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灵魂有所警醒，但这大概不是他主观上所期待的。
我来讲个故事吧。等大胡子终于把故事艰难地讲完，我对他们说我讲一个文化革命中的故事。
我讲了我的“12。5事件”。
一开始他们完全是当作一个故事听，当他们听到遗书的情节时，觉察到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真实，并且我就是里面的主角。“和尚”问这主角是不是我时，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在坐的人当中，除你们三个人外，还有一个人的灵魂在几年前也曾游走于阴阳之间，也曾认真地想过那永恒黑暗的来临，这次陪你们度过这最后的十天，他有了点新的感悟：人的生就意味着后面必然跟着死，时间有长有短，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要面对它的一刻，不论他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在这一刻到来时，坦然和平静是唯一理智的，尽管这不容易。
听我讲完，没人再说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蹩脚的牧师。
这一夜我没有睡，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也算是给他们守个夜吧，尽管和他们的精神支柱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古人有言：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此时他们面对的是全部生命都已经、正在或将要面对的死亡，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例外。此时只是生者对将死者的同情，在这里早已淡化了立场、观点的差异，消弭了年龄、经历的不同，并且谁能保证我一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一纸判决后我被砸上脚镣、戴上手铐，最初恐惧、继而焦虑、终于坦然地恭候死神降临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
天花板上岁月留下的水渍，幻变出千奇百怪的痕迹，有时半夜睡不着，我就看着这任凭你的想象肆意驰骋的图画，并从这图画里勾勒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一时无法入睡的他们睁大着眼睛，痴痴地望着天花板，不知是不是也在想象些什么。终于，睡意开始袭击他们了，这也许正是他们所需要和希望的，他们入睡了，尽管没有一个睡得安神，但比起第一夜时“和尚”的悄悄流泪，此时的他们已经开始平静地接受死神的将临。
这是一个漫漫的长夜，我一直坐着。在迷迷糊糊中我突然觉得眼前出现一片金光，在这金光里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在这里什么都是金光，犹如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辨不清我是什么？我在哪里？在这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差别，无从变化。我突然想搞清这是世界的终结还是世界的初始，当我开始领悟到世界的终结和初始本来就是一回事时，似乎突然有什么在躁动并伴有一阵轻微的声响，这声响把我惊醒，睁开眼小心看了一下，什么都没发生，眼前的几个人都在没有声响地睡着。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幻觉，或者说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梦境。这是表示佛光普照还是意味人佛合一？在各种民间的传说中不是都有大恶之徒修成正果的故事？《西游记》中不是有大佛身边的神器下凡为恶的描述？想到这里睡意顿时全消，再看他们几个，似乎脸上有了几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这是不是彰显他们的灵魂已皈依了冥冥之中信之者有不信者无的佛？那躁动和声响是不是净六根时他们对尘世的最后一点留恋？
清晨还不到五点钟时，他们好像约好了似的几乎在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睛，不言不语地躺在那里静候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当这轮太阳让我们感到它的威力时，他们三个已经永远地熔入了它的光焰。
五点半的钟声一响，他们开始洗漱、方便，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衣服。大约六点半钟，他们最后的早餐送来了，菜里面有点肉，散发出一股平日里没有的香味。但此时他们三个好像都没有什么胃口，只是饥饿感的惯性和要做个饱死鬼的愿望让他们把这人生最后的一餐饭慢慢地吃了下去，吃完后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没有任何悬念。最后的时刻在时间似乎静止时悄悄地到来，七点钟刚过，门开了，第一个点的“和尚”的名，他顺从地站起来，我过去扶着他，在铁镣的撞击声中一步一步走到门口，在要出门时他回头望了我一眼，似乎想用笑一下来表示自己的从容和对我的谢意，但没成功。第二个是老张，他还是一脸的阴沉，有点不情愿的站起来，我送到门口，心事重重的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门。最后轮到大胡子，他站起来对我说了一句：小李，我就要上路了，麻烦你们这多天，最后你就不要送了，保重。
我还是坚持把他送到门口，他最后朝我点了一下头，门重重地关上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清点完了他们的遗物，这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到此结束。
所长很满意，我知道他的满意是因为没出任何意外，死囚们很平静地渡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后来每次有这样的事他都要叫上我，只是不再说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了。到1976年7月底被判刑离开第二看守所时，我先后照看了四批十几个死囚，除了第一批的三个外，还有三个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位是个从广西来的流窜人员，判决书上说他盗窃气焰十分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决前高法来对案，案对完了他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为了求一条生路，他说他还有事情交待，来对案的法官说不用说了，已经足够了。他据此知道自己已是死路一条了。他在武汉姘的一个女人，作为窝赃犯也被关了进来，此时已有了身孕，在女号放风时我见过——一个小有姿色的女人。一开始这女人坚持要留住这孩子，说要给他留个种。后来看守所和法院反复做工作，传言说是以从宽处理作为交换，这女人最后同意拿掉。这位在宣判后只是后悔自己的大意，从未后悔自己的作恶，堪称江洋大盗的老兄闻讯后竟然大哭了一场，他说他埋在外面的钱财足够他们母子过一生，为什么要同意把小孩打掉？
