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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戚本禹”。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Ｑ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家已经不谈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