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则成了……
关于这固若金汤的要塞，作者具体描写到：
……我们在谷地转了一会，就回到黑喇嘛的要塞。这时才看出，这是一个连密集炮火也难以攻克的险要地方。它高踞谷地的整个东端，几乎封锁住了南部山丘环绕的谷口。寨门开在谷口略左，从谷口到寨门，仅容一峰载着货物的骆驼通过。进了寨门，是一堵峭壁，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行，轻型的火炮也不能通过山隘，运进山谷，这样就不可能从西面炮击要塞。寨门没有受到炮击的危险，而谷地又为两个陡峭的山脊护卫着，山峰呈锯齿状，即使有人想要将大炮拖到那个马鞍形的地方，好居高临下、攻击要塞，那即便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事。因此，想强攻要塞，只有一个办法：在四周平阔的地方利用曲射火力猛轰。可是，在那些地方根本就看不到要塞的主体部分，这种狂轰滥炸能起多大作用，相当可疑。特别是以目前中国军队的装备，几乎完全使不上劲。当然，敌人在两边的山上用步枪扫射，封锁要塞，会造成人员伤亡。不过中国军队装备的滑膛枪射出的子弹，在这个距离之内连农舍的土墙都打不透，何况要塞有这样厚实的墙壁。特别是要塞还有专门供防守的狙击手出没的枪眼，只要还击，对方在山梁上的的军人就成了行动不便的靶子。
这段描写相当逼真，应该出自目击者的见闻。这里写的无疑是马鬃山中的“碉堡山”。在2003年10月、2005年3月，我都作过验证。虽然要塞已经残破，但是整体格局与细部分布完全切合。而中蒙边境两侧，正在奥勃鲁切夫做田野调查的范围。在沙俄与苏俄两个时期，外蒙古、西伯利亚，都成了俄国科学家们竞相前往的“实验室”。可以肯定，奥勃鲁切夫自己一定亲身来到过“碉堡山”。
考虑到当奥勃鲁切夫写《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时，正是黑喇嘛在苏俄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二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书中的具体行文，必然有一定的隐晦之处，否则他对黑喇嘛的同情就会成为一大罪行，那可是苏联肃反的时期呀。反之，他则成了苏联特工的帮凶，使黑喇嘛与他的要塞完全曝光，那样，一切防御措施不都白费了吗？他写到黑喇嘛只有6个部下，那显然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话。6个土匪，顶多加上黑喇嘛自己，7个，那他建立这样规模的要塞有什么用？这样巨大的工程量，由谁来承担？
读了奥勃鲁切夫的记述，我们的印象是：黑喇嘛完全有持无恐，对要塞的存在与具体地点几乎就不想保密。原因只能是他认定，在黑戈壁他不会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我去过黑喇嘛的要塞“碉堡山”之后，再读上述文字，简直以为是在故地重游。比如他写道，在要塞所在的谷地，离开黑喇嘛的居室没走多远，发现山坡上有像坑道口似的洞，并解释为那是从山上挖土煤的窑洞。
《黑戈壁》二（3）
今天，这个“坑道口”就在奥勃鲁切夫写的那个位置，这要是想像之词，可就太巧了。而且在山的那一面也有。但是，我不相信这是挖土煤的进出口。它必然有更重要的用途，只不过奥勃鲁切夫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披露罢了。
所以，阅读《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一件有趣而且费力的事。关于黑喇嘛的家世，是更明显的一例。
在告别前，黑喇嘛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在奥勃鲁切夫笔下，黑喇嘛曾在五年前发过誓，要为父亲、妹妹、弟弟报仇。而他的弟弟、妹妹那时还在当奴隶。
奥勃鲁切夫记载了黑喇嘛讲述的一段话：
我的家在南山（祁连山）一带，那里的蒙古人和唐古特（藏族）人比邻而居。我的父亲是唐古特人，母亲却是蒙古人。
我们家里很穷，父亲替甘州（甘肃张掖）的中国官放马，马群就放牧在我们的蒙古包附近。我是长子，父亲把我送到大通河畔一个叫“祀天堂”的大庙，于是我就当了喇嘛，也曾跟着蒙古香客到过拉萨，在达赖喇嘛的寺院里学习了两年。我从那里回来，就去看望我的老家，不料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原来这官员调升到乌里雅苏台去了，把我父亲全家和马群一起带走了。