第二位是个绝顶聪明的同龄人，二十岁多就是七级电工，和他的表弟合伙专盗保险柜，自认技术高超，准备周全，不可能失手。谁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最后走上不归路。他给我看了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一封文笔非常优美的绝命辞，饱涵着他的感悟、才情、对生的留恋和对家人的祝愿。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姨，我真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虽然你总在说我，但我知道，其实在你心里一直是最疼爱我的。”我帮他把信藏在被子里，我永远忘不了他就要走出这死囚号子门时，缓缓回头对我的灿然一笑，一声“我走了，保重”让我怅然若失，坐在那里好久不想说话。他和我年龄相仿，只稍稍大一点，他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琵琶，古今中外的书看了不少，对人生的很多感悟我俩竟有时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惜了，一念之差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他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环境里相识该有多好。他走后我把他的遗物用床单包好，只要他家里来拿了遗物，并拆洗了被子就一定会看到那封信。他走后的第三天，有人看见他家来人领走了那一包东西。
第三个是用小恩小惠是把邻居的四姐妹全都奸污了的老头。大姑娘是第一个受害者，当时还不满十六岁，而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以后依次是老二、老三、老四，老四第一次时还不到十二岁，这一隐秘的过程长达好几年。最后是老大的肚子大了才东窗事发，最先发现的是他的老婆，但他并不想就此打住，老婆忍无可忍，想让派出所教育他几天，但这事一到派出所就不由她了，结果这老头走到了死囚牢房。但这些不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他是那批死囚中第一个宣判的，我把他的铺安排在我旁边，见判决书插在他上衣口袋里，就随手抽过来打开看。还没看完，我感觉这老家伙在害性命。这几个小姐妹还是花骨朵时就被他摧残了，对他有点不齿，当然是放在心里。我心里在想什么他多少有点觉察，可能是为了增加砝码，为自己赢得点什么，他好像不经意间说出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当时一惊，还怕自己是听错了，就追问了一句你说是谁的干儿子？他再次说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的感觉这有点像是天方夜谭。这会不会是胡言乱语？人到了这时候作什么样努力的都有。但万一是真的呢？好像是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周恩来在武汉和几个朋友吃饭，曾在大白天手提灯笼见蒋介石的辛亥耆宿、被称为湖北三怪之一的张难先先生作陪时带上了他。他说他小时候长得眉清目秀，很逗人喜欢，张难先是他家的一个亲戚。席间说笑时周恩来要收这个逗人喜欢的小家伙做干儿子，张难先觉得很有面子当然同意，按湖北的习惯还搞了个仪式，他磕了头，周恩来给了见面礼。
他的叙述不像是编故事，凭这样一个老头，编故事不可能这样有鼻子有眼，并且这样合情全理，我开始相信他说的事是真的，问他这事向预审员说过没有？他说没有。这不是个小事，尽管在心里对他不能容纳，但理智告诉我还是应该向看守说一下这件事。我的报告声一出口，看守还以为是发生了意外情况连急忙过来问什么事？我说××讲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然后把我听到的简略地叙述了一下。看守听后也很意外并有点紧张，问了一个我刚才问过的问题：他跟预审员说过没有？我说没有。他要我帮这位写个材料。材料交上去后的第三天法院来人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号子里有人认为他有希望，但他本人好像自知罪孽深重没有作这个指望，十天后他被叫了出去，命赴黄泉。
注释：
①扁担山：武汉市最大的公共墓地。
第二十三章 九年等来的判决
1974年元旦在京山的战备监狱填了一首词，传给了几个好友。
甲寅新春赠诸君
——调寄卜算子
冰霜严寒时，孕育花满枝，否泰互通极必反，几多破涕事。
丰年飞雪兆，甘甜困苦滋，莫道五更眸如锁，静候佳音至。
填这首词的时候，认为自己已经处在最坏的境地，只要是变，那肯定是朝好的方向变，也许是被我蒙着了，佳音来了，1974年3月8号，在京山关了三年多后所长通知我们：你们的问题要解决了，明天回武汉。话语中透露解决问题的方案极其乐观，超出我们的想象。第二天两辆车准时开出，全没有来时的那种荷枪实弹的紧张气氛，没有当兵的押送，只有两个看守和我们在一起；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饱览无边的春色，憧憬着和家人、亲友相聚的时刻。
到了武汉市第二看守所，那气氛就像第二天就要把我们给放了似的，原存在保管室的违禁物全都不收，直接让我们进了号子，看守也不管我们这两个号子，我们在里面欢歌笑语，搞起了联欢会，每人都要出节目，一首《伏尔加船夫曲》，让那深沉、激昂、乐观、向上的情感，让那向着太阳唱起歌的心灵撞击久久不能散去。王老头唱歌不怎么样，但他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那风度，那韵味，那种完全沉浸在轻盈舞步中的自我陶醉，让人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传言说要一风吹，该补工资的还要补工资。有人不是那样乐观，这多年来失望的次数太多了。就是乐观的人心里也有郁闷，水运工程学院的俞明亮说：百万雄师的人早就放完了，头头放出去个个升了官，把我们放出去补点工资还不该？就算真的补了工资，谁能补我一个青春呢？他这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当时确实是要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省委书记姜一和省委组织部已经找柳英发谈过话，准备要他任团省委书记。）几天后情况好像有变，该收到保管室的东西又重新拿走，把我们这批人又打散和其它的人犯关在一起。
在二所关了三个多月后又说一时不能解决问题，于7月17号又被送回京山。在京山又关了半年后，1975年元月21号再次说要解决问题，又被送回武汉。在二所关了半年，再一次说情况有了变化，还要等。
“七五年七月十七号，还是去年的同一个日子我又回到了京山。三到京山了。什么时候才能解决问题，见我父母一面呢？”
上面是返京山后在笔记本上写的一段话。
这次只在京山呆了很短的时间，只一个来月就第三次回到了武汉，还是关在二所。此时的传闻已完全不是第一次回汉时那些让人兴奋的消息，风向变了。那首《卜算子》里面的“否泰互通极必反，几多破涕事”成了一场梦，对我们来说应该改成“否泰互通极必反，只是梦里事”才贴切。
第一批一起去京山的难友此时放了几个，这几个本来就没什么事，更多的是判了刑。绝大多数案子都解决了，怎么就我这案子一直往后拖？传闻越来越不利，如果说第一次回来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