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人心浮动的荆州部众，拉拢了雍州刺史鲁宗之，然后以这点儿人力物力为基础，利用时间差与空间差，往来攻伐，以寡击众，连续歼灭桓谦与荀林两军团，而后又大败天下名将徐道覆，使晋朝疆域的西半部稳如泰山。可以说：在这次决定东晋帝国与刘裕集团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刘道规干的一点不比守建康的大哥差。
在某些指标上，例如对人材的提拔和使用来说，刘道规甚至超过了刘裕。比如檀道济就是由于刘道规的提拔才崭露头角，还有对鲁宗之的以诚相待等。刘道规治理荆州七年，对民间秋毫无犯，等他因病从荆州离任时，财物一无所取，行李与当年到任时一样，只留下已变充实的公家库府，既是廉吏，也是能吏。
以在下看来，刘道规对刘宋的贡献可与刘穆之并列，这两个人的早死是刘裕的巨大损失，他们如果活得足够长久，刘宋完全有一统天下的机会。刘道规是刘裕集团中除刘裕本人之外才能最全面的人，各项分值都不低，魅力更是位居八将之首。如果说其余七人都堪称将才，那刘道规就是一个真正的帅才，如果以相近的历史人物作比，可以说，他就像一个中途夭折了的徐达，最终位居本榜第一名，当之无愧。
永初岁月 下
自然，上天没再给刘裕留出更多的时间。
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三月，登上皇位才一年零九个月的刘裕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周围的人都预感到一个时代即将离去，于是，中央几位最高级官员都加了班，进入宫中不再回家，随时侍候在刘裕左右，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是：刘裕的二弟长沙王刘道怜、刘裕的老同乡兼老部下司空徐羡之、为刘裕篡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尚书仆**傅亮、足智多谋且颇具野心的领军将军谢晦、以及身经百战的老将护军将军檀道济。
见刘裕病情恶化，文武百官请求举行祭祀大典，向神灵为皇帝祈寿（可能和《三国演义》中孔明的之法差不多吧），但刘裕对鬼神之说并不太感冒，下旨不准，只命侍中谢方明前往皇家祖庙，向刘氏的列祖列宗祭告自己的病情。
在病榻上的刘裕又熬了两个月，身体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了，五月，他写下了自己的遗诏：自己死后，由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四大臣辅佐幼主，处理政务，并声明，后世如果遇上继位的君王年幼，政事也一律委托宰相，皇太后不得临朝！
在写下这份体现出君贤臣忠，共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气氛的遗诏后，深知政坛风高水恶的刘裕却悄悄将太子刘义符叫到跟前，对这个即将承担天下大任的儿子，说了一段与正式文件精神大相径庭的贴心话：“檀道济通晓将帅谋略，却没什么大的野心，不象他的兄长檀韶那样难以驾驭。对徐羡之和傅亮这两个人你也可以放心。只有谢晦，他曾多次随我出征，精通各种机变谋略，城府极深，将来如果发生什么变故，那源头肯定出自这个人，所以等时局稍稍稳定，你最好把他外放到会稽或者江州。”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刘裕对未来的预测还是过于乐观了，而且更糟的是，他没有看清楚他的嘱托对象是个什么人。
刘义符生于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那时桓玄已死，刘裕已经成为晋朝的头号实权人物，他一出生就作为国家首长的长子，贵二代，在人人恭维的顺境中长大，从没受过一点儿磨炼，唯一的兴趣爱好，就是玩，玩得昏天黑地，人尽皆知。
因此在不久前，谢晦就曾告诫过刘裕，企图废掉他的太子之位：“陛下年事已高，如要将基业传之万世，则至尊的帝位，不能传给不称职的人。”听这一说，连刘裕都有心用刘义真来顶替他，只是因为谢晦也看不让刘义真，这才刘义符涉险过关，得以继位。
现在，刘裕突然对刘义符说这么一番话，就象突然给一个顽皮的小学生讲授高深的大学课程，只精通游戏而完全不懂政治的刘大世子固然可以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但要他真正理解并能行，就太有点儿勉为其难了。
不知道一生精明的刘裕是否能够想到这一点，但即使想到，他也来不做更多的布置了，因为他不管战胜过多少敌人，只有死亡是他绝对不能战胜的。永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元422年6月26日），曾威震天下的南朝第一雄主刘裕，病逝于建康宫西殿，终年五十九岁，太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宋少帝。
