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甚至给大元帝国后代们的继位工作做出了一个“夺位”的“表率”。以致其后代们更是肆无忌惮的纷纷效仿。
在孛儿帖所生的4个儿子中，拖雷是幼子。他也是成吉思汗最为宠爱的儿子。但是，成吉思汗最后却把这个重要的汗位传给了他的三子窝阔台。窝阔台承继了父业，成为大蒙古帝国第二任可汗。他于公元1229…1241年在位，统治了帝国13年。
窝阔台生长在战乱不断的时代，从小就得到了骑马射箭的锻炼和熏陶，随父成吉思汗参加了多次战役，这其中不乏西征和攻金这样的关键之战，经过历次战役的历练，他逐渐成为一位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将领。更为突出的是他治国的才能也超过了其他的兄弟，这一点成吉思汗是看在眼中的，他深知窝阔台的才能比他最为疼爱的拖雷更为全面。
成吉思汗根据4个儿子的才能和特长，分别给他们安排不同的掌管方向，特地安排窝阔台主持朝政，很有针对性地让他慢慢过渡。成吉思汗改变了当时蒙古幼子继承汗位的旧传统习俗，擢升三子窝阔台为继承人。《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前夕，皇后示意让他在4个嫡子中指定一个继承人。此事传出后，术赤与察合台发生了争执，于是二人共推敦厚的窝阔台，通过商议便通过此提议。
同时按照蒙古习俗，幼子为“守产”之子，理应继承父亲的财产和牛羊。作为幼子的拖雷又是成吉思汗最为疼爱的儿子心中肯定是愤愤不平。成吉思汗曾经让拖雷担任监国，还曾经将拖雷称为自己的“那可尔”（同伴）。可见，成吉思汗对拖雷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
成吉思汗曾经想将帝位传给拖雷，但是有了前面的家族内部纷争，他最后决定将帝位传给嫡三子窝阔台。其实更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成吉思汗还是觉得窝阔台在掌控大局等方面更适合作为一国之君。从这点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在大事的决断上还是非常理性的，并没有因个人的偏好而耽误整个蒙古帝国的前程。
同时，大约是为了补偿，更因为蒙古习俗的使然，成吉思汗随后将绝大多数的财产分给了拖雷。这里有一个最直接的对比是这样的：拖雷所得军户为10万1 000户，汗位继承人窝阔台仅得4千户。
随后，窝阔台与其父西征。当时蒙古军西征分路：一路由窝阔台、察合台指挥进攻讹答剌；另一路由术赤指挥沿忽章河而下取毡的；又一路由阿剌黑那颜率领南下，再一路由成吉思汗和拖雷统率主力越过沙漠，直趋不花剌。窝阔台、察合台在统兵攻打讹答剌时，该城防御工事坚固，储粮充足。因此攻防之战极为激烈，直到数月后城中在粮尽援绝时，城中部分军士想突围出走，又被全部围歼。最后攻陷了讹答剌。
公元1220年秋，成吉思汗又派遣窝阔台、察合台统率右翼军进攻花剌子模首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库尼亚乌尔根奇），命术赤率本部兵从其驻营地南下会合，3 000个蒙古军在夺取桥梁时全被守军杀死，术赤想用“软攻”法攻取以保这个富裕的都市，于是在进攻方式等方面与察合台发生争执。
此时在阿富汗境内的成吉思汗知道后委派窝阔台为最高指挥官，皆由他统率，窝阔台很好的调解了兄弟之间矛盾，严整了军纪，然后统率大军攻城，激战持续9天，坚守者在力竭的情况下，只得请降。蒙古军赶走居民于城外，将10万工匠遣送东方，部分被分配各军。公元1225年春，窝阔台随父回到蒙古故土，从此结束了持续7年的第一次远征。西征后，窝阔台被成吉思汗受封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封为窝阔台汗国。
据《史集》记载：公元1226年7月，成吉思汗攻下京兆（今西安）后，终因积劳过度，在六盘山的营帐中病死。在临死前，成吉思汗召见诸子，告诫他们由窝阔台继承汗位，要他们精诚团结，服从窝阔台的指挥。他坚定地说：“我指定窝阔台为我的继承人，把帝国的钥匙放在他英勇才智的手中。”
不过，蒙古帝国时期有一个这样的规矩，即使老皇帝有遗嘱，也必须通过忽邻勒台大会的最后批准，新帝才能继位。这是一个必须得走的形式。但是，当时由于蒙古的忽邻勒台（部落议事会制度）仍起作用，成吉思汗的遗言不能马上实现，其汗位就这样空缺了两年。这两年中，由拖雷监摄国政。
