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梅斯赫蒂人迁回原地区，最大的困难在于生存空间。梅斯赫蒂地区位于格鲁吉亚西南部，是一个高山深谷地区，耕地极少。战后大批格鲁吉亚人被强行迁入梅斯赫蒂地区。这样一来，在那里已繁衍了两代的农民，将竭力反对大批梅斯赫蒂人的归来。
然而也不排除另一种立场，就是从格鲁吉亚居民的整体来考虑民族归属问题。有些梅斯赫蒂人讲格鲁吉亚语，自称格鲁吉亚人。他们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于 18—19世纪占领梅斯赫蒂时期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
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宣称，可以把这批梅斯赫蒂人接受下来，让他们在格鲁吉亚人当中同化。格鲁吉亚当局大概是同意这种想法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梅斯赫蒂人讲土耳其语，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在70年代，其中一些领袖人物提出要求，如果不许他们回到梅斯赫蒂，就批准他们到土耳其侨居。今天他们希望能在格鲁吉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民族自治州。
这些操土耳其语的梅斯赫蒂人大批返回格鲁吉亚，以及可能在当地建立异族实体的前景，已经引起格鲁吉亚公众的惶恐不安。应该看到，当局对待这种情绪特别敏感，因为他们知道，对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任何潜在威胁都可能多么迅速地引发群众的不满。
去年在格鲁吉亚东部发生的骚乱，起因就是有消息说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在那边收购土地。4月在第比利斯发生过示威游行，后被军队驱散，最初的原因也是抗议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裂出去的要求。
格鲁吉亚人同时也会把梅斯赫蒂人迁回一事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许多回归格鲁吉亚的家庭已经遭到袭击。苏联政府最终恐怕还是会要求强迁出去的民族留在目前的居留地，以避免再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同时，在文化领域，将给这些民族以更大的自治权。
我做了保证：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要求将正式得到审议。说老实话，我的确是打算跟格鲁吉亚领导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是否有可能让部分梅斯赫蒂人回去。其中就包括那些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的人。他们同化起来比较简单。但大部分梅斯赫蒂人讲的是土耳其语，他们是穆斯林，格鲁吉亚未必能同意“异体”民族进入本国。还记得那个口号吗？“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我还记得。我想向读者介绍我在那些日子收到的已封存在我个人档案里的格鲁吉亚来电：
尊敬的主席：
我知道您博学，也知道您善思。然而您于6月4日在电视台发表的谈话还是使我感到惊讶。难道您没有发现，把一个民族称之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不严肃么？为什么您也要跟别人犯同样的错误呢？您应该知道，有土耳其人，也有梅斯赫蒂人，亦即格鲁吉亚人。您也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民族。还有：两个起源相近，有同一信仰的民族，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可为什么要把他们塞给我们呢？您难道不觉得您作出的让步，会推动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波罗的海地区的人、中亚地区的人和别的什么人从自己的土地上把同样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也就是把我们这些加盟共和国土地上慷慨地住满了的外族人都驱赶出去吗？．
主席同志，您要小心！您点燃了民族之间的火焰，您将会召来风暴。顺致深深的敬意。
《阿扎尔日报》记者帕特伊什维利于巴统
近年来，当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在格鲁吉亚北部的时候，这位记者不知又有何感觉？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不是还没有迁到那边去吗？
召来风暴的不是我们，我们是同风暴作斗争的人。为什么现在又要把俄罗斯的青年士兵请到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中间地带去设立边防哨所呢？南奥塞梯的情况又怎样了呢？我看，我就不必再提醒尊敬的记者先生，他的故乡阿扎尔出了哪些事吧？
那么，我还能对什么抱有希望呢？我想起我坐在难民营的木头长凳上聆听那些人倾诉的情景。他们是那样的疲惫，就连哭泣的力气也丧失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我的那些格鲁吉亚同事们，他们不希望相信，但还是不得不相信！其实，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梅斯赫蒂人一迁回去，格鲁吉亚人就会把他们看做对自身完整性的威胁。当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张嘴说希望分离出去的时候，不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吗？其实，已经出现过梅斯赫蒂人自发迁徙到格鲁吉亚去的事例，可是，唉，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格鲁吉亚人的表现，说得客气点，真没有一点好客的风度……这些我了解得都很清楚，所以才不敢坚决下保证。
上帝可以作证，后来，我曾多次为此作出努力……当我彻底明白，格鲁吉亚绝不会给予梅斯赫蒂人以栖身之地的时候，我曾向我国立法部门的领导提出过一个特别的妥协办法：希望我们能选举哪怕一名梅斯赫蒂人的代表当苏联人民代表，并参加最高苏维埃。最好是能选两名或三名。日耳曼人也应该选。不是有代表出缺了吗？例如阿巴尔金就当了我的副手，可以补他空出的名额。也可以补别人空出的名额。这些人进了最高苏维埃后，可以代表自己的同胞说话。
此外，我还建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者政府下面正式设几个不具有区域自治权的民族的代表处。我要说，这实际不过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是的，是的，您说得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戈尔巴乔夫彬彬有礼地点头回答。但什么下文都没有。他没有到过费尔干纳的难民营。
现在梅斯赫蒂人在哪儿？有的回乌兹别克斯坦了。有的还生活在俄罗斯。
遇到重要节日，他们就到莫斯科聚会，到练马场站着。还是那个要求：还我故乡！他们的故乡在哪里？唉！太遥远了！现在，那个故乡格鲁吉亚可是没功夫理什么梅斯赫蒂人的事了。而且，格鲁吉亚自独立后就立刻开始迫害那些哪怕有一点点跟它意见不一致的人——奥塞梯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
现在那里的政权更迭了。不过，难道就比过去的强了吗？
“颜色革命”时过不久。人们不仅没有找到民族和谐的道路，反而响起了武器的碰撞声，弥漫着沙文主义的焦臭，人们沉迷在无边的权力欲之中。同俄罗斯的关系遭到不遗余力的轻率破坏，原来的历史、原来的经济联系都被遗忘了，几十万格鲁吉亚人生活在我们国家，并养活故土家人的事实也被遗忘了……现在哪有闲心去管什么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事呢？
