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挺浪漫的。”
“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结尾，我觉得特假。”
“我觉得挺好的呀。”
“那下次我给你带盘，我那儿有。”
“不用啦，”苗苗打了个哈欠，“听你讲讲就行了。我不太爱看电影，老看到半截儿就睡着了。”
“是吗？”
“真的，我真没那耐心—就这么一大俗妞儿—我上次看完整个电影还是好几年前呢。”
“什么片子啊？”
“《泰坦尼克》。”
“噢，著名的假招子大集锦。”
“得了吧，我觉得特好，你瞧人家那爱情。”苗苗好像突然变得有点走神儿，“小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事儿总有一天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可一转眼，我都快老了，唉……也不知道等我像那个老太太那么大岁数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个人让我在心里那么惦记？”
“你看我合适吗？”
“你呀，”她把头往我身上靠了靠，松软的发丝蹭得我肩头一阵痒痒，“到时候惦记你的肯定是别的老太太。”
好一阵，我们谁也没再说话，我突然特别想抽根儿烟，摸索了半天，只在床头柜上摸到了一个空烟盒儿，只好掀开被子，翻身下床去裤兜里找那盒刚在台球厅里买的价格昂贵的“骆驼”。
“哎，你干吗去啊？”苗苗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来。
“我、我找找我那粒蓝色小药丸儿，咱也弄出‘一炮儿到天亮’怎么样？”
“我说，你不吹牛逼会死吧？”
2002年11月15日 星期五
“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什么外号吗？”
“什么呀？”
“‘口腔溃疡’，简称‘溃疡’。”
“难听死了，什么意思啊？”
“这都不明白？—形容我擅长吹牛逼呗。”
我一手端着啤酒杯，一手挥舞着筷子，眉飞色舞地和苗苗对坐在一个吵闹明亮的饭馆儿里面聊着天。从下了驾校那辆要多不舒服有多不舒服的破班车，我们已经在一起泡了3个多小时，并且，饭局依然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从苗苗的眼神儿里，我看出她挺乐意和我携手把这顿漫长的晚饭变得更加漫长。
“姚远，以前你还真当过医生啊？”
“那还有假，我哪儿不像个医生啊？”
“哪儿都不像。想着你这样的大夫给别人看病我都觉得没拧！薄�
“诶，怎么说话呢，人身攻击吧？我跟你说，哥们儿一穿上白大褂那也是—仪表堂堂，你是不知道我在病人中间那威信。”
“喷吧你就。那你干吗又辞职不干了？”
“不干吗，就是想换个活法儿。”
“什么活法儿啊？像现在这样？”
“不是，我是想要那种……其实我也说不上来。辞职那会儿我就是觉得受不了那种每天都一个操性的生活了，早上还没睡醒就能知道晚上上床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儿，忒没劲了。”
“嗯，我挺能明白的。”
“别光说我啊，也说说你。”
“我？我有什么可说的？”
“随便说呗，比如—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活法儿？”
“我更说不上来了。我可没想过那么多，我觉得每天能让自己过得高高兴兴的就挺好。”
“像现在这样？”
“对呀，就像现在这样，随便和你聊聊天，或者找堆朋友一起唱唱歌、吃吃饭，要不出去走走，我都喜欢。”
“我也喜欢，可是，我觉得这都是些特简单的东西。”
“简简单单的有什么不好？”
“我没说有什么不好。怎么和你说呢？—就是有时候我老觉得缺点儿什么。”
“缺什么？”
“我哪儿知道啊，我要知道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嘛。咳，咱说这个干什么呀，怪累心的。怎么活还不就是个哺乳动物—进食加性交，没什么新鲜的。”
“真恶心。”苗苗一吐舌头，露出一个好玩的表情，然后朝我举起酒杯，“快喝一口，你需要漱口。”
“没问题。”我一口把面前的半杯啤酒喝干，还没放下杯子，手机就响了起来，我一看号码，是石光打来的。电话里，石光通知我一个小时后在谢天家集合：“我明天就走了。”
“我操，你丫怎么不早点儿说呀！你跟哪儿呢？我这就过去找你。”
