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或不作为是犯罪，也不构成刑事犯罪。
起诉书结论强调，在该结论所指涉的事件和事实发生期间，立陶宛和苏联曾经互为外国。这不仅与客观现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当时实行的联盟法、共和国法和国际法（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起诉书结论中所描述的事件与事实，是 1990年 3月 11日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单方通过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法令的结果。按照当时的法律，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是苏联公民，都有义务履行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这一事实不容怀疑，因为当时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恢复独立的法令，而通过这样的法令是在当时苏联和共和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之外发生的。
按照所有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公平的原则，只有在国家获得了独立，国家制度形成之后，才有可能对反对国家独立的行为提出诉讼……
但是，起诉书结论中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及其他涉案人员的行为的所有指控，都发生于此前的阶段，所以不应受到追究。我们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状况，追究以上人士的刑事责任，是与所有的法律和道德准则相抵触的。
尽管俄罗斯法学家们都说，这一可耻的审判本属无权作为之列，但判决书还是被宣布了。笔者作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向俄联邦外交部长伊万诺夫递交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俄罗斯的一家报纸上：
据我所悉，今年8月 23日维尔纽斯将对人们所熟知的布罗卡维丘斯等人的案件进行宣判。毫无疑问，这个诉讼带有政治色彩，因此，尽管法庭缺少证明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有罪的证据，他们所有人显然仍将被宣判有罪。俄联邦公民斯塔尼斯拉夫？米茨凯维奇就是此案中的被告之一。
国家杜马在三年过程中曾多次对这场政治审判表示谴责，向国际组织，其中包括向欧盟议会发出呼吁。这对立陶宛当局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防止他们对被告人进行公开迫害。
遗憾的是，近期发生在立陶宛的类似政治案件表明，立陶宛法庭实际已沦为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因此就无法指望其立场能具有客观性。
本人认为，目前，当该案庭审的决定性阶段到来之际，需要一股特别强大的势力来阻止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人作出严厉判决，因为这些人士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立陶宛的亲俄罗斯力量。
被告中的两个人——布罗卡维丘斯和叶尔马拉维丘斯没有加入立陶宛国籍。为此，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在对他们的保护方面，显然应该承担某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希望俄联邦外交部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8月16日在国家杜马演讲时表明的保护我国境外同胞的政治路线，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及其他被告进行司法迫害。
后来的事件证明，立陶宛政府不顾任何请求，包括俄罗斯外交部的请求，于1999年 8月 26日在维尔纽斯公布了对所谓“阴谋推翻合法政府”案件的判决，立陶宛共产党前第一书记布罗卡维丘斯被判处移居管教营12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叶尔马拉维丘斯被判8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奥利亚利斯被判6年；“苏维埃立陶宛”广播电台总编米茨凯维奇被判4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社长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判处3年。
审判从1996年10月起进行了将近3年。其实，从立案的第一天起，没有这场司法闹剧，6名被告照样可以被成功地送进监狱。判决书早就写好了。
至于起诉的实质——这6人都被控似乎在1991年1月维尔纽斯尽人皆知的事件中操纵过苏军的行动。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前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将军早在此案结案前一年就曾对新闻界宣称，是他领导了准备实施紧急情况的行动，那些日子维尔纽斯军队的行动也是他指挥的。有人直截了当地问：“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否知晓军事计划，是否参与了军事计划的实施？”阿恰洛夫上将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笔者是一个并非道听途说而是对党的机关，包括地方党的机关，同部队领导以及苏联高层政治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有清楚了解的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无论是国防部长还是副部长或其他高级军事将领，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执行过地方党领导人的指示。甚至苏联国防部长也不能对维尔纽斯这样的事件独立作出决定。在苏联，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是最高统帅，只有他才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如何做的，以何种形式——应该由他本人诚实地说出来。因为他的党内战友受到了审判，而这些人在1985年信任了他，先是把党内最高职位，稍后又把国家最高职位托付给了他。可他却反过来一个一个把这些人全出卖了，就比如 1989年在第比利斯，1990年在巴库；再后来到了 1991年 8月，又把整个党都出卖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最可悲的、被立陶宛当局及其俄罗斯媒体朋友大肆炒作的“案件”吧。在1991年l月 13日夜维尔纽斯电视塔附近发生的事件中，13个被害者全都是立陶宛人。可是在那里被害的“阿尔法”小组的克格勃中尉沙茨基却从来不见有人提起，似乎他不是人。显然，杀死他的只能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的某个武装暴徒。
有充分根据推测：部分“遇难者”是当天夜间死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而且是死于车祸。无论如何，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苏联军队杀人，不由得令人想起1989年索布恰克委员会的结论，说什么士兵们在第比利斯用工兵锹砍死了无辜少女。后来查明，原来这些不幸的少女是被格鲁吉亚的“勇士们”踩死的。维尔纽斯发生的情况也有些类似。苏联的检察机关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文件表明，没有一个人是被士兵杀害的。