戎马倥偬了大半辈子的刘裕，终于不得不结束了他可称辉煌，但又不无遗憾的一生，抛下百战得来的半壁江山，和一个不太让人放心的继承人，撒手人寰。今后的世界，不管会变得更好，或是变得更糟，都已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七月，众臣给大行皇帝刘裕上庙号为高祖，谥武皇帝。刘裕的遗体被安葬于蒋山初宁陵，具体位置在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麒麟门外的麒麟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不管你生前如何的荣光，谁也无法阻挡身后的凄凉。五十七年后，刘宋王朝灭亡，刘裕的子孙们大部份没能躲过反复的杀戮，活人尚且如此，墓何以堪？初宁陵变成了无人关心前朝弃物，此后多次被盗掘和破坏，落得面目全非。
又是很多年过去，在初宁陵西面的钟山之上，先后建成了宏伟的明孝陵与中山陵，相较之下，几乎已被夷为平地的初宁陵，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仅有陵前神道旁两座无言的石雕，默默忍受过千年的世事沧桑与雨打风吹，继续守候着英雄的长眠之地，留存至今……
寄奴曾住 一
在我很小的时候，人们的文娱活动还比较单调，即使只是和大人一道去看场露天电影，在那时也是珍贵的记忆。记得那时年幼无知，每见到荧幕上一个新角色出场，最常问大人的一句话就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个月前，似曾相识燕归来。我的一个不属于历史爱好者的朋友，听说我在写刘裕的传记，再次向我提出了这个在下童年时的经典问题：“刘裕是谁？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禁语塞，是啊，如果说刘裕是谁我还可以解释一下，但他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真有能力正确回答吗？
老电影中的世界，正如它的色彩一样，好人坏人，黑白分明。而且要辨别，难度也很低：甚至都不用去看他们做了什么事，只要看见浓眉大眼，一脸正气的角色，这肯定是个可以放心结交的好人；假如上场的新朋友，长得獐头鼠目，或者面目狰狞，那一定是个打死也不冤的坏人，需要小心提防。
不过，这种识人方法虽然简便易学，但相应的适用范围也实在不广泛，对我回答朋友这个问题并无帮助。
首先，我和朋友们一样，也没见过刘裕。古史中，对大人物外貌的描写，常常让人怀疑是遇见了乘UFO而来的外星人，什么“**有四**，日角鸟鼻”，或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等等，怎么看都非我族类。但对刘裕，史书只提过他的身高，连这类天外来客式的素描都没有留下。
更何况，就算我们准确知道了刘裕的相貌，也同样毫无用处，因为他并没有生活在老电影里，他所生存的世界，虽然已经远去，但与我们一样，也是彩色的。在充斥着复杂色彩的真实世界中，真能找到纯黑或纯白的人生吗？
我也许可以说刘裕是个好人，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史实，证明他的恩怨分明，他的艰苦朴素，他的勤政爱民，还有他对复兴华夏文化的努力，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他绝对是一个好皇帝。更不用说他矢志北进、恢复山河的英雄气概，与横扫千军、让羌胡落胆的雄才伟略，更是挑起了在那个悲壮年代，我大汉民族最硬的一根脊梁！足以让后世的无数志人仁人们为之心潮澎湃！
但我们也有充分的史料，昭示了刘裕的邪恶。他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大阴谋家，所谓“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之类口蜜腹剑的花招，在同时代没有谁比他玩得更精熟。在刘裕龙飞九五的登天之路上，他的双手溅满了无数人的鲜血，其中不乏众多曾誓与他同生共死的战友，以及更多的无辜者。他私心自用，为达到自身目的不惜伤害国家元气，最后又做出篡位与弑君这两项在古人看来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从而长久的被后世史家所非议。可以说，和刘裕曾犯下过的恶行比起来，世界绝大多数死囚的罪行根本就不值一提！
寄奴曾住 二
不过，这些事是否都能算作刘裕的罪恶，恐怕还值得商榷。因为，正象一句俗语所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刘裕二十岁那年，在前秦官居太子洗马兼万年县令的慕容宝，为了劝他的父亲慕容垂忘一次恩负一次义，冠冕堂皇地宣称：“立大功者不顾小节，行大仁者不念小惠！”平心而论，慕容宝其人虽不足道，但这句话却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政治家这一特殊行业的实情，尽管这一实情往往被太多的人为因素所有意掩盖。