直到公元1229年，此时术赤已死，察合台全力支持窝阔台，蒙古宗王和重要大臣举行大会，会议由拖雷主持，由耶律楚材从中周旋。虽然成吉思汗生前曾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拖雷却掌握着绝大部分蒙古百姓和军队，拖雷的态度起初暧昧不明，并无坚决推戴之意，窝阔台不得不一再推让给他。因此自夏至秋，聚会多时，议犹未决。
最后经过40天的议论考量，实力雄厚的拖雷觉得再这样下去，反而让自己处于很被动的局面，于是表示愿意接受父亲的主张，将汗位给予三哥窝阔台。由于拖雷的实力实在太雄厚，虽然他已经点头应允，窝阔台仍然颇为踌躇，又经过多次推让后，窝阔台终于被二哥察合台、弟弟拖雷、叔父斡惕赤斤一起又推又拉地登上了蒙古帝国的大汗宝座。
从此，窝阔台开始采用“合汗”称号，因此元朝文献中有时称之为“合汗皇帝”而略其名。窝阔台登上帝位之后，拖雷遵守诺言，尽心尽力地辅佐他。不过我们可以想象，窝阔台心里面不可能不对这位实力超群的弟弟满心忌惮。
第二章 “儒”、“道”武装窝阔台
对于窝阔台本人来说，他是成吉思汗诸子中最为明智的。他具有与父亲一样的判别能力和稳重，但没有继承其父亲的那种天生的军事才能与能力。他是一位生性随和且无忧无虑的大汗，但他嗜酒如命，利用他的绝对权威按自己的方式饮酒取乐，以致最后送命丧于酒上。同时他又在待人方面表现出了非常宽厚和慷慨的一面。
窝阔台即位后，便着手对蒙古漠北地区的治理，遵循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札撒》（《成吉思汗大法》）。授旨曰：成吉思汗原来颁布的法令和敕旨，应予以维护、支持和保卫，不许恶意变动、篡改和混淆。同时窝阔台在《大札撒》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的内容。为保证新旧《札撒》的实施，规定谁触犯新旧《札撒》，即按罪行之轻重给以惩罚，这使整个国家纳入了以法治理的轨道。
窝阔台在位期间依然非常信任父汗任用的耶律楚材，于是奉他为中书令，他对耶律楚材所说的：“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句话非常赞同和欣赏，所以对中原和北方地区进行治理时是与战时的政策截然不同的。
在整个思想领域，窝阔台开始注重对儒学的研究。其实，蒙古统治者本不懂儒术，也不信儒术，后来在一些地主知识分子的影响下，逐渐懂得了孔孟之道。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就向他“进说周礼之教”，懂得“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深刻道理。他曾请名儒向皇太子和诸王大臣的子孙讲解儒家经义。
公元1233年，窝阔台听从耶律楚材建议，派人到汴京征孔丘51世孙孔元楷，袭封衍圣公，并命令修孔庙。当程朱理学在南宋盛行时，北方正处在金朝统治下，当时，“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理学在北方还未传布开来，到1235年蒙古军队占领德安，南宋儒生赵复被俘至燕京（今北京），北方才开始有程朱理学。赵复是朱熹的门徒，也是谢梦先的弟子，他到燕京后，“学子从者百余人”，许衡、郝经、刘因等都成了他的门徒。儒生们对蒙古统治者的影响是空前的。
在治理国家方面，窝阔台采取了一系列超越他先人们的措施。他制订了赋税法，从这个税法的内容看，会从中体会到它的进步性。税法中规定，蒙古族中有马牛羊一百者，可抽一只；每一群羊中抽一只两岁羯羊作为汤羊；每千户须出骡马、马夫和挤奶人，备诸王、那颜聚会时用。用这种制度来进行规范，避免了很多内部矛盾的出现。
另外，窝阔台还命察乃、畏吾儿台二人到验川勒地方，凿井取水，以迁牧民前去居住；并设置仓库，储备金帛器械，应付对外战争的需要。窝阔台所以实施这些措施，原因是成吉思汗艰难创立国家，如今可让百姓安定生活，勿再辛苦。
窝阔台还建立起了驿站制度。规定各千户须自备人和马，每隔5程设1站，人员20名，以供来往使臣使用，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和林至汉地设37站，敦煌至玉门关有驿站相连，可通往西域。同时鼓励商旅到漠北经商，在价格方面给予优惠。1236年初又开始印制货币，供商品流通使用。