过了半年，我被派到杭爱山一个寺院，因为我也想离家近些。我曾到乌里雅苏台那个官员那儿去，从他的属员口里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我父亲在迁居到此的头一个冬天，在他为官员放牧的地区出现了可怕的无雪干冷的天气。在蒙古草地的冬季，这是可怕的灾难。这时，牲畜吃不上草，便会大批大批的死亡。严寒不退，马匹越来越瘦弱，开始倒毙，在将马群赶往乌里雅苏台的冬窝子的路上，马匹死了很多，到了乌里雅苏台，只剩下三分之一。官员大发雷霆，将父亲送进监狱，不久他就死在狱中。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是很漂亮的孩子，官员将他们一起卖到北京，以抵偿马群的损失。妹妹在皇帝的后宫当宫女，弟弟成了皇帝的奴仆。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发誓要抢劫汉人商旅，为的是从北京赎回我的亲人，所以我就不再回自己的寺院，慢慢便纠合起这支唐古特人与蒙古人的队伍，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迫害，我们齐心合力在这里建造了这个山寨。
至今，我们已经在这荒漠中住了三年。再过一两年，我有了足够的钱，就要去北京，同时会给部下足够的安家费，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段话，初听起来像是有倾向性的传奇故事。人们读过《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对黑喇嘛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但这里的“复仇”因缘，却与同时人关于黑喇嘛的其他记载不一致。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但是，当我真正来到了黑喇嘛的巢穴“碉堡山”，却为《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关于这里的描写震慑住了。
没有亲临此地的人，写不出那些如同摄像机“扫”出的“实景”。所以我相信写这部书时，奥勃鲁切夫根据的一定是第一手的见闻，不可能是出于想象编造。关于这段可疑的“黑喇嘛身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作者在有意回避什么。他显然希望人们将他写的这个黑喇嘛，与那个“红色政权的死敌”黑喇嘛——丹毕诺颜当作两个人。他故意将时代前移，模糊人物的早年经历，淡化与俄罗斯以及蒙古国的红色政权之间的联系。他写了黑喇嘛这个“丝路罗宾汉”，因为他需要这个；他又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条退路。那是在苏共“肃反”的狂热期间。他知道，黑喇嘛终究是黑喇嘛。
特别是，后来我发现奥勃鲁切夫写的黑喇嘛身世，与那个步其后尘者——“哈密虎王”尧乐博斯，有奇异的重合之处。这更证实，奥勃鲁切夫写的是一个复合型人物。他，是有意这样写的。
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黑喇嘛本人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那实际上是出于黑喇嘛的编造。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也写到了黑喇嘛的结局。作者在从额济纳流域返回塔城时，又路经了黑戈壁。他专程到黑喇嘛的要塞探望，因为他真的为黑喇嘛找了几本古书，要送去。同时在从这里离去时，黑喇嘛请他们在额济纳河的农区为自己买一些粮食，买到的粮食就驮在骆驼背上。
他们敲开了要塞的门，一个以前没见过的蒙古族老人问明了来意，打开门请他们在房间里坐下，并告诉他们：前不久黑喇嘛抢劫了一个前往乌鲁木齐的汉族商队，得到了大笔银子（那应该是伊犁将军府的“饷银”）。他估计自己的钱已经可以赎回在北京作奴仆的弟妹，就遣散了其余的人，带了4个伙伴到北京去了。这个老人是替黑喇嘛看管寨子的，这里的骆驼、绵羊、山羊，都是黑喇嘛留下的。因为他担心自己迟早还得回到黑戈壁，继续做“山大王”。
作者听老人说完，留下粮食，并住了一晚上，就在第二天一早离去了。
这段文字读起来，真如同空谷足音。
在奥勃鲁切夫笔下，黑喇嘛在黑戈壁潜藏了三四年。实际上，从1919年他进入中国西部，到1923年（或1924年）遇刺身亡，正好就是三四年。当然，关于黑喇嘛遇刺的年代，是有不同说法。其实关于黑喇嘛的一切，都有不同说法。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接近结尾部分，又出现了“黑喇嘛”：
《黑戈壁》二（4）
……过了若干时间之后，一次作者在路经吐鲁番时，在天山脚下踏上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荒漠，地面布满乌黑发亮的细碎的卵石与砾石，只在平坦低洼的荒滩上才见得到稀疏的灌丛。走着走着，他产生了异样的情绪。“类似的地貌，使我们回忆起从巴里坤前往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途中会见黑喇嘛的那个黑戈壁。真难为黑喇嘛，竟给自己选择这样一处黑色的荒漠作为栖身之所。”
