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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鬼魂，京娘的装扮与台步都需要有鬼魂的特点；而她对赵匡胤的情意，更为在阳世时所不及，在这里，京娘对赵匡胤，既有感激与钦佩，又很难不带有些许怨怼之情；她的性命既为赵匡胤所救，何尝不也是为他而亡？况且她既已弃世，更少牵挂，于是化为鬼魂的京娘，对赵匡胤的一往情深，更有机会倾情相诉，只是赵匡胤此时再多的懊恼和悔恨，都唤不回京娘的生命。眼见得即将天明，京娘的鬼魂不得不离义兄而去，为之感动的赵匡胤要许给她一个未来，“赵匡胤来日展趁冲霄汉，修一座宫庙为你铸金身。把妹当神来恭敬，清香参拜表虔诚。”但这并非京娘所求，京娘说，“哥哥，京娘不愿当神！我要在奈何桥头苦苦把你等，等到下世再与你配亲。哥哥啊，就此一别难见面，化作萤火伴哥行。”
情之所至，可不因生命终结而中断，这是所有鬼魂戏的要义。而京娘身死情愿在奈何桥上等待也不愿成神，更有一番境界。妇孺皆知的歌剧《刘三姐》由广西一带的民歌改编而成，它也把奈何桥唱成了爱情的见证，刘三姐和憨厚的情郎情深意长，订下感人的生死之约，情定百年，既然相约了百年好合，就必须是真金足赤的100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这样的绝句正由对百年之约的坚守化出，其意正是，即使一方做了鬼，这抛却了肉身的鬼魂仍然要守望着百年好合的承诺，不负前盟。
男女之间，情深意重又能双双活到百岁高龄，真是令人羡煞，纵然有一个只活到97岁，爱情之路已经足够漫长；相爱了那么久，在奈何桥上等对方三年，一边看旁人一步跃入鬼门关的情景，这点日子就不能算难熬了。然而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往往是像京娘这样，正逢青春年华就不幸因爱情而弃世，这奈何桥上的长久等待，真不容易。万一对方长寿，要让这位深爱的女人在奈何桥上等待漫长的数十年，未免显得有些不够厚道。若是先赴黄泉的有些按捺不住，要回头再来寻找未亡人，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些身死之后化做魂灵再践情爱之约的故事，或者比起消极的等待更能体现出激情的冲动，我们且将它看成不愿意在奈何桥上傻等，要用更直接的方法再续未了情缘的努力。
从这个角度看，《活捉三郎》就是比《牡丹亭》和《京娘送兄》更经典的“人鬼情未了”故事。
《活捉》的主人公是阎惜娇和她的情人张文远。《活捉》的前史就是《乌龙院》，或者叫《坐楼杀惜》，故事源于《水浒传》，及时雨宋江在落草为寇之前，就深得天下英雄敬仰，但是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却不太如意。宋江在乌龙院里包养了个二奶叫阎惜娇，这位二奶对他却渐生厌倦，以至于私下里和小白脸张文远张三郎勾搭成奸。能够让天下英雄好汉归心却不一定能让身边的二奶满意，看起来笼络英雄和笼络二奶，可真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功夫。阎惜娇既然对张文远生情，就动了要和他做长久夫妻的念头，她的机会来了，她发现宋江的公文包里，有他和梁山好汉的通信，那可是杀头的罪名，于是声称要向官府出首，要挟宋江，这事越闹越大，阎惜娇逼休不成，反而激怒了宋江，在刀下一命身亡。身死非命后的阎惜娇阴魂不散，一心居然还在想着念着她的张三郎，她化为鬼魂后飘飘荡荡地来见张三郎，这就是《活捉》。
《活捉》的戏剧性，从阎惜娇的鬼魂夜敲张三郎的房门开始。听到深夜敲门，张文远问是哪个？阎惜娇自然答道，“是奴家！”张文远以为是天上掉下的艳遇，“是奴家？格也有趣。我张三官人桃花星进命哉，半夜三更还有啥子奴家来敲门打户。喂，奴家，你是哪个奴家？”这阎惜娇就有点郁闷，“我与你别来不久，难道我的声音听不出了么？……你且猜上一猜。”这张文远听说是一位奴家要他猜猜，就动了迷糊，一曲【渔灯儿】唱出他的心声：“莫不是向坐怀柳下潜身？莫不是过男子户外停轮？莫不是红拂私在越府奔？莫不是仙从少室，访孝廉步陟飞尘？”唱词全出自比兴，文雅得很，但如果意译成现代汉语，不妨借用那首男女对唱的流行情歌——《我悄悄的蒙上你的眼睛》：男声先唱：“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mary到sunny和ivory/就是不喊你的名字；”接着是女声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从mary到sunny和ivory/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从《活捉》中获得灵感，总之很有这样的意思，门外是阎惜娇，门内是张文远，听到女性娇媚的声音叫门，三郎要知道门外是他的哪位MM，究竟是东邻大姐还是西街小妹，猜来猜去始终猜不到阎惜娇的身上。就如同那首流行情歌里，女声忧心地问“我不再是你的唯一？”这疑问阎惜娇同样是有的，只是她不愿意面对，明明听得很真却充耳不闻。
