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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发布的长征命令
对放弃中央根据地这样一件大事，临时中央负责人在犹豫不决时又片面强调保密，政治局内也未开会研究。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负责督促计划实行，其他领导人大都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广大军民更缺乏远征的动员，主力红军的突围行动，还多被认为是在附近打些运动战又会回转，结果使出征和留守两方面都缺乏准备。
国民党将领透露总攻计划
1934年秋，国民党“围剿”军采取推进一步、马上构筑碉堡、然后再推进的方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只剩下七个县，10万红军被50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部署在赣州阵地上的红军
敌军围困在方圆不过一百余公里的范围内。9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将领开会，部署了德国顾问赛克特帮助制定的“铁桶计划”，决定在中央苏区四面进一步筑好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间发起总攻，以求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此时，国民党广东系将领莫雄正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情报关系，身边安排的项与年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派出人员。9月下旬，莫雄从庐山参加军事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向湘西转移示意图会议下山后马上通知项与年。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有“铁桶计划”要点的四本学生字典，化装成乞丐潜行通过封锁线，用六天时间赶到瑞金，向老上级周恩来报告了这一重要敌情。
面对敌军总攻在即，中央苏区经过一年持续作战消耗人力物力已极为困难，所剩的狭小地域如同陈毅所形容的“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临时中央终于下决心迅速突围。对于突围方向，考虑到北面是国民党中央军重兵所在，东面和南面临近大海难以回旋，只有向西才有广阔的活动空间，且当时红二、六军团正向湘西一带开辟根据地，又可以作为接应。10月初，周恩来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派代表与之秘密谈判，达成了“必要时假道”即在赣粤交界处放开缺口的协定。有了这一有利条件，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组成野战军，于10月中旬隐蔽突围西征。
越走越远，西征终于改称长征
从10月12日至21日，从赣南几县和福建长汀出发的红军分路通过于都河边临时架起的浮桥，为防敌机和密探侦察采取了昼伏夜行。在黑暗中打着火把默默前进的队伍中，刚患了疟疾经抢救脱险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被担架抬着上了反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传画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件绒衣，一个做枕头的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的内衣。
中央红军的成功突围，虽然钻出了蒋介石的“铁桶”，但却撤出根据地陷入无后方作战。预定的西征越走越远，进入四川后，中共中央终于改称这是“长征”。
【点评】以挫折始以胜利终
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一个月后，在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也开始向西长征。1935年4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同年11月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也出发长征。在国民党“围剿”和党内“左”的错误干扰下，红军主力被迫放弃南方的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长征前的犹豫和缺乏民主讨论，又造成仓促行动和准备不足。
红军在征途中不断探索落脚点，铁流两万里，终于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的陕甘宁，这又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说明红军向北发展不仅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进攻，也是要进入抗日第一线。此时，日本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前进到北方抗日前线，正好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中国革命力量重新在西北建立了新的战略基地，为迎接全国抗战高潮并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长征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人民军队由受挫又走向了兴旺发展。
第二章 “大搬家”式远征（1）
——湘江受创之谜
1934年10月中旬，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踏上了远征之路，出发时86万人的队伍拉长到将近百里。为防备空袭，大军只能夜间行军并走狭窄山路，拥挤的队列中还有几千名挑夫担着兵工厂里的机械、银行印钞票的石板、满载文件的箱子。一些医院以为目的地不远，把X光机甚至是伤员用的尿壶都带上。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曾叹息说，“就像大搬家一样”。
在强敌围追堵截之下，队伍这样迟缓笨重显然会面临着严重危险。当时是谁安排了这种“大搬家”式的突围方式呢？
李德训斥刘伯承“水平不如一个参谋”
红军出发长征前，在红色首都瑞金城外的一所小院里就有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居住，因对外严格保密，这里称为“独立房子”，里面的住户就是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才知道的“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的指挥，实际是由这个既不懂汉语，也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德国人负责。
奥托？布劳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参加德军，只当了一年列兵，战后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并被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来华前，他从未指挥过大部队作战，在院校所学只是苏军战术。原先苏联只让奥托？布劳恩到上海搜集军事情报，此人到上海后被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看中。这时的博古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虽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军事知识，便请奥托？布劳恩到红军中当军事顾问。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不久，就决定将此人接来。
一个洋面孔的人想潜入农村根据地并不容易。奥托？布劳恩先化装成牧师，乘船到广东汕头，再由交通员接送，白天躲入船仓，夜间走小路，终于潜入中央苏区，并化名为李德。
