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
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⑶⑷）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ｍáｎｇ＠①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独，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独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