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
字迹，两种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
丝不苟。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出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
坐不出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抽斗里，那里我通
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
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女孩子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挺起身子，听站在你边
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
会变得怄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迟了，我早已不得不弯屈着怄偻着身子了。因为那阵我开
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
令你俯身听话。
可我还是很听妈的话，同时也学会了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又过了一年，我又学会了选择接受最好的意见：中国人有中国式的建议，美国
人也有美国式的建议，而一般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式的见解，更合我意。
麻烦的是，我后来又发现，美国式的见解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有太多的
取向，因此反而容易给搞得昏头昏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决定不了如何处置我和
特德间的关系，我可以有那么多的取向，而每一取向却又可以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
结局。
比如说，这张支票吧，我怀疑难道真的是特德设下的一个骗局，让我退却，不
再为离婚而再与他纠缠。如果我收下这张支票，他就会在事后耻笑我，那一万元钱，
把我买通了。悲痛伤感之余，瞬间我生出一个幻觉，似他送我这一万元钱，完全是
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告诉我，我对他意味着很多……如
是颠来倒去地反复忖思着，直到那张一万元支票和特德，在我脑中捣腾成空空然的
一片空白为止。
我决心结束掉这场无止境又无谓的折磨，干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算了。刚准
备开抽斗去取离婚协议书，我忽地记起了这幢房子。
平心而论，我真喜欢我们这幢房子，橡木的大门上端嵌着彩色玻璃。阳光可以
洒满我们的早餐室，坐在前厅里，就能欣赏整个城市的南部风光。花园的布局设计
和园艺，全是特德自己摆弄的。每个周末，他都泡在花园里，着迷地小心地照料着
每一株花，就像美容师为客户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
如今，我透过窗户打量着我们的花园，大片的百合花，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
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千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
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
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
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
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
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眼前的
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
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
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点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种
痛苦的语调在劝我。“为什么你不去跟你丈夫说说？……”
“妈！”我止住了她，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请别再提任何挽回我婚姻的话
了，我不要听。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要你挽回你的婚姻，但至少你自己，也应该大声说几句什么。”她
这样对我说。
刚挂上电话，它又响了，那是我的心理医师的助手，那天上午我如前两次一样，
又失约了，他向我询问是否再要另外安排一个日期，我说待我查核一下我的日程表
后再给他回音。
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你这几天人跑哪去了？”那是特德打来的。
我开始不争气地动摇了。“我出去了。”我说。
“三天来我一直在给你挂电话，甚至还去电话公司询问了这边的线路有无问题。”
但我立时就明白，他之所以这样焦虑，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只是因为当他
急于要了结某些事时，一切令他等候滞阻的，都使他不耐烦。
“你知道吗，已经两个星期了。”很明显的，他在生气。
“有两星期了？”
“你既没去兑支票，也没把离婚协议书给我。我希望大家都办得漂亮一些，露
丝。为此事，我已找好了一位律师。”
“是吗？”
接下去他气也不换一口，就道出他的真正目的，那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卑
鄙。
他要我签了名后将离婚协议书还给他。他要这座房子。他要尽快地将一切手续
办妥，因为，他马上要再结婚了，与另一个女人。
半天，我才迸出一句：“哦，你和别人在合伙欺骗我！”真是奇耻大辱，我差
点要放声哭出来。
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遭遗弃后还是第一次我突然觉得解脱了。得了，没有什
么再需要优柔寡断了。顿时，我又觉得一种失重，在一片迷津中，只听到空中传来
