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周恩来的这段话，却有些辩解的成分。他不太同意毛泽东对“单干风”和“黑暗风”的批评。
8月11日至15日，周恩来大病了一场。15日以后他继续出席会议。而这期间，毛泽东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讲话更加坚决。
8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心小组会议，并再次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发表看法。
他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对农村单干和责任田问题，他提出：要从长远看、从本质上看，要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讲到对形势的看法时，他是不太同意毛泽东的批评的。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再不能像反冒进时期那样与毛泽东硬顶。为此，他先承认自己在认识角度上有一些问题：“对形势估计，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产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随即又策略性地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但也有相反的，如有许多老工人听了讲困难，要留厂，不要退职金，表示决心和信心更大，愿意共同渡过困难。”
“跃进”年代（14）
他还说，对待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识困难，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悲观失望，一片黑暗。
周恩来的话中，显然是赞扬前一种态度。但他的这种辩解方式，毛泽东未必同意。
在以后的会议中，周恩来接着抓他的城市工作、粮食工作、精简工作和计划工作等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工作。
到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形势有了一种新的说法：国内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情况一天一天好转。
8月25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一方面进一步抓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另一方面迎接党的另一次重要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为开好八届十中全会，中共中央于8月26日至9月23日还召开了预备会议。
经过两次会议的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外，毛泽东正式在中央全会上就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话。
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所以，对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借这次党的中央全会，毛泽东再一次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全党对于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绷紧了！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9月26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再次发言，利用这次机会，他又一次为“黑暗风”的问题作辩解：
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比如，对于形势的认识，在五月会议的时候，把困难说多了一些，说过了一点，这对干部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工作的方向还是鼓足干劲，同困难作斗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谈到今后工作的时候，他态度明确地说：
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要吸取反右扩大化的教训，不搞运动。机不可失，要团结全党，抓紧工作。
周恩来担心，唯恐会议在提出反右问题后影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所幸的是——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也记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表态：
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可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时间要做工作。
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压倒一切的。尽管毛泽东以敏锐的眼光警惕地盯着阶级斗争的动向，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它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
所不幸的是——阶级斗争开始成为经济工作的一条不可动摇的附线，从此与经济工作扭缠在一起。
破核威慑（1）
破核威慑，搞原子弹，亲自主持中央专委会抓国防尖端
就在周恩来首访非洲回到北京七个月后，中国受某些超级大国核武器威慑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在中国西部升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对这一声巨响，有人说，世界力量的对比顿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被中国打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说话的分量加重了。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没有这一声响，就没有人理睬我们！”
大多数人只知道这一声巨响的重大意义，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声巨响后面的那些默默无闻的无数的科学家和国防战线上的功臣们。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神秘的人们后面，有一个总统帅部——中央专门委员会，他的首领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周恩来率领中国核工业战线和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人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辛努力……
就在美国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中国共产党就对原子弹的威力有了自己的基本认识——毛泽东当时就对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说：不要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一年以后，中共领导人又表明了自己对核战争应持的态度。
那是1946年8月，一天，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他们谈到了原子战争的问题。
斯特朗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原子弹问题的基本态度。
三年后，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对原子弹、核战争问题所采取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看法，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
当夺取政权的炮声还在隆隆作响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便对原子能问题有了初步的打算。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团长，马寅初、刘宁一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成员还有：秘书长钱俊瑞，中国科协会员丁瓒，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等40人。这个代表团成员的名单，是周恩来亲自拟定的。他们中间有中国早期的著名核科学工作者。
钱三强，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当时雄心勃勃，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苦于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他向中共有关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买回这些东西，所需的款额不是个小数目，预计需要外汇20万美元。
正处在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哪来这么多钱？钱三强心中对此非常清楚，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提出要求的。令他惊讶的是，中共中央对发展新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同意了他的意见。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中南海约见了钱三强。
李维汉对钱三强说：“你的想法中央很支持。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3月27日，刚刚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才两天的周恩来，又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明确地告诉他们：此行参加的是一个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大会。因此，在会议期间要以我们的斗争经验告诉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是可以克服的；只有根除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的和平。
破核威慑（2）
刚刚踏入新社会的中国科学家们，立即感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他们后来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中共领导人对原子能事业的支持和新中国科学家们的努力，是与他们所处的严峻形势分不开的。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就受到美国“蘑菇云”的笼罩。美国的战争狂人们连续不断地以核武器对新中国发出威胁。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底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将装有核弹的10架B—29轰炸机部署到关岛；11月份，在侵朝美军受到重挫后，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宣称正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对付中、朝两国。1951年4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核讹诈。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继续传递要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信息。1954年1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将军甚至露骨地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
狂妄，到了极点！
中国需要发展原子能，世界反对美国核讹诈政策的和平人士，也希望中国掌握核武器。1951年10月，一位名叫杨承宗的留法中国放射化学家就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特地约见了杨承宗，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但为了打破美国的核讹诈政策，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挑衅、挑战与机遇，接踵而至。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50年代初期艰难地创建起来。
新中国无论是原子核科学还是其他科学技术事业，几乎都是在薄弱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1953年底，近代物理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新中国感召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学家队伍。但是，对原子能本身，许多科学家也并没有真正掌握。
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钱三强提出的问题。
1954年，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这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原子能的基本材料找到了！这一发现，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专门找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矿资源等等情况。
周恩来明确地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你们作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
谈完，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