协议后再行处置。《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2页。
此外，尚有当时未予公布的日方口头提出的希望四项：丰宁西南之骑2师应即撤至限制线以南；速将平津附近华军40个师他移；白河口之防备违背案约，应即撤去以示诚意；排日为中日纷争之源，望厉行取缔。《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3页。熊斌对前3项表示允诺，第4项当代转达。
从军事角度看，从日军进攻热河开始，继之发动长城沿线战役，进而侵犯冀察，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军事行动。《塘沽协定》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从关外到关内进行侵略的一个阶段总结。至此关东军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基本告一段落（此时察东仍有战事）。但不能认为这是日帝侵华之停止或割断。就连日本军部也不把《塘沽协定》看作是“满洲事变”的终结，而将1933年6月以后的死伤者，仍按“满洲事变”的死伤者对待。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第63页。
《塘沽协定》形式上是交战双方（中国华北驻军、日本关东军）军事首脑委派代表签署的军事协定，但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协定并无差别。其政治含义远远超过军事意义。其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默认了日本对东四省的非法侵占；其二，设定由长城线至中国撤军线之间为非武装区（停战区），使中国丧失了冀东、平北19县与2设治区（一说22县）之完全治权，日本得以涉足干涉，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犯中国的前沿阵地。美国女学人多罗西·博格（Dorothy Borg）曾评论：《塘沽协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