阵阵不可抑制的笑声。
“什么事这么好笑！”特德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说着，还是忍不住咯咯地笑着。话筒那边特德的沉默，令我笑
得更不可抑。
“对不起，特德，最好你下班后过来一趟。”我强忍着笑把话讲完。
“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可多谈了，露丝。”
“这我明白。”我嗓音的冷静，令自己也吃惊。“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别着
急，你会拿到你要的离婚协议书的。相信我。”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中毫无计划，等他来时，我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
我只是一心想在离婚前，再与特德见上一面。
我给他看的，就是那个花园。那天他是在傍晚时光到我这里来的，那正是一个
多雾的夏日的傍晚，我把离婚协议书揣在风衣口袋里。特德穿着一身运动便装，待
他环顾着那个废败的毫无生气的花园时，我发现他的身子，也在籁籁颤抖。
“一片荒芜。”他心疼地轻声啧啧着，一边努力将被蔓延到路径上来的黑莓藤
缠住的裤管挣脱出来。此时我猜出，他正在估摸着，要使这里恢复原状，大约需多
少时间。
“我倒喜欢这样。”我说着，不经心地拍拍一只长得硕大的萝卜。盘盘杂草，
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
特德从地上拾起一把掉落的梅子，一扬手它们就越过篱笆，掉入邻家院子。
“离婚协议书呢？”他终于开口问。
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他信手把它塞进口袋。这时他转向我看着，那目光，
我一度还以为是充满柔情和爱护之意的。“你不需马上就搬出，”他说，“我知道，
你至少需一个月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住处。”
“我早已找到了住处。”我立时接嘴道。因为就在霎时，我已明白我将住在哪
里了。他眉毛一扬，惊喜地一笑，然而那笑容未及展开就消失了，因为此时我说了
一句：“就是这里！”
“你说什么？”他尖声叫着。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我重新说了一遍。
“谁说的？”他气势汹汹地把手臂往胸前一抱，斜着眼盯住我，那架势，说明
他准备大大地发作一场。过去只要他一摆出这样的架势，我就会吓得六神无主。
不过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了，既不害怕，也不生气。“我说的，我就呆在这
里。我的律师也这么说，如果你要想得到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的话。”
特德连忙掏出那份离婚协议书，发现四个×还在，没有我的签字。“你到底准
备怎样？”他问。
这下，我用足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说：“你反正不能就这样，
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这正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后果了，特德慌乱了，他肯定没料到，我怎么一下子如此强
硬起来了。
那晚，我梦见自己在花园中游荡着，薄纱一样的淡雾，波浪似地在花园上方飘
拂着，摇荡着，给树丛添上一种奇幻的迷茫之感，朦胧中，看见妈在小心地俯身照
料着一棵棵花草，那样地细心，犹如在照看着一个个婴儿。看见我，她对我挥挥手：
“看，我早上刚刚把它们种下，为了我，也为了你！”
哦，妈妈！
——吴精美的故事
五个月以前，在一次为庆祝中国阴历新年而举行的蟹宴上，妈送给我一个护身
符，那是一块垂在金链条上的玉，这块玉不是我自己看中的。它几乎与我的小手指
一般大小，绿白两色相混，精工细作地雕刻着许许多多花纹。依我的目光看，它作
护身符不大合适，块头大大，颜色也太绿，而且太矫饰。因此我就顺手把它放进我
的一只漆器盒中，过后也就忘记了。
然而这些天我却想起了它。我弄不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妈在三个月前
去世了，再无人向我解释它的含义。她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过三十六岁生日的前六
天。
现在我天天佩戴着这块玉，我想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一定有它们特定的意义，
因为那些线条和花纹，对中国人常有某种特别的解释。当然，我尽可以向琳达姨、
安梅姨或其他中国朋友请教，但我深信，她们所讲的，远远不会就是我母亲所想表
示的。即使她们跟我解释过，那上面的石榴花纹，表示妈希望我能多子多孙，可多
子多孙了，又怎样呢？
因此，我也分外注意别人颈上的这种类似的饰物——那种和我一样的约两寸大
小的垂物，是椭圆形的，滴绿生青。但我们很多人，佩戴着它却对其含义一无所知。
例如上个周末在一家酒吧里，我发现有个侍应生，他颈脖上也吊着这么相似的一枚，
我便指着我自己颈脖上的那个问他：“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妈要给他这个。自然，那已侵犯他人隐私了，活像个包打听。
这种问题，只可以由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反正在一群黄皮肤黑头发人
中，两个中国人之间，才有种自家人的感觉。
“在我离婚后，她把这给我了。我想自有她的道理的。”
但我却从他话中听出，他自己都对这枚吊饰的意义有所怀疑。
就在去年的新年饭上，妈一共煮了十一只蟹，每人一只后还可以有个人多吃一
只。那是她和我一起在唐人街上买的。我爸妈的住处，离我供职的广告公司只相隔
六条马路，因此一周中，我倒有两三次，在下班后弯到他们那里去，妈总烧好一桌
好菜等着我。
那年的中国阴历新年是周四，因此我早早地下班后，便陪着妈去采购年货了。
妈七十一岁了，仍旧健步如飞，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腋下夹着只彩色塑料包，我
则拖着小拖车跟在她后面。
每次我们在唐人街踱步时，她总要议论一番其他的中国女人。“香港太太。”
那次看着两个打扮讲究，穿着貂皮黑大衣的太太走过时，她便低声嘟哝了一句。当
另一个戴着手编绒线帽、穿着男式衬衣的女人走过时，她则不屑地翻翻眼睛：“广
东人，乡巴佬。”而她自己，则穿着浅蓝色的化纤长裤，上面是大红的绒线衫、外
罩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羽绒外套——很是与众不同。她是1949年到美国的。自从19
44年她从桂林战火中逃出后，她北上重庆，便在那里结识了我爸，然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