“在家收拾东西呢，你来吧，凌晨一会儿也先过我这儿来。”
我撂下电话，苗苗正看着我：“又有局啊？真不错，续上了。”
长大了（13）
“我一哥们儿明天出国，我得去和他照个面儿。”
“那快去吧。”
“不好意思啊，你瞧，咱这饭才刚吃到中场休息。”我招手叫来服务员结了账。
“下次吧，下次我请你。”
“那明天吧？”
“明天不行，我又不去驾校。我可不像你似的那么着急路考，怎么也要等到明年开春再说了。”
“拖拖拉拉要不得啊。要不等哪天我找辆车带你练练吧，保证比咱们师傅教得靠谱儿。”
“行啊，说话可得算数。”
“放心吧您呐。”
我在饭馆儿门口帮苗苗拦下辆出租，看着她坐进车里，隔着玻璃向我摆了摆手，随即一溜烟钻进了马路上的茫茫车流，转头又打了辆车直奔光华路去找石光。一个小时后，我们三个又转到了谢天家，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发现此人正手攥半瓶啤酒窝在沙发里愣神儿，屋子里面一片狼藉，凌乱不堪。
“孙子，怎么一人喝上了，真不仗义。”我一步蹿到他身前。
“你们丫怎么这时候才来？我都快等残废了。”谢天起身拿出啤酒，一人一瓶递到我们手里。
“喝我的喝我的。”石光从大衣兜里掏出了临出门时从家里带来的“伏特加”，“我爸刚从俄罗斯带回来的。”
“你们老爷子就给你带点儿酒呀，”凌晨也从兜里掏出刚刚在楼下小卖部里买的一堆下酒零嘴儿扔到桌上，“怎没给你丫带匹大洋马回来玩玩？”
“去你妈的吧！”
不到半个小时，我们的脚下已经码起了一堆干干净净的空酒瓶。模糊惨白的灯光下，我绿了，石光绿了，凌晨和谢天也绿了，我们面面相觑地围坐在一起，就像四张焕然一新的平整台泥，摇摇欲坠，一片翠绿。石光机械地卷着大麻，沉默不语，垂头丧气，我们心里都清楚，他和汤雨—那个捉摸不定的冷漠姑娘，我们的初中同学—之间肯定有了什么麻烦，可是，他不愿意和我们提起。
“小谢，你丫这些天混什么呢？”我尽力想把大伙儿从尴尬的不言不语中间拉出来。
“丫还玩失恋呢，昨儿晚上我刚劝过他。”凌晨没等谢天张嘴就抢着告诉了我答案。
“唉……小谢，我跟你说，你丫就是不知道被姑娘蹬了是个什么滋味儿。这回尝一下吧，也好，谁不得迈这么道坎儿啊。”
“这事儿我还真比不了你，姚远，你丫多深啊。”谢天晃悠着酒杯回了我一句，我看见他的脑门上布满了一层细细的汗珠。
“孙子你丫还别拿这个挤兑我。哥们儿真想被姑娘甩一道，可咱是压根儿没被姑娘看上过啊，头一步就没迈出去。”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仰脖喝干杯中的剩酒，最后一滴喝下，苗苗的影子恰到好处地跳进了我的心头。
和我的朋友们一样，我的心里也有点儿乱。我承认，好几天了，我总是有点儿精神恍惚，又混杂着点儿说不清楚的兴奋，说到底，只是因为那个生动直白的姑娘。我喜欢她，这没什么可说的，我确实喜欢她，更妙的是，我觉察到她对我也不是全没意思，我头一次感觉到了那种再一伸手就能抓住的小幸福。这件事儿我没和任何人说起过，就是在现在，我浑身的血管里都流淌着灼热的酒精，我也没把它对我的朋友们说出口。我知道，八字刚刚一撇，多说也是白搭，我情愿用啤酒把这些小念头儿冲进心底，任凭它们慢慢发酵，在寂寞安静的深夜里独自享用。
“来，尝尝咱的手艺。”石光终于卷好了所有的大麻，一一递到我们的手里。
“真是，过了今天咱们谁也抽不着‘石光牌’过滤嘴香烟了。”凌晨吐着烟雾慢悠悠地说。
大麻的香味儿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我们把最后剩下的伏特加和啤酒掺在一起倒满了所有杯子，一齐干杯。
“石光，一路顺风。”我拿起酒杯和石光一碰。
“别介啊，一顺风哥们儿的飞机可就辄下来了。”
“那就—早点儿回国，不回来抽你丫的。”
“干！”
“干了！”
我能感觉到，石光可能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再回来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见面。我们的脸上挂着干涩的笑容，用冰凉的酒封上自己的嘴，心中默默忍受着分散别离的难受，并决定不说出口，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都明白了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除了面对，别无它法。
