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决议在1996年3月15日得到通过，赞成票为252票，占国家杜马代表总人数的56％。请记住，在1991年12月12日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时候，投赞成票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占了90％以上。
生活就是这样教育了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混进政权机构的祖国的叛徒。但是不出所料，以叶利钦为首的这批叛徒是根本不打算执行我国议会的这一决定的。
议会为废除别洛韦日协议而斗争的历史，把我们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带到1991年12月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日子。
如果说发生了国家非常委员会事件，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闭幕之后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完全被破坏，正如前面所说，出现了政权的瘫痪的话，那么到了12月，政权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弥留期。当我们回忆起这样的局面时，不由自主要寻找答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身为苏联总统，在别洛韦日以后的日子里不能采取战斗的原则立场呢？为什么他不能为自己国家的完整统一而战斗到底呢？
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使他陷入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状况。下面是他的话：
叶利钦走了之后，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没有向我作过任何报告。我给部长们打电话，他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就给沙波什尼科夫打了个电话——他知道。原来那些人已经跟他谈过了。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看来，沙波什尼科夫立刻又往白俄罗斯挂了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大发脾气了。于是舒什凯维奇给我打电话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是代表大家给你打电话。”我就问：“那为什么是你打电话？”他回答说：“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我打的。叶利钦跟布什通过话了：向布什汇报了，又让我给您打电话。”我说：“这实在太丢人了。你们给美国总统打电话，却绕过了苏联总统，背着我去达成协议。叶利钦在哪儿？把电话给他。”叶利钦拿起电话，开始支支吾吾，我看是在编……
而且我要指出，他们头一个就给美国总统打电话，这不仅是奴才向自己真正的主子作报告，而且也是希望能抱住他的大腿。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总统能够做什么，又应该做什么呢？
在接获这样的情报之后，他应该立即利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据苏联最高苏维埃原主席卢基扬诺夫说，别洛韦日会上的参加者——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非常紧张地等待着戈尔巴乔夫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还是最高统帅，只要下一道总统令，这几个签署文件的人以及他们的文件都将会灰飞烟灭。因为这可是关乎伟大国家前途的问题，关乎3亿人民命运的问题，关乎全球力量平衡的问题。然而，一个宣誓要维护和捍卫联盟的人，却没有能够下达这道坚定的命令。”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他应该立即把情况向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通报，并声讨别洛韦日协议。在代表大会面前，他应该以最断然的方式提出问题：请大家决定，是我们自行解散，还是保存苏联。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在1991年年末，所有的法律都已被破坏殆尽，无论是联邦法还是国际法，用有的人的话说，无论是上帝的法还是老百姓的法。
作为一年半之前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宣过誓，要维护国家神圣统一的一国总统，他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失败了，在历史上他依然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的完整而斗争到底的领导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现在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鄙视和诅咒。
总之，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发了许多声明，举行了许多新闻发布会。总统也发表了声明，但说得好听点，很平静。他甚至在别洛韦日协议中发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苏联的这位国家元首也能料到，这份协议对我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触动会有多么深，这就要求对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评估。
“我深深地确信，在现在的局势下，”戈尔巴乔夫认为，“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必须既对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也对明斯克签订的协议进行讨论。由于协议中提出的另一种国家体制形式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所以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此外，”声明在末尾又说，“我也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看来戈尔巴乔夫是“忘记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早在第五届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已经亲手埋葬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国务权力机构，并把这一权力转交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手上。苏联人民代表由于并不是最高苏维埃成员，只是有权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而已。
尽管如此，许多人民代表还是无法接受国家遭到毁灭的事实。12月9日我接到电话通知，代表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集小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厦20楼举行了为召开第六届苏联人民代表特别会议征集签名的活动。我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就在这时，戈尔巴乔夫给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人民代表斯马林打了个电话。斯马林当我们的面告诉国家总统，已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可以召开大会。然后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签名册，跑去见戈尔巴乔夫。我知道，他把总数超过500人的签名和来电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上，并得到总统亲口许诺，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消息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意图召开代表大会》。不仅是这份苏联最高苏维埃原来的机关报，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对这一建议。而且，从总体上它们都采取了公开亲叶利钦的立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没有作出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一点我不清楚。很难说这里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也许是不愿意破釜沉舟，也许是想要加入到新的权力结构中去，也许就是很简单的胆怯，也许是想要把自己的叛卖进行到逻辑的终结……
