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尼电影公司有专为儿童拍摄的
动画片和故事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想看什么就有什么。
好莱坞电影之所以魅力四射、大放异彩、所向披靡、横行无忌地推向世界各国，其主要特点往往是电影里的人物在面对逆境时，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事业，勇于牺牲个人，唤起人们深信不疑的精神力量。最终，不管电影的结尾是幸福的大团圆还是悲剧，当观众走出电影院，总能使他们在心灵上和精神上对人的潜能充满信心和希望。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性，决定了它必须拍出富有人情味儿、人性特点的电影。只有得到大众的认可，票房收入才有保证。我和思进对于这一点，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1993年临近年底，我们闻讯将被排除在申请美国绿卡的行列之外，特别地沮丧。这无疑对思进以后的找工作，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那天，我们看了Steven Spielberg（斯蒂夫·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新片《Schindlers List》（《辛德勒的名单》）。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我们仿佛亲历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灭绝人性地残酷谋杀。然而，犹太人顽强的生存意识，聪慧的德国商人辛德勒尚未泯灭的人性，证明了希望的力量和人性复苏的光辉。走出电影院，烦恼和忧愁便一扫而空。我们遇到的困难与二战期间的犹太人比起来，那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没有死神时时刻刻地念紧箍咒威逼着我们，有什么坎儿过不去呢？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宗教国家，有它的社会道德标准。对制片商精心推出的每一部电影作品，需要经过特殊指定的委员会来进行等级评估，才可以在主流电影院线里放映。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家长来区分哪类电影适合儿童和青少年观看。对于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一部即严肃又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居然在等级评估中被评为“限制”，我当时真不明白。后来，在美国住久了，才知道了缘由。凡是在影片中出现暴力、色情、污秽的语言和灭绝人性的残酷镜头，都在限制级别范畴之内。在美国，电影级别共分五种：
G ——General Audiences所有普通观众都可以看。
PG——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建议家长引导。有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孩子。
PG13——Parents Strongly Cautioned家长须极为小心。有些内容可能不合适十三岁以下的孩子。
R——Restricted限制。十七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由家长和成年人带领观看。
NC17 —— No one 17 and under admitted十七岁以下的一律不允许观看。
等级评估系统在1968年11月1日开始生效。
那么，谁来为这些电影作等级评估呢？说穿了，也就是父母们。他们是以一个特殊指定的委员会——“电影分类等级评估董事会和等级评估管理局”作为一个团体。他们观看每一部电影，经过集体讨论后，再训练有素地为电影定一个级别。等级一旦被确定，就会把级别定位放在电影广告里的醒目位置，连今后在商店里出售的电影DVD，都会带有这个标志显示。我们在唐人街看的那部三级片，是属于违法放映的。那个戏院早已查封关闭，十几年了都没有开禁。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特性，也体现在美国电影协会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中。奥斯卡有一项最佳外国语电影奖，间接为好莱坞吸收了全世界各国的电影奇才，也为这个巨大的电影工业输送了新鲜血液，从电影题材、演员，到导演等方方面面均是如此。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演员有成龙、卢燕、章子怡、周润发、李连杰，导演有李安，作曲家有谭盾，他们都被好莱坞“一网打尽”。可以这样说，一些好莱坞的优秀电影，不但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他们不仅表现了美国的文化，更试图将全世界各种文化的精髓都融入其中。
我们除了看电影外，还会注意有关电影的奇闻轶事。比如，《Air Force One》（《总统一号》）是根据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家为原型创作而成的。克林顿在日理万机、忙里偷闲中，邀请了他的内阁成员，坐在白宫的小电影院里看电影。然而，看了一次不过瘾，没过多久，自己又“偷偷”地看了一次。经由小报刊物添油加醋地渲染报道（Tabloid Version），再加上具有影星风采的克林顿总统的号召力，无形中给影片带来了巨额的票房收入。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1001 Movie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死以前你必须看的一千零一部电影》）。它罗列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电影代表作。我查了目录检索，中国有四五个导演榜上有名。其中张艺谋有三部：《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红高粱》，还有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蓝风筝》，李安的《卧虎藏龙》和《喜宴》，以及香港出品的《阮玲玉》等。这些电影我全看了，因此作为中国人是死也瞑目了。
看电影给我们在北美的闯荡生活，增添了无穷无尽的乐趣、希望，以及奋发图强的动力。银色屏幕完成了我们的梦和幻想，为我们展现了迷人的世界和社会道义心，也丰富了我们的记忆收藏。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两岸三地电影人共同的努力，使得如今中国人的面孔不再作为被扭曲了的小丑形象，出现在美国的银幕上。这是中国的荣耀，也是我们海外游子的福分，我们再也不会为看电影而喊冤叫屈出洋相了！
身份，身份，又是身份！／思进／
就在一切都渐入佳境之时，一个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