李德到瑞金后，被赋予军事指挥权，随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认为那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要求用苏联军队的战术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结果红军虽英勇奋战仍节节败退。李德一直待在僻静的“独立屋子”里凭地图指挥战斗，而当时的地图大都是一些简单草图，极不准确，与实际地形相差甚远，下达的命令大都不符合前线实际。彭德怀对此曾当面斥责说：“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开始对李德这个老校友曾十分热情。不久，刘伯承发现李德的指挥不合实际，便提出不能硬打死拼，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却训斥刘伯承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盲目迷信苏联教条，一直袒护李德，长征之初仍让他负责指挥。
“大搬家”让蒋介石对红军路线一目了然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处境危急，临时中央决定突围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图新的发展。出发前李德制定行军计划，又完全按照苏联红军正规战行动方式，将五个军团的战斗部队全作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全军成一条直线向西前进。
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对李德在生活上多方照顾，配给了两头骡子，一匹用于骑乘，一匹驮运行李文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并担任红军学校团政委的伍修权，还为他担任翻译。行军开始后大家又感到，李德制定的行军计划完全不符合中国道路的实际，按地图所划定的路线看似不远，行走起来却大都是羊肠小道，加上携带的坛坛罐罐过多，人马在小路上拥挤，常常一夜只爬一个山头，部队十分疲劳，掉队甚多。
中央红军突围西进之初，国民党各省军阀矛盾重重，难以协调堵截行动。红军若迅速前进并在敌军间隙机动穿插，就能取得主动。但李德制定的行动路线却十分呆板，且行军迟缓，蒋介石从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出红军下一步去向，因而能预先设置封锁线并组织围攻，突围的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处境。靠着指战员们的英勇，部队冲破了三道封锁线，却也损失不小，11月下旬又进入到国民党中央军、桂军、湘军依托湘江组成的第四道封锁线前。
渡江用时一周，白崇禧终于收了“口袋”
中央红军刚到达湘江边时，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在封锁线北面还有一个缺口，如快速前进可以通过。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却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让所有战斗部队成甬道式掩护，部队拉长到百里，渡江时间竟达一周。桂军采取侧击，湘军和蒋系中央军追上猛攻，红军经血战冲过湘江后只剩3万多人，携带的笨重物件也大多被迫丢弃。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些领导人和许多指战员便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这场红军战史上人数损失最大的一仗之后，不满情绪达到顶点。面对中共领导人的指责，李德灰心丧气地说自己只是个顾问，对失败不能负责，临时中央也不再让他制定行动计划。
据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画。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迷信苏联模式，照搬洋教条的做法，在无情的实践检验面前已经完全破产。
湘江战后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指挥责任由周恩来担当起来。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预定计划，剩下的3万多红军转向军阀分裂割据且统治薄弱的贵州，才避免了全部覆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李德参加了会议，却只是坐在角落里低头受批判，会后被安排到红一军团随军行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表态支持北上，到陕北后又被安排在红军大学当教员，传授苏联骑兵战术，总算做过一点好事。
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李德随机返回苏联，到莫斯科后也受到批评。不过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他只是顾问，出的主意中共领导人可听可不听，最终未进行惩处，只安排他当翻译，且不许参与中国事务。
留守苏区部队缺乏游击准备陷入被动
红军主力突围前，临时中央决定留下16万作战部队，加上伤病员和地方机关人员共3万余人在原地坚持。由于原计划是在湘西站住脚后可以反攻，留下来的项英等领导人接受的任务又是坚持原有区域，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准备，这又酿成了苏区沦陷时的被动局面。
【点评】外国“经验”不可全信
李德成为一个搞教条主义的反面教员，长征初期的惨痛损失更是典型例证。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盲目迷信苏联教条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盲目崇拜外国的思潮，又是这一错误产生的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熟起来。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中国红军领导人乃至李德本人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绝不会再犯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从中受益。”李德也向斯诺承认，毕竟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探索和掌握适合自己需要的作战方法。
回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匆忙撤离根据地的这段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尤其可以看出盲目模仿外国、脱离中国实际的危害。事实证明，在中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战争，必须从自身特色出发，不能照搬他国模式和仰赖他人指导，而应自己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当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所造成的恶果，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全军，最终也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进行新探索的重要借鉴。
第三章 “小长征”奇迹（1）
——红二十五军长征之谜
提到长征，人们往往着重讲红军的“三大主力”即一、二、四方面军的万里征程。除此之外，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还进行了一次数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到达陕北。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