这是个另类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虽然它的女主人公是阎惜娇。张文远本是个寻花问柳的登徒子，阎惜娇却倾心以之。阎惜娇夜探三郎，是因为她既已经为三郎身死，以为三郎也必会生死以报；她渴望与三郎有真正天长地久的感情，为此毅然放弃了看起来更忠厚可靠的宋江；但她可不愿意在奈何桥上等她的情郎，一心只想着既然人间不成眷属，就到阴间去成就夫妻。她要携张文远的魂魄一起赴阴曹，了其夙愿。面对阎惜娇的鬼魂，三郎战战兢兢，既为其姿色所迷惑，又惧其鬼魂的身份。一面是阎惜娇回想两人当时偷情，多么缠绵，一面是张文远不敢不顺口敷衍，要对情人表白自己，“我一闻小娘子的凶信，我泪沾襟，好一似膏火生心，苦时时自焚。正捱剩枕残衾，值飞琼降临。聚道是山魈显影，又道是鲲弦泄恨。把一个振耳惊眸，博得个荡情怡性，动魄飞魂。赴高唐，向阳台，雨渥云深，又何异那些时和你鹣鹣影并？”谁知道阎惜娇是当真的，张文远的套话正中她下怀：“何须鹏鸟来相窘？效于飞双双入冥！”你不是说灵魂儿相会也很好吗？那么还等什么，请啊。
三十年前，我曾经几度听老人们讲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场看《活捉》表演的感受，提及这出戏的戏眼，说是浑身吓得筛糠似的张三郎，两条鼻涕长达尺余，收放自如，学名叫做“玉箸双垂”，细述起来虽然有点不太雅训，倒也不失为一种绝技，其表演技术之精湛，今天的演员恐怕很难达到。现在仍然保留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阎惜娇一手拎着三郎的衣领，惊惧不已的张文远以矮子步围着她团团打转，那也已经足够精彩。风流的女鬼阎惜娇缠着她的三郎，一声声要与他同生共死，三郎口不应心，一边应付着阎惜娇，顺口说着一些调情的话，一边想着脱身之道。阎惜娇既是女鬼，张文远如何能逃脱她的掌握？这出戏要求两位演员的配合亲密无间，满台飞转的场面，煞是好看，既是高超的技术，同时又由戏情戏理所决定。
《乌龙院》一出戏，宋江被逼无奈，只好杀了他的情妇阎惜娇，但无论是剧作者、表演者还是观众，全部的同情都在宋江；《活捉三郎》是阎惜娇索了张文远的性命，全部同情却都在阎惜娇一边。如果说《乌龙院》的阎惜娇对宋江步步紧逼，让人感到她最后的被杀，多少有些像是咎由自取，那么《活捉》里的阎惜娇就表现出了她最可怜的一面，尽管她背叛了宋江与张文远结下私情，然而正因为她对这位三郎痴情一至于斯，她的红杏出墙就不再是普通的水性杨花，而对方的轻薄恰好是反衬与讽刺，她因此成为“多情却被无情误”的悲情女子，一片真情，都付予流水。
《活捉三郎》的结局是，张文远一命呜呼，阎惜娇用这样的特殊方式，成就了她的爱情。不知道被阎惜娇催了命的张文远到了阴间是不是会与阎惜娇再续前缘，这出精彩的鬼戏给张文远们留下的教训就是，尽管生死以之的爱情很美丽，但假如没有真正做好同生共死的精神准备，千万不要轻言什么百年。在面临生死这样的大事时，可不要随随便便地发什么誓，女人会当真的。
《活捉》在当代中国命运不济，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就被禁演，直到八十年代，人们不再把当时的禁令当回事了，才有剧团渐渐地恢复上演它，然而表演水平的下降毋庸讳言。其实远不止于《活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戏剧史上诸多有鬼魂出现的优秀作品，均在“戏改”中受到批判，其理由就是从自然科学眼光看来，鬼魂之说完全是虚妄的，种种写人鬼恋的剧目也因此受到牵连；后来有种说法，虽然一般的人鬼相恋不被接受，假如写一写底层人民——比如妇女——死后化为厉鬼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那总是可以的吧？