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法，阐明人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沿着生、长，老、死的无情规律而演进的。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也普遍延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平均寿命是28岁左右，现在发达国家居民的平均寿命已是74岁。在旧中国，抗日战争前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现在全国的平均寿命提高到70多岁，活到70岁的早已不是“古来稀”的了。但是，不管如何延长寿命，总是活不到1千年，1万年。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5＇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全身大部分器官系统的功能也逐渐减退，记忆力减退，反映迟缓，还有牙齿脱落，消化功能减退，内分泌腺衰退，骨质疏松，易患各种老年病，如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等等。这些现象都是自然规律的指使，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毛泽东是当代的伟人。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真诚地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还是跟所有的普通老人一样，仍然逃不脱老年疾病的折磨。1971年，年届78岁高龄的毛泽东，已是头发花白，明显地衰老了。这一年，他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患了“大叶性肺炎”。1972年1月，由于劳累过度，突然休克，经过抢救才脱险。1974年春天，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经受了长达600多个昼夜的失明痛苦。1976年1月，周恩来因病与世长辞，他当时侧卧在病床上，只好痛苦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他再也不能像1972年1月10日，突然决定去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去参加周恩来这位与自己几十年患难与共老战友的追悼会了。可见，自然规律是无情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
毛泽东早在1953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年青人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这就是说，人的衰老和死亡是自然的必然结果，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人们可以避免死亡，“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其实，中国道教的求仙巫术，追求“长生不死”，佛教的所谓人死后升西天成佛，西方基督教的所谓人死后可进入天国的神学，都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梦幻，完全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古今中外，无论是圣贤愚恶，尊卑贫富，又有谁能抗拒人总是要死的自然规律呢？又有哪一个人能求得无限生命，真正成仙、成佛，进入天国或同天地共存呢？在过去神学迷信盛行的时代，一些人包括封建帝王、权贵者，忙乱不停地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药石，入深山求仙拜佛，以求不死之道。但是，到头来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一个应验的，也没有一个人逃避了死亡的命运。中国史籍中记载的秦始皇，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几度派人去蓬莱仙岛，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仍是难以逃避死亡的结果。历史上这种神学迷信的愚蠢做法，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自然已成为笑话。但是，那种追求无限生命的唯心主义思想，却不能说至今已没有影响了。
毛泽东认为，每个人都逃避不了死亡，人们对于死应持自然的超脱态度。他在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这说明，毛泽东对于死，是批判地吸取了道家对死顺其自然的思想，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超然态度。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中谈论生死问题最多的一位思想家。他由其自然论的观点为立论，认为生死犹如昼夜，如同气聚气散一样，“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都是自然的变化由生而死，不必容心，不必悲哀，不必悦生恶死，任其自然变化好了。庄子认为悦生恶死是人生观的最大谬误。正是这种生死的自然观，成了庄子那个妻死鼓盆而歌的事。据《庄子·外篇》记载，庄子的老婆死了，惠子去吊，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指责说：“你老伴与你生活一辈子，生儿育女，如今人老身亡，你不哭倒也罢了，还敲着盆子欢歌，不太过份了吗？”他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啊，开始我怎么不哀伤呢？但我静下一想，她原本就是没有生命的嘛，并且也没有形体，甚至还没有气息。她不过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化而有气，气又流变成形，然后才赋有生命的。而现在，又变化致死。由无生变而有生，由有生化而为死，跟春夏秋冬四季相同。如今人家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的大房子里，而我却因此啼哭，这才是不通生死之理，于是不再哀伤。”庄子认为，由无生而有生不悲，而由生化而无生，亦何必悲？生死是自然的变化，“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这是正确的；但他否认了生命的价值，认为生死齐等，生与死都一样，否认生与死的区别，对生死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悲观厌世，对整个人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则是错误的。
毛泽东吸取了道家的关于生死自然论思想的合理因素，赞成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的办法，认为对死应遵循自然规律的变化，持任其自然的超脱态度。他对于死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观点，认为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旧事物的灭亡，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辩证法的胜利。因此，他主张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
毛泽东曾同他身边的医护工作者吴旭君谈过他自己的死和他的生死观问题。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悲痛逾常，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非常怀念他，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他就是在这种悲痛的激情中写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有一天，睡不着觉找吴旭君聊天，他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谈起人死的问题，说“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象老百姓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他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他还说：“我这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吴旭君对毛泽东突然谈到自己的死问题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于是她提出不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毛泽东则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第二天又接着谈。毛泽东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他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喽。”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毛泽东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吴旭君茫然地问：“讲什么”，毛泽东说：“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又认真地对吴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吴旭君连连摇头说：“不能，万万不能。”毛泽东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他还说：“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6＇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毛泽东的生死观的彻底辩证法思想和他对死的大无畏的超脱乐观精神。
“红白喜事”的辩证法
王恕焕
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曾说过：“辩证法是死。”＇7＇他强调死亡或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没有旧事物的死亡或消灭，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命里面。”＇8＇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里提出了“生就意味着死”＇9＇的唯物辩证法命题，坚持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把生命的否定看作是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东西。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与死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他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红白喜事的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民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体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个喜事。至于死，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毛泽东这番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从不同的视角，生动地阐明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
第一， 生与死是相对立的。生与死是一对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生命的实质就是生与死的对立统一。从一个人生命的自然发展过程来看，生是生命的开端和延续。死是生命的结束，两者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是显而易见的。人活着才能思维，才能劳动，才能创造，才有情感；人死了，生命也就结束了。二者存有区别。当一个人面临着生死抉择的考验时，要么舍生就死，要么舍死就生，两者必居其一，不能生死兼得。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是排斥死的，死是排斥生的，彼此相互斗争。就红白喜事来说，也是如此。要么是生的红喜事，要么是死的白喜事，这两者也是相互排斥的，不能同时并存的，不能说既是红喜事又是白的喜事。如果不承认生与死的相互对立，不承认生与死的不同界定，就会导致道家庄子的相对主义诡辩论，生死齐等，两者都是一样，生即死，死即生。这是违背生与死的唯物辩证法的。
第二， 生与死是相统一的。两者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统一的。毛泽东说，没有生就无所谓死，没有死，也无所谓生。可见，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人类正是这样生生死死的一代一代地繁衍下来的。生包含着死的因素，死也包含着生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法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10＇恩格斯坚持把死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把生命的否定看作是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