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未来的总书记在此之前不久认识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俩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在两个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雷克雅未克同他会见。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作好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见和谈判。1989年末，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些快言快语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部队满面蒙羞地开出了自己的军事基地。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露天地里支上行军的帐篷栖身。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朋友科尔在阿尔赫兹国家别墅签订协议所导致的可耻结果。
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后者是为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小伙计）的对外政策使苏联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结果是几年之内苏联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世界则失去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顺利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如今人类生活在单极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它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拥有为了一己之利企图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国家的疯狂愿望。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包括本书笔者，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大杂志”的印数直线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销量竟达到150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时代，该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过8000份。
我还记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发了疯似的想方设法为报纸杂志扩大纸张供应。不得不大量提高从芬兰等国进口纸张的数量。既然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路线对头，那就应该竭尽全力，保证出版部门有纸张来印刷自己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现在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了。如果你有钱，那就去买纸，就去印刷，如果没有，那你就关门。
1986年中央的两家刊物换了领导。他们的头头被换成了自由共产主义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评过去以及批评当时的“停滞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莫斯科新闻报》和以柯罗季奇为首的《星火杂志》表现尤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罗季奇任命为《星火杂志》主编的那段往事。在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乌克兰。讨论候选人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对柯罗季奇很了解，反对把他调到莫斯科来。但利加乔夫作了最后的决定。他以特有的固执一心一意要提拔这个人，认为他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改革者。利加乔夫可以理解。我的家庭藏书中有一本未来《星火杂志》主编的书——《仇恨的面孔》，是讲他的美国之行的，其中他鞭笞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后来，等到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又跑到美国去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其实是躲到那边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学校，学生和老师又知不知道，这位教授过去是怎样写他们国家的呢？未必清楚！喏，利加乔夫和他的战友们却读过这么一部作品，而它无疑对总编的任命起了作用。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和良心变得有多快。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开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吧。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再有就是言论自由的发展——当时有个说法叫“格拉斯诺斯奇”（公开性，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字典对这个词都采取了音译的办法）。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过去的那些东西还是成了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而且正如后来所见，很快又成了破坏它未来的武器。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可是支持公开性以及其他民主过程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变。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我国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他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遗憾的是卑鄙无耻毫无原则的不仅是他这一个人。再来看发生得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叶利钦同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们在大剧院贝多芬厅会见的一幕吧。电视观众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啊！他们在高喊：“再加把劲！”“对他们再狠点！”“扭断他们的脖子！”这些喊声竟然成了陷入亢奋状态的“艺术大师中坚”们嘴里最心平气和的语言表现。一方面这说明了他们疯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赤裸裸的奴颜婢膝，引得千百万电视观众直想作呕（这是我后来同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无数次会见才得知的结论）。那真是一个真实展现自我的好机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正如已故的老牌剧作家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罗佐夫所言，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他们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对他们寄予信任的人。但在这之前他们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一度曾为大众所尊敬和爱戴的名字，我只想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仅在那一天，而且总之是在新环境下突然展现出自己丑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从人们的心上永远抹去了自己过去的艺术成就。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苏共，准确地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
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搞诚实的、公开的政治的同时却在施加各种影响，甚至公然贩卖谎言（例如所谓的《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戈尔巴乔夫不懂得：无法兑现的政治许诺，只能是一股破坏力量。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②：竟然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
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又再次兽性大发了。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规模现象，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无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