写到这里，已经离曲终人散不远了。显然，当时作者只是知道黑喇嘛不在黑戈壁了，黑喇嘛意外离去，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像当时外界的报道一样，他并不知道，黑喇嘛已经甚身首异处，——或者不相信（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是20年前初次读到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的。这是正面写黑喇嘛其人、黑喇嘛要塞的重要著作。后来，我多次读过这本书。这一次读，认为是纪实之作，如同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再一次读，又认定其中有不少想象成分，不能作为信史。有一段时间，我拿不准该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书中所写的关于黑喇嘛的内容。像奥勃鲁切夫这样档次的学者，写的又是他的工作范围，不会离开真实太远；可在黑喇嘛丹毕已经成为革命的敌人的苏俄时期，这样同情他、为他洗刷清白，确实有点费解。我见到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奥勃鲁切夫去世前一年（1955年）出版的新一版（第三版），这版对很多内容作了充实，比如首次使用了沙俄驻塔城领事索科夫（ C。B。COKOB ）的真实姓名，这个人在十月革命后成了白俄，在中国境内长期对苏俄持不认同的态度。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给我的印象是：奥勃鲁切夫笔下与黑喇嘛有关的内容是“虚实相间”，实的，主要是黑喇嘛要塞“碉堡山”的情况；虚的，则是有关黑喇嘛的生平。他采用“春秋笔法”的原因是为了使“黑喇嘛”与“丹毕诺颜”保持一个必要的安全距离。但他相当明确地写出了自己对“黑喇嘛”（不是丹毕）的看法：他不是一个坏人，而是“逼上梁山”的豪杰。这样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蒙古国与俄罗斯苏维埃都已经断定他是革命的死敌，而且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至于他写的黑戈壁与黑喇嘛的要塞，经过我自己的对照比较，可以证实是真实可信的。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之所以在1955年出版了新一版。难道是斯大林的死使奥勃鲁切夫在晚年想到，可以为黑喇嘛说点什么了？就象赫鲁晓夫在一年后的苏共“20大”上为“肃反”作的那样？
《黑戈壁》三（1）
黑喇嘛似乎是这样一个人：只有当他不存在了，人们才注意到他的存在。
关于黑喇嘛，除了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就属丹麦人哈士纶的探险记《蒙古的人和神》所说最为重要。哈士纶在1927年－1928年间，生活在蒙古族聚居区，从额济纳，到新疆的焉耆。在1927年11月，他曾经亲自考察了“黑喇嘛的城堡”，同时在额济纳与马鬃山向蒙古牧民、过往商旅作过深入的专门调查，特别是他抵达乌鲁木齐后，结识了黑喇嘛的副官－秘书札哈沁贝勒，而且，他本人与当时的外蒙古红色、白色两个阵营都没有丝毫瓜葛。所以，他的记载最有价值。
在奥勃鲁切夫“离去”、哈士纶到来之间，一个美国人来到了黑戈壁。他就是著名的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在1900年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生活了12年。他在英国与瑞士完成了学业，1919年，再次回到中国，担任英国报刊的驻华记者。1925年，他从北京来到归化（呼和浩特）。那时，归化是通往新疆的“草原之路”的起止点，他与来自新疆的商旅有许多交往，并且开始关注中国的新疆，期望能亲自到新疆考察。1926年3月，拉铁摩尔刚结婚。他为妻子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蜜月”旅行：计划由归化出发，穿越最不为人所知的内陆亚洲，再翻过“世界屋脊”到达印度。在蒙古高原，他完全依靠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横贯东西，走了1600英里。在古道上，他经历到的，和千百年来往返于东西方的古人一样，干渴、风沙、酷寒、雪暴，以及强梁阻路、官府贪墨、前程不明、人心涣散，都为行旅设置了障碍。
后来，在回顾这次“苦难历程”时，拉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