窝阔台的一切措施都说明他在向一个封建帝王转换。他要建立一个封建的超级帝国。作为帝国的中心，哈拉和林走向了历史的舞台。窝阔台选择的这个地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正是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古代突厥…蒙古人的大多数帝国，从古代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都在此建都。
8世纪的回鹘可汗们在附近的哈喇巴喇哈森建他们的斡耳朵八里，成吉思汗的都城最初就是以同样的名字斡耳朵八里（宫廷之城）为人所知。几乎是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至少是从公元1220年起，哈拉和林或者是它附近的某地，可能已经被选为理想中的都城，但是，正是窝阔台于1235年在哈拉和林周围筑起防护墙，才使它成为新帝国的真正都城。
另外，这个超级帝国封建性的表现还在于形成了独立的手工业。窝阔台在位期间，漠北已形成了与畜牧业相分离的独立手工业。手工业者主要是被俘的外族人，他们一般都在被监控状态之下，在工局里制作武器和生活用品。除此，手工业者也从事农业生产，以做到粮食和菜蔬的自给。土拉河、克鲁伦河上游、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以南）等地出现了定居的农业区。定居下来，从事封建的农业生产，让部落的人们开始向封建的农民过渡，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儒学方面的另一大进步就是公元1237年，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主张，兴办国学，进行开科取士（儒生）。考试后得儒生4 030人，其中有1/4的人原已沦为奴隶，中试后摆脱了被奴役地位。中试的儒生免去赋税，并对优秀者任以官职。窝阔台还接受耶律楚材关于在燕京设编修所的意见，设经籍所，编集出版经史，以此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
窝阔台应该是蒙古帝国历史上比较幸福的人。他没有他父汗那么多的早年痛苦、仇恨，以及“革命未成身先逝”的遗憾，他比较顺利地继承了汗位，没有像他的后代那样出现更为残酷的兄弟互相争夺和厮杀的情形。他令天下人都对他感恩戴德，谈论着他的美名，期待着见到这个了不起的君王。
还有，他的言行表明他绝对是一个豁达大度而内心清晰的智者，一个充分替他人着想的仁者。无疑，他的身份条件和履历，很少有第二个人能够具备。不过即使具备了，也很难达到他的那种境界。在他的身上，甚至可以看出有几分老子和庄子的为“道”色彩。
第三章 实现天骄战略遗愿
成吉思汗在攻灭西夏途中病死，未能实现攻灭金朝的宿愿，遂在临终遗嘱中诏示后人，利用宋金世仇的矛盾，借道于宋，迂回至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联合宋朝，直捣金朝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的灭金方略。
在木华黎死后，蒙古由于各种原因在抗金方面处于了低潮时期。于是，金国收复了一些失地。血管中仍有力地流动着通古斯人血液的这支古代女真民族显示出了惊人的活力。他们不仅继续呆在河南省，即新都开封周围，而且还收复了陕西中部的几乎整个渭水流域，包括扼守通往河南的要塞潼关。他们还夺取了山西西南角、黄河以北、与潼关相对的河中（蒲州）要塞。金末代皇帝金哀宗又燃起了金国新的希望。这种暂时性恢复的假象，并没有使金哀宗意识到潜在的威胁，这只是他们最后的回光返照。
然而，蒙古帝国新的希望在历经成吉思汗去世两年后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公元1229年8月，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成为蒙古人们心目中的新的领袖。他继位后明确了要完成先父的遗愿，尽快扫平金国。于是，公元1229年底，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过大漠南进。次年率军攻金。
金朝急忙调整部署：增加凤翔、京兆（今西安）等州府守城兵力；抽调忠孝马军入关，加强京畿外围突击力量；改陕西西路行省及陕西东路行省为陕西两路行省，置于阌乡（今河南灵宝西北），增强潼关防御。1231年2月，蒙古军攻克金军事要地凤翔。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