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有违“为人民”的宗旨？……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
与对待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周恩来还与黄炎培协商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临走时，周恩来请黄炎培一并考虑。
共产党的道路，给黄炎培很多的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来说服了。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讨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政府总理两次登门，黄炎培感激不尽，他知情晓理，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黄炎培欣然同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两职。
对黄炎培而言，他并不是勉强同意出山的。他答应周恩来，是因为自己解决了“信念”和“真理”的问题。后来他在回忆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变化过程：
出任总理（4）
使我认识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之所在……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请谁来担任农业部的首任部长呢？周恩来提了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就是李书城。党内有人对这一提名大惑不解，并提出疑虑：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周恩来坦然解释道：
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
大家恍然大悟，尽管不太熟悉，但最终还是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李书城入主农业部。
人们又生疑惑：为什么大家熟知的邓颖超却不在政府任职？建国伊始，党内外各方面的人物对邓颖超已是非常了解。她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广为人颂。
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
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不能这样做！”
他还有一番高论：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请：“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这样一个周恩来，人们肃然起敬，佩服！
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总理周恩来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孙晓村称：“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
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来走进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上任以来的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
选择这里开第一次会议，恐怕有它的特殊含义。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位于中南海瀛台汉白玉拱桥的北侧，原先是中南海里的正殿。只因康熙皇帝为它题的殿额“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绪亲政以后，特别是在实行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经常把勤政殿作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绪变法失败以后，勤政殿不仅没有起到“勤政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满清腐败昏庸的见证。
直到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勤政殿才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不久，就是在这里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这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
走进勤政殿的新中国“内阁”成员们深知，周恩来意在提醒大家从此要真正地为民勤政。
在周恩来到来前后，新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们，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都陆续来到会场。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者都庄严地在政务院首次会议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每一笔都饱含着新一届政府官员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的信心。
首次与全体属下齐聚一堂，周恩来高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
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出任总理（5）
周恩来作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
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向全体委员介绍政务院组建的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等问题。
周恩来逐项细说：
——组织形式：政务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的首脑部。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以总理1人，副总理4人，秘书长1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不仅有它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又是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教委），另外还有人民监督察委员会（简称监委）。
4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3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成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40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人事安排：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3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并且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方面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中财委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人参加的较多。
有的人计较安排的地位，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现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
——干部来源：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
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
——合作共事：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党与非党或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还不习惯，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关羽，他不愿与诸葛亮合作，并且还曾向曹操投降。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地位和不肯学习等倾向。
……
听讲的人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总理周恩来对自己所领导的机构的要求是，必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达到有序而高效！
为使新政府这部机器尽快有秩序地运转起来，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报政务院批准。
当晚，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领导成员会议，确定当前必须抓紧做的工作。
晚上的会议做出如下决定：
——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
——为了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
——为拟定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
——即日起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
出任总理（6）
分别由陈云、董必武、黄炎培召集的三个专门小组，最终又统领在周恩来的旗下。
四天以后的10月25日，为解决工作条例等问题，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指导接受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条原则，主要精神是：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前由地方代管；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
由于华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构架已经归属于政务院，所以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在政务院下属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周恩来又于10月28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初步通过了《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
为便于外事工作，周恩来在第三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
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前三次政务会议开过以后，在全世界舆论焦点的关注下，在全中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中，政务院所属各机关，开始了紧张而有效的工作……
周恩来在组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的政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组织能力，很快为世人所共知。与他共事过多年的无党派人士、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长沙大火中，就对周恩来有过这样的感慨：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律吕。
在筹建新中国的日子里，郭沫若的这种感慨更深了。
从10月1日到11月1日，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政务院各部门从筹建到开始正式工作的时限。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许各部门去慢慢地准备；更不允许周恩来有半点松懈。
周恩来的“日理万机”，就是由这一时期开始的……
首张“考卷”（1）
首张“考卷”，经济命题，新政府迎难而上绘出第一幅建设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占人类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人们正在为这种变化欢欣鼓舞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政府总理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0分。
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考验，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那场进入北平之前的对话中，毛泽东就曾把筹建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考什么？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验，恐怕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共产党除了以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