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
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
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
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
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
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
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
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
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
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
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
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
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
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
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
消失并且变成鬼魂。
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
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
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
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
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
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
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
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
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
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
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
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撩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
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
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
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
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
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
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
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
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
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
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
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
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
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
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
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
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
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
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
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
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
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
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
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
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
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
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
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
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
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
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
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
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
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
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
“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
“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
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
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
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
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
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便叮嘱我：“你只能两点一线，
学校到家，别的地方不准乱逛。”
“为什么？一我问。
“你不懂。”
“为什么不懂？”
“因为我还没把它们灌入你脑袋。”
“为什么不灌给我？”
“天呀！这让我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那种坏男人会把你
从大街上掠走，再把你卖给别人，待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然后孩子
的尸体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以后呢？你就会进监狱，最后死在里面。”
我知道她又在胡编乱造了。但我也学会了编造，特别有时，当她必需要我为她
做一些翻译时。比如那天在一家食品店，她将鼻子伸到打开的罐头里，边上一个男
人对她叫喊着。这令我十分尴尬。“他讲的什么意思？”妈问我。我便哄她：他说
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种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
知，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点译给她听以外，还擅自夹了点私货，我说学校规定，
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
三
一天，父亲骄傲地宣布：“我开始上升了！”那是指，他被提升为服装厂的推
销部经理。“这下，你妈可要高兴死了。”
我们的确情况好转了。我们跨过海湾区，来到旧金山，而且上了山，搬到北部
海边，一幢公寓，并且有了个意大利邻居。那边的人行道特别陡峭，每天从学校到
家，就得爬一段坡，那年我十岁。我希望，从此可以将一切恐惧留在奥克兰了。
那是一幢三层楼公寓，每一层有两户人家。房子外壁覆着一层白色拉毛水泥贴
面，垂着金属的火警安全梯，但里面的设备却是陈旧的。玻璃窗格的门，通向散发
出一股霉气的门道，那里的传话器密密麻麻挤着整整一幢住户的名字。安德森、海
曼、南茜、苏茜斯和我们圣克莱尔家，一派典型的大杂院腔调。我们住在二楼，包
围在烧菜的油味和上下楼的脚步声之间。我的卧室面向马路，夜里，我想象得出马
路上是怎样的一副情景：汽车喘着大气挣扎着爬上陡峭的坡路，马路上聚集的夜游
神们嬉闹着，抽着烟，高声说笑着：“怎么，人都到齐了？”然后是警察的吆喝声，
接下来，是救火车的警号，马路上还传来一阵女人的咆哮：“你这个丘八，狗！静
下来。”这一切成了我每晚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
妈却看不顺眼这幢公寓。最初我还没觉察，刚搬进去时，她忙着收拾，几乎花
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安排停当。这不久后的一天，她带我出去，刚走到车站，就给
一个男人吓了一下。
那是个红脸中国人，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好像与他的同伴走失了。当
他的浑浊的布满眼屎的眼睛转向我们时，立时停下来，直直地伸出双臂，乱嚷乱叫
着：“我总算找到你了，苏茜斯，我梦中的情人。嗨！”说着，他便咧开嘴，张开
双臂向我们扑来。妈立时放开我，双手护住自己前胸，好像她是赤裸裸的。就在妈
松开我的一瞬间，我便拼命地尖叫着。那男人越来越逼近我，直到另外两个男人上
来，嬉皮笑脸拽住他：“乔，得了，看在基督份上，别吓着了她们。”
从此不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进出商店，妈总是紧张得发抖，紧紧地攥住我的
手，我被她捏得生疼。一次，当她暂时松开我的手，从钱包里掏钱去账台时，我便
拔腿往糖果柜边溜，但她马上又一把将我揪回来。我知道那一眨眼间，她很抱歉未
能拴住我。
待回到家里，她把罐头和蔬菜一一置好。忽地，她似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便
将两边搁板上的罐头对调了一下。接着，又快步走到起居室里，将一面大圆镜，从
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
“你在干吗呀？”我问。
她用汉语说了一套什么不平衡，中国话叫“相克”。我想，她指的是视觉的不
平衡，而不是感觉的不平衡。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沙发茶几，
还有一轴中国画。
父亲下班一进门，就问：“怎么了？”
“妈正在重新调整家具，使房间看上去更漂亮一点。”我说。
但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她又在移动家具。我感到某种不祥之兆。
“你这是为什么？”我问道，希望她会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
可她只是用汉语嗫嗫自语着：“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
把你所有的力量吹回山脚，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
她又指着公寓的墙和门，说：“看这过道多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而厨
房又直对着卫生间，因此你摄取的一切，都正好被冲走。”
“怎么了？这又怎样？”我问。
后来父亲对我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