政治家是这个世界上从业人数最少但实际影响力最大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每一个大的举动，波及面通常是整个社会。不言而喻，人类社会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工作对象，它是由千千万万人通过经济、文化、血缘等种种错综繁复的纽带结合而成，牵一发往往就要动全身。
不管多么多么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其推行政策每一具体部骤，基本上都要靠损害一部份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份人的愿望，除非不做事，否则完全不让一些人受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做事的过程中，为了实现长远目标，政治家必须学会让理想适时地向现实妥协，哪怕现实是丑恶的，哪怕必须加入丑恶之中。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他只配做个愤青，撞个头破血流并且于事无补，绝对当不了政治家。
实际上，这与军事上的以退为进也有几分相似之处。例如，当国家遭到强大外敌入侵，并且强弱悬殊之时，“寸土必争”就只能做为爱国口号喊喊，在实际作战中对这一原则必须灵活掌握，必要时就得主动放弃一些土地，哪怕这看起来有卖国嫌疑，哪怕这会使一部份民众受到侵略者的蹂躏，因为最终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某位统帅不顾战局战况的不利，仍坚持一昧死拼，那只能是先失人，后失地，最终什么也保不住，失败。
虽然相似，可我们往往能对军事家的迂回策略抱宽容态度，对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类似行为却大多深为反感，这又作何解释呢？这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军事家的对手一般是外敌，而政治家的对手大部份是自己人。对敌人狠，大家容易接受，对自己人狠，就容易让人非议，尽管两者都是必须的。
二、一个理想的政治家应该是绝对理性的，但同时又应该能搏得民众的好感。很麻烦的是：这两项要求存在矛盾，因为过于理性的人常常显得冷血，一般都不讨人喜欢。为了综合这两个条件，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往往在内心颇为冷酷，而在外表极具温情，能够利用民众的感情，而本身不被感情所利用，容易给人产生表里不一的感觉。虽然这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需要。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对政治家私德的求全责备，正和“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样，是一种过份的，也是不合理的苛求。
不过，如果有人因此而认为政治家都是不讲道德的，所以没有善恶之别，那恐怕就和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简单分为好人、坏人一样荒谬。政治家绝对是有道德高下的，例如他们奋斗的目标主要是为了造福于民，还是为了造福于己，或者人己两不误；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是完全不择手段，还是尽量避免伤及民众等等，这些差异都是不可以无视的。而且由于他们职业的特殊性，政治家的善恶对世界的影响通常会远远大于其他职业。只是他们的善恶不能简单套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罢了。
寄奴曾住 三
那么，就让我们更换标准之后，重新审视刘裕的为人，和他做过的事。
“惟阴移晋祚，迭弑二主，为南朝篡逆的首倡，实是名教罪人。”清末民初的蔡东藩先生，在其所著的《南北朝演义》中，列举了刘裕的不少优点后，又用这句话，给刘裕一生做了一个否定的总结，而这一论点也差不多代表了古人对刘裕一般评价。
不过，对于前人掺杂了太多“家天下”观念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一概盲从。以在下看，刘裕篡位这件事，其实无可厚非。皇天无亲，有能者居之（古人喜欢说的，是“有德者居之”，但参照古今中外的史实，不能不说，这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谎言）。刘裕的能力超过司马家的任何一代皇帝，干得明显比他们称职，比他们更能治理国家，比他们更能关爱百姓，比他们更能抵御外侮，一言以蔽之：刘裕登上皇位，对治下的大多数民众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