于是，1959年，剧作家孟超写了昆曲《李慧娘》，剧中的李慧娘是贾似道的小妾，既美丽又有爱国主义精神，她爱慕的裴生同样正直而爱国，李慧娘的故事不涉私情，她只因陪贾似道游湖时夸赞了裴生一句“美哉少年”，就屈死在狠心的奸相贾似道剑下，但她并不甘心，她的鬼魂搭救了裴生，更去找贾似道复仇。然而，即使这样写鬼的昆曲《李慧娘》，在政治上极端地向左转的1963年，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为作者孟超辩解的学者们提出“有鬼无害论”，更激怒了批判者，争论由此升级，事实上它成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导火索；而在极左思潮的高压下，文化部不得不专门下发文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禁演“鬼戏”，这时那些有鬼魂出现的老戏新戏们受到的压力，不仅仅是科学更是政治的。
毕竟是政治力大无比，各种各样的“人鬼情未了”，就这样完全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绝迹。诚然，“文革”结束，这些当年被禁演的鬼戏又渐渐恢复上演，但鬼戏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一些涉及鬼魂的戏剧文本，而且还包含了一些特殊的表演手法，文本只要不毁于兵燹终还存在，表演的技巧与手法却需要言教身传，只要相隔一代，就断了传承的血脉。也正因为此，纵然有关鬼戏的禁令已经不再有人提起，可惜大量的鬼戏，经历几十年的中断，其表演的技巧已经失传，因此，现在在舞台上能看到的鬼戏，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部；至于专以扮演魂旦擅长的演员，现在也已经不见；现在的演员们再想要恢复鬼魂戏表演的那些特殊的身段台步，只能通过前人片断的回忆以及自己的艰难摸索，能求其形似已属不易，更遑论神似。禁戏之厄，哪里只是禁掉了那些有滋有味的好剧本？表演艺术的牺牲，实在更是首当其冲，而正由于这些涉及到鬼魂的表演手段如鬼魂一样化为云烟，它只能令后人怀想却无从捡拾，因之就加倍地令人唏嘘不已。
杨四郎的伦理底线（1）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在中央电视台的播映，有关历史上的民族争端，尤其是曾经在民族争端与战争中以“鹰派”代表人物而受到历史充分肯定的英雄人物的当代处理，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类似的话题近几年里总是重复出现，比如说新的中学教科书声称要重新处理以抗击当年的异族入侵而名垂史册的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以及当某位艺术家试图用一座新的塑像让岳飞庙前跪了数百年的秦桧重新“站起来”，引起的反响都不可谓不强烈。这些争论，并不同于人们对汪精卫胡兰成周作人等汉奸的评价，因为那些历史英雄们所处的背景比数十年前的中日战争更具历史的复杂性。这复杂性就在于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渐渐形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当年曾经连年交战的敌国与异族被统一成一个国度，于是以前民族间的充满血与火的战争，忽然似乎变成了大家庭内的兄弟吵架。假如我们可以将现在的国家版图复制到过去，尤其是，假如我们只是用是否赞颂“统一”这个标准，以判断某种历史叙述是否“政治上正确”，那么，主张投降讲和的“卖国贼”就成了“历史的好人”而主张抵抗的“前”英雄就会反而成为“分裂祖国”的坏人。
但以往我们的故事不是这样颠来倒去地讲的。有一个流传广泛的经典剧目比其他英雄的故事都更像是讲兄弟吵架，而且确实就是用战争中各事其主的兄弟的关系来切入民族战争的，它就是京剧《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故事源于杨家将演义。杨家将的故事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家喻户晓，明清两代这个故事衍生出无数分支，有关杨老令公以及他的七个儿子、以及他的妻子媳妇乃至他家的丫环如何为国尽忠的悲情故事，派生出一棵极其庞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