小谢倒了，一头扎向沙发瞬间昏迷；石光走了，和我们匆匆打了个招呼就一步三晃地仓皇离去，凌乱的房间里只剩下了我和凌晨两个人，无聊地对坐在桌边从堆得老高的花生皮里面拨拉着找花生豆吃，谁也不再开口说话。确定再也找不到一颗完整的花生之后，我去厨房接了杯自来水回来，端着水杯、踩着谢天扔了满地的书和CD在屋里来回走圈儿，突然看到了那本塑料封皮、设计土鳖的《牛虻》，弯腰把书捡了起来，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转头问凌晨：“还记得这本书吗？”
长大了（14）
“当然了，大一那年你送给我们一人一本儿。”
“你们丫谁也没看吧？”
“谁看得下去啊，我翻了两篇儿就扔一边了。”
“那你也比他们俩人多看了两篇儿。”
“那绝对的，小谢跟我说过刚瞅了眼封面就睡过去了，压根没明白你丫看到半夜睡不着觉是个什么路子。”“那会儿……”我笑了笑，“那会儿我多傻逼呀。”
“就跟你现在痊愈了似的。”
“也对，现在更傻逼。”我从烟盒儿里掏出最后两根儿烟，发给凌晨一根儿，“你丫乐什么乐，说正经的，最近我老琢磨：你说咱们转眼也快奔三张儿了，都该翻篇儿了，怎么倒越活越觉得心里没谱儿了？有时候我问自个儿：你到底想要点儿什么？怎么着才能觉得高兴知足？—越想越乱，什么也想不明白。”
“生活呀，指望活得明明白白的？咱们都没戏。你瞧瞧小谢，”凌晨吐出一个规矩的烟圈儿，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正蜷缩在沙发中撺着眉头怒睡的谢天，“刚毕业那会儿，丫和樊星过得多滋呀，可现在……其实我挺能明白他的—咱们都一样，不甘心平平淡淡地长毛生锈，又没能力左右逢源、随心所欲。知道我现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吗？”
“你说。”
“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就过什么样的日子，甭他妈多想，想了也没用。”
“是这么个理儿，可有时候我就是老转不过来弯儿—咱们真的就这么混下去了？”
“你还是这么爱较真儿，姚远，这样下去也没什么不好，是不是？”
我紧嘬了几口烟，把暗红的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冲凌晨努出一个苦笑：“就是和以前想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了，还记得那时候咱们琢磨着自个儿以后得有多牛逼吗？”
“那还能忘得了？”
“多可笑。”
“可又他妈那么带劲。”
……
“又过来一个，嘿，又过来一个！”石光吐出嘴里的烟屁，朝我们挤挤眼睛，“这个条儿挺顺，盘儿也不错。”
我们在国贸门口的马路牙子上齐刷刷地坐成一排，狠毒的日头一点儿也照不进我们面前的阴影里。天那么热，马路被晒成白花花的一片，对面首尾相连的一排汽车透过热浪远远望去，无一例外地显得有点儿扭曲。
我摘下头上那顶红黄相间的蹩脚帽子，使劲地扇着风，看着那个姑娘从我们身前不紧不慢地扭搭走远，冲石光说：“不行不行，这什么呀，胸脯瘪得跟你丫似的，没劲。”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通过凌晨他爸的一个关系，我们四个人一块儿去国贸地下的“WELE”超市里面打了一个月工，每人挣到800元巨款。拿着平生挣来的第一笔工资，我们都没忘了挥霍：我记得谢天给他当时的女朋友，我们学校的一个低年级女孩儿，买了双ADIDAS“三叶”球鞋；石光置了辆花里胡哨的山地车；我给自己买了一大堆VCD光盘，还配了副眼镜；只有凌晨最惨，由于严重缺乏购物计划，他的钱基本都扔在了饭桌上，当然，我们仨顿顿作陪。
我们活可不轻省，天天低头猫腰上货码货，忙碌不休，累得头晕眼花。只有中午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最为惬意，我们往肚子里塞下大量的盒儿饭和自来水，然后为了消食，只能勾肩搭背地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地下商城里转来转去，逛腻了就溜达出去，坐在马路边对过往的姑娘和汽车品头论足，逐一打分，借此混过炎热中午。谁都知道，在国贸，这两样东西，我是说漂亮的汽车和姑娘，从来也不会缺少。
“这个行诶姚远，”谢天扭过头招呼我，用手悄悄指着一个浓妆艳抹、“野模”模样的姑娘，“这个对你路子，前挺后撅，嘟噜嘟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