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夫说，总统知道立陶宛的情况，毫无疑问会采取措施。然后他告诉我们，遵照总统的指示，已经起草了关于实施总统直属管理的命令。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签署这个命令。而兰德斯别尔基斯身边由美国的和德国蜂拥而至的“顾问”们，准确地说就是一帮职业间谍，他们通过媒体，将局势炒得热到极点。“萨尤基斯”分子很渴望流血。遗憾的是流血终于发生了。
1991年1月10日，悲剧发生的前三天，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呼吁书，其中说，实际上局势已进入死胡同，他特别注意到苏联各机构收到成千上万来信，要求在共和国恢复宪法秩序，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接着又是一通说服、劝诫和警告，要求立陶宛当局要懂得它在共和国人民面前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1月12日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召开了联邦委员会的会议，研究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形势问题。会议强调，首先要采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一点至关重要。会议采纳了总统的建议：向立陶宛共和国派出联邦委员会代表，弄清当地形势，并研究提出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建议。
维尔纽斯事件之后的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记者，试图说明自己的立陶宛政策。他强调说，他一直努力想以政治手段将事态的发展拉回宪法轨道，但受到巨大压力，包括来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压力。同时还宣称，他不想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决定采用虽很严厉，但仅限于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提出警告的做法。总之一句话：“我是凌晨才得知出事的。发生悲剧到的消息对所有的人都是个意外。”
1月 17日，星期四，所有中央一级报纸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件的声明。声明对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的呼吁给予了正面评价。声明还说，立陶宛共和国的广播电视本应促进建设性对话，但相反却是在不断使形势激化，宣称立陶宛与苏联正处于战争状态，并把苏军视为占领军。政治局文件最后再次呼吁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评估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时应表现出慎重的态度，等等。
1月18日，星期五，《真理报》头版几乎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波斯湾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而立陶宛只占了版面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就这样，伊拉克似乎成了比自己内部最最迫切的问题更为敏感的焦点。当天《真理报》的头版还发表了一篇在那些日子似乎“轰动一时的”材料——“咪咪猫和朱朱狗”。
如此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待1月13日立陶宛事件的态度表明，他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回避类似的事件，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个旁观者，对一切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我很了解当时国家领导办事的章程，绝对相信诸如向出事地点派遣部队的决定，没有国家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作出的。我在撰写本章时读到许多有关事件的报道和材料。那些捍卫立陶宛宪法制度的人，还有那些卖力破坏它的人，都异口同声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一切情况。有些人还证实说，戈尔巴乔夫曾与分离主义者有勾结。这一点虽难以相信，但这个说法却始终阴魂不散。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局势，被西方及其特工部门所利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早就在政治牌局中玩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张牌了。整个战后时期，特别是“冷战”年代，他们找到各种原因和借口向苏联施压，其中包括人权、民主、反对极权政治等问题。我看，那边有些政治家甚至未必知道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位于何处，但这些问题，却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准备给世界各国端出来的一道现成的菜。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民族主义运动雏形方显的时候，外国特工机关就立刻把手伸了进来。他们在立陶宛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狂热的活动。
现已确知，正是西方特工机关操纵了兰德斯别尔基斯的行动。也真应该佩服他们，把整个行动从策划到实施都干得非常漂亮。正如前面所说，他们把公众对立陶宛新领导政治经济政策的愤怒，成功地引向了对莫斯科的抗议。他们把指向内部经济问题的矛头，成功地对准了中央，让一切都在民族主义的轨道上运行。
那些外国特工机关具有在世界各国推翻政府的多年丰富经验，它们私下指点说，要想在立陶宛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制造特殊的非常事件，最好还要流点血，这样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围绕这一事件把政治情绪和民族主义疯狂的乱麻团缠得更紧。
专家们也有结论，认为事情是如此复杂而紧迫，单靠西方特工机关，也是难以奏效的。至于说到兰德斯别尔基斯及其同伙，他们的作用很清楚。不过按照我国特工部门的看法，这种事情没有莫斯科的参与也做不到。需要对所有的行动做精确的协调，才能在欧洲中心部位的立陶宛造成流血事件。为此，我要再次引用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的话：
这次的挑衅行动策划和实施得非常成功。说它是事先策划好的，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当形势非常紧张，造成物价急剧上涨的时候，即 1月 13日悲剧发生前的两三天，维尔纽斯有大批外国代表和记者云集。他们甚至进入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有些人在交谈中甚至天真地问：“为什么计划还不实行？”看来，这是指在国外早就导演好的一月事件说的。我们无法预防悲剧的发生，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给部队下达了任务，而“萨尤基斯”又把群众煽动起来了。双方一接触，挑衅者就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前面说过，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特工人员都涌入了立陶宛。例如，立陶宛出身的公民艾维？安德留斯，就担任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游击战斗队及恐怖行动顾问。此人是在苏军驻防区和家属区实施一系列爆炸的策划者，他亲自领导了武装人员同苏军冲突的行动。在一月事件期间，安德留斯在议会担任军事顾间，经常就留宿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楼里。
