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⑨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⑩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①①。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②（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①③。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⑴⑵）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①④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①⑤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①⑥。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①⑦；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①⑧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⑨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②⑩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②①。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
《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②②这句话相当精练地总结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