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
你们是有实际困难的，我们知道，但这些困难应该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情作借口，就不回去。那些同志，比如从贵州回来的同志，或者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就看到一些电报，那个时候贵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得过你们，那么现在那些地方改变了么，贵州变成先进的地方了么。你们应该回去和那里的工人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的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也不应该再在上海留着了。有一些人，显得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天啊，名义上说是出来造反，实际上出来是没有甚么反可造，只是逛大街玩，我这个话不是说所有的人了，是讲有那么一部分人。我还是觉得，如果同志们你们是真的支持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话，那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因为这样子懒懒散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那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对有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那就应当加以考虑。第一、如果教育了、劝了，还不回去，就应该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子拿钱养人的，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如果再干坏事，就按法律处分。
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后还是会往外动员人口的，至于想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就不要抱这种希望，没有甚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热烈鼓掌、口号）所以抓革命问题，我不想多讲了，我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这样子，他就死了心么！促生产的问题才好办了，才好回去。那么镇压反革命，这一方面就用不着我多讲。
上海这个地方，同志们总还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藐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轻心，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有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的复杂性，就是由于有许多反革命。他们如果要是说：“我是反革命。”这个就好办了。他们，其中有一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帜，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了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该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靠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时要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这样的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那就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的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了，这是一个。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地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掌声、口号）我们上海的陆、海、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里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的陆、海、空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热烈的掌声、口号）同时我们向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攻击你们，如果有人想着对你们采取那种冲击，冲击军事机关的那样的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派坚决地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热烈的掌声、口号）那么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也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我谈过话，予先谈过话，本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很少的人，竟然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图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斗、围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的犯过这种错误的人，他们如果表明是革命造反派的话，他们应该写出检讨，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采取别的措施！（口号）
我在这里还应该说一遍，就是现在市面上谣言很多，这些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一些人，人也不多，但是是专门靠造谣吃饭的。有那么一位是机关市委的，他公然发了一个所谓的总理的四点指示。我看了那个指示不奇怪，我说中央要有这样四点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的吧。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可以假冒中央的名义到处散发，是中央总理的几点指示。当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陈伯达同志的，又是在哪听来的（笑声），固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说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是假的，然后从北京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什么总理经过总参，经过总参又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也恰好又是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笑声），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样子，真的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四点指示。上海的红卫兵还发过两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复员转业军人不要再成立什么单独组织，但是总理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是总理说：“全国的红卫军都不好，就是上海的红卫军最好。”（笑声）这些东西本来我们一到上海一看就知道都是谣言嘛，这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是当作笑料，对总理说了一下，大家就笑了一场。关于这个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也造到我身上来，我最近看到关于我的谣言，多的我简直都没办法。比如说，有张传单说我对商业厅三军的同志谈话，谈话的时候强调什么工商业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商业的同志谈话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工商业司。
谣言多了，有些什么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那个接待站打来电话，上海一二三兵团工商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焕文、谭得干（音不准）和我。他告我，而且里面说嘛，而且说上海有一天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有哪一天上海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这两天又有什么有好几个离奇的电话，又说什么王力同志分析上海的形势有五点指示，我算算那个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也没去问王力，因为用不着去问这个事。还有一个说什么是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说上海人民公社如何说一通，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一个接待站，还有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呀！（鼓掌、笑声）在北京不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吗，那个地方是什么呀？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联络站，还有一个什么又有几点新的指示，那更是胡说八道！哪里有这些东西！连个接待站都没有，你怎么在那里听到五点指示呀？真是碰到鬼喽！（大笑）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就好象说北京有什么消息到上海街上一贴，就谁也不能辟谣。我说实在的，是不愿意辟谣，也不值得辟谣。如果要辟谣也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造谣，我们就不可以给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吗？让你造谣吧！这样的人要再造谣呀，就小心一点。假冒中央，给国家（录音脱落一句）（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搞谣言，靠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大笑）有道理你来讲嘛！对于红革会那些头头们，你有道理你完全可以讲嘛！不要搞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们曾经向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请罪大会，要我们参加，我们说你们战士没有什么罪呀，你们请什么罪呀？红革会的战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一小撮头头。（热烈的掌声）就是对那些头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改正错误，我们并不准备一棍子打死！但是，那还是老实的态度，不能够采取蒙混的办法，或者故意挑动红革会的战士们，使得战士们继续上你们的当！我们还是一月二十九号中央文革小组电报的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的战士们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的战士们造反！（掌声）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做革干、军干子女联合战斗兵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挑动军事、革干子弟，说现在好象社会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我们的军政干部更是绝大多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军干、革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人民的、是毛主席的！（热烈的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即便是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们想着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拉到一条错误的道路去，去搞什么“联动”呀！你们是得不了逞的！我们希望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地对待这些青年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他们不会一直跟着他们父母走的！他们会跟着党走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对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得“联动”这样的反动组织不能在上海扩大活动。
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整顿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说啦！我已经讲得时间相当长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要执行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那我们需要把革命造反派的组织能够加以整顿，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加以提高，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为上海的人民、为全国人民建立了功劳，这是谁都看得到的，抹煞不了的！但是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问题，我这里是讲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我们队伍里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时哪，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现在有些革命组织跨行业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组织，里面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这个很杂，有的学生组织为主，又吸收了别的，有的工人为主吸收了别的。这样的话不好，还是按着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是按单位组织也有问题，那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进了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是在本单位组织就比这较好，坏人不大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批判或者从改，“斗、批、改”嘛！从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呢，比较适宜。你比如说，纺织系统工人组织，如果他们搞成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那么他们在批判、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好多革命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现在有些办法。有很多行会性的组织，有些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上是分裂了工人阶级。比如说有的搞年分，那些东西怎么能够造反呢？比如说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一个造反司令部，我就劝这样的同志，你们考虑一下，因为一九五六年也好，五七年也好，六五年也好，多来一年吧，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那一年哪，总有左、中、右吧，有两个阶级吧，你们那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我们要搞，就要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嘛。我们是革命造反派，就按革命造反派来组织，怎么按处分哪。说五八年，你不管你那一年也好，四九年的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也不能够划分阶级呀！有的更神，那一看名字就知道，那时搞经济斗争的。还有些特殊的单位，那天我听人家说，什么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