立陶宛新政权在与西方特工机关密切联系的同时，对克格勃的活动表现出拆台的态度。他们用各种指示和决定，捆住行动人员的手脚，目标明确地干扰肃反人员阻止外国特工破坏的行动。
这样一分析，这场悲剧中行动各方的力量就很清楚了。但1991年1月13日之夜就真的已经真相大白了么？是谁开的枪？从哪里开的枪？为什么从一名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会是从早就不在苏军部队中使用的莫辛式步枪里射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所有致命的子弹都是由上往下穿过死者的身体，而死因又归咎于正在路面上行动的军人？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打死了人群中唯一的一名军人——克格勃中尉沙特斯基赫，而且是在背后从下朝上开的枪？还有好多军人和其他目击者证实，有人把一名年轻妇女故意从人群中推到坦克履带下，然后还照了相。这一类问题太多了。
我要再次援引立陶宛著名作家、曾经是“萨尤基斯”领导人之一的佩特克雅维丘斯的说法。他证实，立陶宛国防部第一部长佩特克雅维丘斯调来了18名“自己的”边防军人，叫他们换上便装，把他们安排进了电视塔，他们就是从那里用军用子弹开的枪。众所周知，当夜有13名公民被打死，据他说，运进停尸房的是18具尸体。医生“排除了”其中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的五具。他们是谁，怎么死的？
如果不经苏联总检察院会同立陶宛共和国检察院按照一切规定进行调查，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是根据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报告称，该共和国当局多方阻挠苏联总检察院专家的工作。总检察院的调查人员被禁止参加尸体解剖工作和伤员鉴定工作，为他们参与对生还的受害者和事件目击者的询问而设置障碍。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采取应有的措施自己单独进行工作时，立陶宛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又拒绝同他们合作。
有一句圣经上的话不禁浮上心头：“没有永不暴露的秘密；藏起来的东西也不会永远不见天日。”我想，总有一天，这“藏起来的东西”是会见天日的。
策动1月13日电视塔悲惨星期日事件的罪犯，至今还逍遥法外，并且在立陶宛占据着高位。为了让恐怖之夜的真凶免遭打击，立陶宛当局对无辜的人进行了审判。其实，按当时的职务，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给部队下达任何指令。可是1999年，在经过长达6年的监禁和调查之后，6名立陶宛共产党员还是被法庭认定有罪。罪名是“阴谋推翻合法政权，参与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布罗基亚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几位教授的案子就这样在不公正的审判中收场了。
再要说的是，在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悲剧事件一案中，还有45人受到审判，其中有原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元帅亚佐夫、原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等知名人士。
就这样，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共和国主权而展开的战斗，实际上于1991年1月在维尔纽斯电视塔以分离主义的胜利而收场了。最后的法律手续则是在当年的8—9月间完成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刚当上仓促成立的国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不提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签署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退出苏联的决定。
3个月后，还是在这个厄运当头的1991年，苏联不复存在了。
第7章 后果：仇俄浮出水面
俄罗斯人成了弃儿
1991年八九月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共和国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以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无条件的方式，退出了苏联；同年12月，这个伟大强国在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凯维奇的“帮助”下，轰然解体。这样，就在1991年的一天，我国有2500万同胞早晨一觉醒来时，竟发现自己已是身处异国。身居祖国边界以外的不仅有1800万俄罗斯人，而且还有独联体其他国家的700万公民。
统一国家遭到破坏之后，在后苏联许多国家的地域内，掀起了一阵敌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狂潮。这样就引发了向俄罗斯迁徙的移民行动——基本都是高等级工人和工程技术干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大大小小的工厂如今没有了专家，而俄罗斯人在这些地区科学文化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正如人们所说，绝非无足轻重。
处境最艰难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俄罗斯居民。
谈到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国家的处境，我首先要讲一讲他们在拉脱维亚的地位。拉脱维亚的种族歧视已经达到了最可怕的规模——尽管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也有类似情况。可是，要知道，1990年初这三个共和国曾一致通过独立宣言。那么，宣言里究竟包括了哪些承诺呢？
我面前摆着一份1990年5月4日由亚？戈尔布诺夫先生签署的拉脱维亚共和国宣布恢复独立的公报。为了使读者能独立作出结论，现把其中的一款逐字援引如下：
保证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公民以及长期居住在拉脱维亚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享有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并享有符合公认的国际人权标准的政治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同样完全适用于表示愿意居住在拉脱维亚，但不申请取得其国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
类似的承诺也发表在爱沙尼亚国家独立公报中。1990年2月2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塔林通过决议：
……在宣布爱沙尼亚国家的理想之际，我们知道有几十万非爱沙尼亚人也在支持爱沙尼亚独立的思想。在我们争取恢复独立的爱沙尼亚国家，人权和各族群权利将在共和国传统和民族宽容原则的基础上受到尊重。少数族群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少数派在意见和方法上的分歧，在爱沙尼亚亦应受到法律保护。
兰德斯别尔基斯先生于1991年3月11日在有关立陶宛恢复国家独立的法令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最为简短而明确。他有预见地避开了人文的具体性：
立陶宛国家……保证人权、公民权利和族群权利。
宣言发布过一年半以后，这些共和国变成了拥有自己对内政策的独立国家。这里不由得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到底是在退出苏联之后才滋生了不可调和的反俄情绪，还是这种恶劣态度由来已久，只是一时间暗怀于心，非等到一定时机不肯浮出水面？
某些研究波罗的海问题的专家试图解释这种罕见的稀奇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