决定我们转变的还是“身份”问题。
身份，在美国真是一个“生死关”！
在我找到正式工作之前，“身份”把我挡在了门外，现在是因为Juan的私下灵活安排，才使正式工作的大门向我开了一道缝儿。
可我周围那些与我同时毕业或早一个学期、晚一个学期毕业的“难兄难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的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可是不到两个月又裁了下来。有的毕业半年多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Practical Training”的期限一过，就只能打道回府！
更糟的是，不断有消息传来，即使有工作、在办身份的人，也不容乐观。由于1993年十万绿卡的发放，中国人申请的过程要从以前的十二至十八个月延长到四至五年！
更关键的是，在拿到绿卡之前不能换雇主，否则一切重来！可是谁又能保证四五年内不被裁呢？
不仅如此，身份也影响到一个人的收入。
在美国，Professional（专业人士）的雇佣方式基本上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Consultant（顾问）。这一般是按Shortterm Contract（短期签约）做的，如三个月、六个月，专门为企业做一个特定的项目。酬劳一般按小时支付，做一小时算一个小时。雇主不负责其他各种福利，如假期、保险、401K（退休金）、奖金、职业教育等等。
第二类是Permanent Employee（长期雇员）。这是不签约的，而是拿年薪，同时雇主还提供各种福利。
一般来说，长期雇员的工资较低，但有各种福利，工作相对稳定。而Consultant的收入相对高一些。按一般市场情况，如果一个专业人士做长期雇员的基本工资是五万元的话，加上各种福利，实际上雇主用在他身上要八万左右。而做Consultant的话，一小时就可以挣五十元，如做两千小时一年，可以挣十万。不过做Consultant的压力大，工作时间长。顾问与长期雇员二者相比各有利弊。总之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在Bankers Trust的那份工作非常“另类”。它既不像Consultant（因我拿年薪），又不像长期雇员（因我没有任何福利），我拿的是比长期雇员低得多的薪水，做的又是比Consultant还多的工作，承受的是比Consultant还高的压力！
我的情况是整个H1B签证者的缩影。我们的收入是同行的一半，但付出可能是一倍还多，“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经济上每年要少挣三至五万，五年就是二十五万以上。我们精神上的痛苦就更难以形容！这就是我们克服“身份关”的代价！
美国有一句名言：“America is a free country； but nothing is free！ （美国是个自由（Free）的国家，但没有一样东西是免费（Free）的！”
美国在高科技大发展时，H1B签证者的人数在五十万以上，成了美国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支柱！这些人中有的“幸运”地拿到了绿卡，但也有许多最终都拿不到（H1B签证只能保持六年）。
“海归”派中有好些是这样的，他们当然不会说是因为拿不到身份而“海归”，那是他们的难言之隐。
我也渐渐了解到，一个有两至五年经验的电脑硕士在华尔街的薪水应该在五至八万，再加上各种福利，如医疗保险、401K等等，平均的实际收入一年在八至十万一年。
我在1995年底，Juan将我的工资加到四万二，没有任何福利，比市场上平均收入少了一半，这正是因为我没有绿卡，H1B的价格就是如此。我们那个部门增加了十二个人，干着一样的活，但收获却不一样。
什么叫不平等？这就是！
好在东方不亮西边亮。1995年开始，加拿大“开放”了。中国大陆出生的人士可以申请直接移民。而且可以境外申请，不用雇主担保，只需按学历、年龄、英语（或法语）的程度，专业特长来计分，总共一百分，过了七十分就可以考虑，再通过体检及面谈即可。
真是意外的好消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才把爷难住”，光明的前景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
从1995年下半年起，我便陆续地听说我周围有的同学和朋友办了去加拿大的直接移民申请，一般只用三至六个月便成了。我还听到有的人搬到了多伦多，有人到了那里立即买了房子，过起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我和小玲的心也开始动了。
作为一条后路，1996年3月，我们开始了申请加国移民。因为已有好些朋友成功经验的借鉴，我们的申请非常顺利。
办美国绿卡必须请律师，而办加拿大则不用。只需到领事馆，领一份申请表，填好之后再附上一些公证材料，再付一笔申请费用即可。
我当时的自我评分是八十七分，加拿大移民局修正为八十五分，而八十分以上就可以免面谈了。
一个月后，我就接到让我们去指定的
医院体检的通知。
六月底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来信，内有两张纸。
天上掉下了个林妹妹……难道这就是大家说的“移民纸”吗？
我立刻给去了加拿大的同学打电话，真是的！这就是“Landing Paper”！它等同于美国的绿卡。我简直不敢相信！移民加拿大和移民美国相比简直不费工夫！这是多大的差异啊？我们有了加拿大的身份，心就定了！进可攻，退可守，这是一张多好的身份证啊！只需一入境，我们就是加国的“永久居民”。
但是我们没有马上搬过去，还想再等等，毕竟，美国是我们的首选。
1996年1月，Juan又接到了CCH公司的一个小项目。
那时他一共雇了六个人，其中我和另外一个印度人是H1B，其他人是有身份的，除了在Bankers Trust的项目上有五个人之外，CCH的项目还需一个人，我便自告奋勇地说我可以在周末做。
CCH是一家华尔街的Clearing House（
证券交易结算行）。这离华尔街的第一线又近了一些。Juan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他安排我周一至周四在CCH做，周末在Bankers Trust，同时一星期多给我四百美元。这是皆大欢喜的。对于他来讲，可以少请一个人，而我呢，可以多积累些经验，也可以多挣一些。就这样一直做到七月底。CCH项目做完了，我又回到了Bankers Trust。
八月初，听说德意志银行要兼并Bankers Trust。
消息传来，Juan立刻说他有了一种“不祥”的“Feeling”（感觉）。果然，1996年8月6日星期五的早上，又是一个星期五，但这个星期五就不那么幸运了，我刚上班，上面就把我们整个部门召集起来，宣布我们这个项目被停了下来，所有员工Layoff（“下岗”）。最后，德意志银行是在我们走后的两年兼并了Bankers Trust。
Juan的公司是个小公司，那时没有其他的项目。于是他也只能将他的所有员工遣散。那时，我在华尔街已呆了快两年了，听到、见到的这种事太多了，心理上早有所准备，而且我们又办好了加拿大绿卡，小玲也正好修完暑期班的课，我们在美国没有身份的日子已经呆够了！
“Enough is enough！”于是我们立即决定；去加拿大多伦多！
人生的旅程就是一次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