我经常会在国内旅行，特别是在中部的几个州。旅行中常遇到“高加索民族”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就是那些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黑色的1989年6月，由于我的提议而被军用运输机送到了俄罗斯腹地。现在跟邻居们相处得很正常。不过眼睛里却流露出忧郁……他们这可已经是在第三故乡了……”
这一章的内容血腥气太浓，有着太多的残酷和兽性。一切都实在是难以忘怀。似乎本该引以为鉴的东西，可是……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会想到一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报应终于来了，遗憾的是报得还不够狠。
第5章 巴库：谁是罪人？
我现在要讲的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事件，不应该看成是局部事件。它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利用出民族牌和民族冲突来争夺政权的斗争。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已经好几年燃个不停的熊熊烈火，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注入了营养。在这股浪潮中，带有民族色彩的两地政治势力都力图夺取政权。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一句话，说：民族主义——这不是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在这两个共和国的政治斗争中，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人命就几乎一钱不值了。
本章所述事件，主要发生在阿塞拜疆。当时有关的各种版本在媒体上相当多，不过各自的结论却完全不同。现有的材料强调的重点主要是：中央斗争的目的是为了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是反对肢解“帝国”，反对民族自决。然而暴行和破坏却被淡忘了——“小事一段”，何必大惊小怪！
有关当时的事件，出现了大量谣言和神话，它们逐渐掩盖了正式的说法。任何一个神话背后，总是能看出事实的影子，但同实情究竟有几分相似，那可就说不准了。凡是资料不足的地方，谣言和想象就会成为消息的来源。可是搞得不好，对历史的歪曲就会成为对未来的打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巴库的一月事件说个明白，这样做大有好处。我不想像准确的记录似的一件一件地去说细节，那是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们的事。我的任务是把我国领导人当时的作为曝曝光，说出有关他们的真相。
1989年的岁末和1990年的年初，阿塞拜疆的局势开始越来越紧张。人们的互相指责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早已超出了正常范围。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口舌之争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武装冲突，演变成为正式文件往来，有的还涉及阿塞拜疆的主权问题。纳戈尔内一卡拉巴赫的分裂主义运动加强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阵线比官方的立场更为激进。土壤已经有了，行动很快也就会跟上。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公民有意抗法的行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显然，阿塞拜疆正酝酿着一系列严重的事件，人民阵线不会善罢甘休。
就在1989年的最后几天传来消息说，在同伊朗交界的国境上有一段大约200公里的工程建筑被毁。根据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报告，参加骚乱的数千人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这是那些不择手段要把和平居民推向同边防军人发生血腥冲突的势力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就蠢到家了。在边境担任防务的基本是俄罗斯小伙子，他们没有使用武器，这说明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可是为什么现在那些发表文章的人却羞羞答答，有意不提觊觎政权的人民阵线分子驱赶妇女儿童，给边境设施破坏分子打前阵呢？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国家领导人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绝不允许流血事件发生。要找出骚乱原因，严惩骚乱组织者。
可是组织边境暴行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在其后的三个星期中，首次出现的公民抗法行动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国家边界在人们意识中始终是守土卫国的象征，而 12月份对国境的破坏行动则是苏联存在数十年来的破天荒头一回，但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
最近这些年来，媒体不断报道有关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境事件。数十名年轻的俄国士兵在那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正是那个时期的后遗症吗？当时，为了对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就容忍了对高加索地区国境的无理挑衅，这样一来，别的国家还会把我们的国境当回事吗？有些玩弄他人思想的人是多么善于迅速见机行事啊。他们当时居然说：“一个极权国家，还用得着跟它谈什么边境吗？就连帝国本身，对我们来说不也是无足轻重吗？”既然这样，那么这些冠有地缘政治概念模糊不清的“独联体”称呼的国家，还有什么可值得保卫的呢？让我们再回头来说说阿塞拜疆。1990年1月初，当地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比方说，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得到批准，巴库方面就立即作出了反应。所有这一切使得居民的反亚美尼亚情绪乃至后来的反俄情绪逐步升级，并为反对该共和国官方政权的政治斗争所利用。集会时愤怒的人群发出号召，要找军人算账，要找亚美尼亚人以及别的民族的代表算账：“阿塞拜疆是阿塞拜疆人的阿塞拜疆！”
破坏局势稳定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强行解散连科兰区和扎里拉巴德区的政权机关。武装暴徒力图制造混乱，赶走了那里的官员。虽说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也不会容忍这种局面，可莫斯科还是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但第比利斯综合征、议会委员会主席、口若悬河的人民代表、律师索布恰克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人，我们军队的威信遭到媒体的肆意践踏。
在这些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又跑到国外什么地方去了。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出现民族土壤上的尖锐冲突，他一般总是会置身国外。当第比利斯事件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他是在英国。当人们在费尔干纳为民族屠杀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巴库开始闹事的时候，他也是不知在什么地方。那些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政治局里的保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