1991年12月12日，就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那一天，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会议是在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的建议下召开的。
这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经过长时间争论，决定加入独联体，但不是作为协议的“附议者”，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创始国”。从阿什哈巴德声明可以得出结论，亚洲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并不认为独联体已经建立。文件直接指出，“必须协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努力”，而且“应该保证原苏联各主体国在制定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和文件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所有组成独联体的国家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创始国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的结论，即创建独联体的问题“应该提交到各主权国首脑会议上予以审议”。也就是说，别洛韦日谈判的结果只是被看成未来由范围更广泛的参加者展开创建独联体步骤的一个平台。
阿什哈巴德会议决定“召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会议，并邀请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3国总统参加”。
1991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召开了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议（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其余全参加了）。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联邦的建议。不过一提起这一点，就引起了克拉夫丘克的坚决抵制。他声称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决不参加任何联邦联盟之类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组织。看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阿拉木图通过的声明中才写进了一条，说独立国家联合体“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凌驾于一个国家之上的组织”。
这一立场为各独联体成员国处理相互关系不断带来巨大困难。
会议的结果对明斯克协议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包括头一次的3国领导人在内，大家签署的文件，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文件，这就是1991年12月21日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以及一系列补充协议和备忘录。
有关苏联前途命运的表述变得更准确了：“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的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致信戈尔巴乔夫，告知他苏联以及苏联总统制度停止存在的事实。各独立国家首脑在信中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值得肯定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阿拉木图会议的结果没有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什么希望。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7时，全国听到了他作为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
就在他的讲话声中，一幅巨大的红旗——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之上抖动了一下，然后缓缓下降。降下这面旗子的，是颠覆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者布尔布利斯，获此“殊荣”是为了奖赏他叛卖行动的彻底性。几分钟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升起了三色旗。
一个永远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时代——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第12章 政权处于弥留时刻（下）
夜幕笼罩大地
就这样，在世界1/6的土地上，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变成了15个主权国家。阴暗的交易完成了——在一群向权力冲刺的“领袖们”的号角声中，在无数被愚弄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但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了痛苦的清醒过程。正如歌中唱道：“早晨我们醒来了……”
在俄罗斯，整个这段时期的局势都显得异常复杂，难以逆料，对于大多数老百姓则尤为艰难。于是，在1998年经国家杜马的一群代表动议，共218名代表，其中也包括笔者，提议对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弹劾），准备把他赶下台。
提出这一指控的法律根据就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其中说，国家总统可以由联邦委员会免去职务，不过一定要在国家杜马指控他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的基础上。
国家杜马为了审查叶利钦的这些罪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形成了五点指控：
第一：1991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制定和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最终消灭了苏联，犯下了叛国罪；
第二：1993年9—10月期间，叶利钦总统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了颠覆国家的活动，违犯了俄联邦的刑法条款；
第三：1994年11月30日，叶利钦总统颁布了2137号命令——《关于在车臣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地区恢复行使宪法和法制的办法》，下令在车臣共和国开始军事行动，犯下罪行；
第四：作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叶利钦总统在履行职务期间给俄联邦国防力量和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第五：叶利钦及其同谋的政策基础是“改革”，它将俄罗斯引入社会经济危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使国家安全丧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居民人口萎缩。
大批代表和专家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听取了许多官员的证词。委员会的会议在十分民主的气氛中展开。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不仅充分听取了弹劾方的意见，而且还听取了反对方的意见。可以说，委员会已掌握了完全客观阐明国内局势的与苏联解体相关的以及解体以后的基础资料。
因此，在国家杜马的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以所获得的材料为根据。
我也要利用它们，以求足够翔实地把我国当代历史上这一并非不重要的的事件作一个具体叙述。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所有实际材料和对国内局势的分析都是锁定在1998年，我决不把它们说成是今天的事情，也决不把它们套到今天头上，因为它们就像是在给叶利钦的统治作一个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照我看，它们还真具有不小的历史价值。
无疑，所有这五条指控都是对破坏国家罪的直接指控。
好了，前面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