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之抗日特种兵- 第23部分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主战场打响的时间是9月18日。日军投入进攻的部队是第6师团、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约5万人，向新塘河以北的中国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在湘北方面担任守备的GMD军队是由关麟征指挥的第15集团军。其部署是：第52军扼守第一道防线，即新墙河防线，配置在右起杨林街、左至洞庭湖东岸的九马嘴一带；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至洞庭湖东岸的江岸；第73军控制着汨罗江地区，构成第二道防线。

日军在攻下第52军两处警戒阵地的同时，也攻占了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下燕安、马家院等前进阵地的重要据点。第52军部队被迫撤退到新墙河南岸。关麟征在接到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失陷的报告后，立即命令第37军除留下1个师守备营田外，余皆调至新墙河南岸，协同第52军守备新墙河南岸阵地。第37军原防线交给前来增援的第70军守备。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先是集中80多门火炮向防守新墙河南岸的第52军第2师阵地猛烈炮击。一小时后炮火延伸，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亲自指挥下，从七步塘附近开始强渡新墙河。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落时分，双方仍在新墙河一线对峙着。

但是，日军突然又使出一手杀招，上村支队奇袭营田。据冈村回忆：“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驻在江北的第3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人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迁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田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其后该支队以机动舟艇圆阵突破敌阵等特殊战例，成功地威胁了敌军主力的退路”。

冈村营田登陆这一招，确是薛岳和关麟征都没想到的。营田失守，尤对关麟征的震动最大：日军第6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奈良支队从右面向他压来，营田上村支队又源源上岸，他的几个军包在中间，陷入三面被围，一面临水之绝境，有被围歼的危险。他于是在征得薛岳的同意后，立即组织各军后撤。这个决心下的非常及时，日本军对关麟征的不配合非常不满，在战史中大骂关麟征战斗意志薄弱，苦心经营半年到一年的阵地居然都不战放弃。

薛岳决策守长沙

薛岳在长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会议做出了诱敌至长沙郊区实行反包围与敌决战，进而将其歼灭的作战方案。接着，薛岳令战区直辖第4军及炮兵向岳麓山、长沙及其东北地区前进，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第9战区前线指挥所则移驻渌口。就在薛岳准备实行新的作战计划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以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就不断接到有关此次会战的战况汇报。日军一路高歌猛进，第9战区的军队却鲜有胜绩，这令蒋介石心中非常不安。因此他对保卫长沙已不抱希望。而且随着国际战端的掀开，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会愈坚，占领全部中国的野心会更切。而中国在当时无力击败日本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亡国，以待他日后发制人，在白崇禧的建议下，以保全中国部队的作战主力为最高的原则，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长沙，在衡阳进行决战，以求中国军队主力避免被日军盯牢，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决心定下后，蒋介石立即让白崇禧（桂林行营主任，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统由其指挥）、陈诚（第9战区司令长官）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作战。他们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临时搭设的指挥所里，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传达了蒋介石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该誓死保卫它。而且他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白崇禧无奈，只好搬出蒋介石，要其服从命令。薛岳一副豁出去的激动，“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陈诚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无济于事，他和白崇禧商量后决定将薛岳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以便重新做出裁决。

姑且不论薛岳究竟出于何目的非要坚守长沙不可，不过，日军这次还真的未能攻进长沙。这一点确实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当新墙河南岸的GMD军队有计划地撤向汨罗江防线时，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紧追不放，跟踪南下。然而，被GMD军队和当地民众早已破坏了的交通道路，令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GMD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25日凌晨，日军迫近汨罗江北岸。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继而，日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过汨罗江。但日军的第一次试渡被汨罗江南岸的守军打退了。于是，日军便改变策略。他们派出一部分日军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难民，在GMD军队结合部的间隙中偷渡过江，窜到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同一天，日军上村支队也由西向东进犯，并攻占了归义。第70军奉命对进占新市和归义的日军进行反击，但只克复了归义，新市仍被日军占领着。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守军阵地，激战竟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

就在冈村宁次为自己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而失望时，薛岳准备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却得到了批准。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GMD军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挺进；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GMD军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赣北日军硬是被GMD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国军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GMD军两道防线后，GMD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GMD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冈村宁次认为，武汉会战后GMD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相当于1个营）等同于GMD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相当于1个团）等同于GMD军队1个师来计算。冈村宁次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GMD军队的1个师。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GMD的杂牌军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GMD军队，大部分都是中央嫡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等方面自然要胜过杂牌军。这是冈村宁次没有想到的。

冈村宁次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GMD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GMD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冲向长沙只能是冒险，冈村宁次仔细权衡后，最终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几十年后，冈村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撤军的原因时说：“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显然，冈村宁次在为其撤军寻找借口。不管怎样，从10月1日起，日军确实开始撤退了。

冈村宁次撤军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以至于薛岳在接到日军撤退的报告后，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还等着在长沙郊区与对手一决高下呢。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继而，桥头驿、上杉市等地日军相继后撤。

身在前线的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撤退的迹象。他当即下令各部跟踪尾击由上杉市撤退之敌，10月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开始向汨罗江北岸退却。4日，第15集团军收复长乐街、汨罗、新市等处。

直到此时，薛岳才断定日军确实是在撤退，于是赶紧下令，要求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但为时已晚，日军大部已渡过汨罗江。至10月14日，赣北、鄂南、湘北各战场均恢复到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长沙会战的意义

伴随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结束，GMD方面有关“湘北大捷”的宣传报道，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的主要位置，几乎全部被会战胜利的消息所占据。实际上，自9月下旬起，长沙会战的消息就不断地传到重庆，再经过GMD方面电台和报纸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还在10月初，日军刚刚撤退时，薛岳就急不可待地向蒋介石报捷：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白崇禧、陈诚也都向蒋介石发去了捷报。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各界要人又纷纷给第9战区发去贺电。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GMD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GMD军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GMD方面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9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那么，这一仗究竟是GMD军胜利了，还是日军胜利了呢？

从当时中国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但日军并不这样认为，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ZHMG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