早在 1991年9月，立陶宛当局就收到了苏联总检察院对此案的调查结果的公文。如果哪怕有一点点可能证明是军人行凶，全世界立刻就会哗然：准会要求俄罗斯赔礼道歉，还要对死者家属给予赔偿。可是也不知为何，至今仍无法确定究竟谁是杀人凶手……
现有调查材料表明，我过去也说过，子弹不是从前面或后面，而是从上往下把人击中的，是从房顶和距离电视塔不远处的楼房窗口射出来的。起诉书中指出，死者中有一人是被1891年样式的步枪打死的。这岂不等于说苏联军队的士兵使用莫辛式步枪开的枪？更为可信的事实，倒是哪个死里逃生的“森林兄弟”从秘密的地方弄到了一把枪管被截短了的老套筒，于是决定把那把老古董拿出来亮亮相。众所周知，从1991年秋天起，在西方情报机关的帮助下，“萨尤基斯”已经建立起了武装力量。
立陶宛当局借口案件调查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无法得到阿恰洛夫和其他军人的证词。
维尔纽斯悲惨之夜已经过去了15年，可时至今日，立陶宛当局仍在严密封锁死者的被害真相。为了转移对真正罪犯的怀疑，这些年来一直在对一些跟那次诡谲行动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提起诉讼。应该说，迟早我们会搞清谁是真凶：世界舆论也会对维尔纽斯事件给予正确评价。我坚信，这种评价肯定不会对立陶宛极端民族主义分离分子有利——其中有些人目前还盘踞在欧洲议会的座席上。
真相眼下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开始涌现：奥德留斯？布特卡维丘斯，曾在1991年当过立陶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几年前开口说了真话。他说，1991年1月，不知是谁从维尔纽斯电视塔上向平民开枪。有必要指出，这位先生曾在英国的军事科学院和美国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实习过，1990年任该共和国国防总局局长，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后来立陶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准备工作。当一切发生时，离苏联政府对立陶宛退出苏联作出决定还差半年。
当阿？皮亚特卡维丘斯同自己的战友兰德斯别尔基斯发生龃龉，开始公开讲述自己在维尔纽斯一月事件中的“功绩”时，1997年夏，布特卡维丘斯便立即因“蓄意诈骗”而遭到起诉，被判处5年半监禁。他明白了这种“暗示”，从此便不再开口。
在他之后，立陶宛还有一个十分了解内情的人，上面也提到过，就是立陶宛著名作家维？皮亚特卡维丘斯，也开口说了话。有意思的是此人现在也正在受审。兰德斯别尔基斯对他提出了起诉，根据是作家在其轰动一时的《傻瓜船》一书中“侮辱”了当今极端民族分离主义领袖的老爷子。作家告诉读者，老兰德斯别尔基斯不仅同盖世太保，而且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过。维？皮亚特卡维丘斯在 1994—1998年曾领导过立陶宛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解很多秘密，为维尔纽斯惨案提供了新鲜有趣的证据。我要再次引用他书里的话。他写道：
l月 13日之夜的遇难者应该归罪于兰德斯别尔基斯和布特卡维丘斯，因为是一个人出的点子，而另一个人下的命令，然后，几十个边防兵奉命换上便装，进入了电视塔。从上往下对人群射击的就是他们……我亲眼见到当时子弹碰到脚下的柏油路反弹起来。
直到今天，这份证言也未能够迫使立陶宛共和国的任何一位政治家根据作家公开说出的真相，去向司法部门询问1991年1月维尔纽斯惨案中立陶宛人的死因。
立陶宛的上诉审判也过去了——维持原判。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的迫害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引发了抗议浪潮。俄罗斯国家杜马各委员会、个别议员都多次向立陶宛领导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发发善心，释放这些老人和病人。
事实上立陶宛又是如何做的呢？请看摘自2000年当地传媒中的一段话：“‘萨尤基斯’武装力量前领导人、政治犯布特卡维丘斯正在立陶宛监狱中慢死去，就连他的政敌都坚持他无罪。”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由于庭审过程已经拖了5个月，在“维尔纽斯1月13日案”中被立陶宛法院判处有罪的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应该是第一位活不到立陶宛上诉法庭作出决定的人了。这段时间一直是法警抬着他出庭。
在法庭上要求对受审者施以人道，让他死在家中，死在妻儿的看护下的申请干脆未予理睬。眼下巴尔塔什亚维丘斯还在监狱医院，实际上神智已经丧失。按照医生及其亲属的话说；他已经毫无希望了。尽管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已生命垂危，他还是没有同意和“司法机关”签协议，用认错来换取赦免。“请转告同志们，我走了，虽然力已衰竭，但意志并没有垮。”他在最后一次出庭的前一天对妻子说。
俄罗斯社会公众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遭受可耻审判并没有冷眼旁观，无论是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还是在判决之后，许多国家和社会活动家都请求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客观考量当时的局势。从立陶宛当局的正式书面答复中可以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些人处于政治上隔离的状态。
让我引用兰德斯别尔基斯先生对俄联邦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回答：
尊敬的主席先生！
今天，1998年7月 24 日，我收到了您寄给我的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呼吁书和6月 28日由您签署的国家杜马对此事件的决定。
我们理解杜马对所有前苏联公民的关心，尽管并不适用于我国公民，因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已经通过决定，指出1940年用武力强加于本地区亦即原住居民的“苏联国籍”不具合法性。至于布罗卡维丘斯和叶尔马拉维丘斯两位公民，一方面，他们的罪责由于人命关天而加重（上面提到的这两个人都为恢复苏联侵略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审判程序实际上也拖得太久。俄罗斯的司法机构在这里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他们拒绝帮助，完全不愿遵守也不同意俄—立两国之间现有协议中的条款。例如，杜马提到的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就从未对 1991年 1月的维尔纽斯事件出具过任何证词。我们由衷地欢迎国家杜马采取一切有利于立陶宛和俄罗斯司法机构友善合作的行动。
关于赦免或更改强制处罚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立陶宛共和国议会统统无权处理。首先，这是属于国家总统的权限，而且赦免的决定只能由法庭宣布；其次，这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主席先生，请您相信，立陶宛共和国议会力求与俄联邦国家杜马达成完全的相互谅解，并将此视为发展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