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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人之后，才知道外公是个孤儿，外公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他的名字中有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是，嫂子的刻薄使少年的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年轻时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当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进行的是所谓“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入大学，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倾吐自己生活中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并且竟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一些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和学历的文凭，而我外公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搞翻译等。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一开始的薪水就是一百大洋，第二年就是二百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他受不了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他这样的人才要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副部长）。而他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从了解外公被打成右派的真实情况。
我的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外婆、舅舅、小阿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几斗米回来的时候，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在1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岗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并不了解共产党的外公还是决意留在了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当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动人情景，以及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中年的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看到，我外公甚至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1979年“平反”时，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是的，我出生的家——爸爸的家，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我出生前一个个都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第二年我出生之后，整个童年时代，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幸福。
这首先因为我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有时因为学校有活动，我晚回家二三十分钟，等我快到家时，会远远看到她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
那时，家庭经济显然拮据，但外婆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我可以说，我那时是一个白白净净胖乎乎而又十分整洁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当时上影厂筹拍电影《五兄弟》，我被选中，饰演老五，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乎乎的惹人爱。可惜最终因“文革”开始而没拍成。当外婆领着我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总会忍不住停下来问外婆：“这孩子长得真可爱，那么胖，你给他吃的什么？”外婆会微笑着用略带自豪的口吻道：“没什么，就是清水冬瓜汤。”其实外婆为我所付出的何止这一个汤啊！
如今我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却怎么也忘不了外婆做的菜肉大馄饨、红烧排骨的香味，特别是她看着我吃得好香时，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我的健康成长是她晚年的快慰。
等我成人之后，我才知道，外婆扶养我实际上是很艰苦、很劳累的。因为母亲不得不离开我，我没有母乳的喂养，就是靠着外婆一天六七顿的喂养，从早到晚以至于深更半夜。她老人家的血压常常是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尤其是“文革”中，外公家遭到了冲击，外婆怕不安全，只得暂时让母亲把我接到西安。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外婆在上海是睡不着觉的，一见亲友提到我，她便哭泣：“小胖可怜，他妈妈哪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呀！”母亲的同事到上海看望外婆，谈起我和哥哥站在煤堆上玩耍，外婆马上就坐立不安。她意识到我母亲上班的时候，我和哥哥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人看管的状态。那一年我才八岁，所以，当“文革”第一轮过去之后，外婆又把我接回了上海。那时候，外公在北京，在经受着怎样的冲击，根本无法知道。外婆就一个人带着我，呵护着我。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我的小阿姨。我出生时，她是一个初中生，在外婆哺养我的时候，她是重要的帮手。她曾在一个名牌中学里读书，并且一直是优秀生，大概就是因为要分担家务，不得不减少学习时间，以至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她的班主任都感到意外，全家人都惋惜并且伤心。我那时还是个婴儿，当然是全然不知。
和外公家关系密切的是外婆的母亲——我叫她“阿太”，外婆的姐姐——我叫她“姨婆”，外婆的姐夫——我叫他“姨公”。他们都对我爱护备至，也是抚养我的帮手。
阿太年纪太大了，抱不动我，但在外婆忙着别的事的时候，阿太坐在那儿，由外婆把我抱到她的沙发上，或是床上，也能看护我一会儿。我是她的“开心宝”。
姨婆是职业妇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有时外婆伤风感冒，姨婆便会自告奋勇在晚上带我睡觉。
姨公因为他的妹夫曾是
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副市长而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物，没有工作。外婆因为带我上不了街，他便主动替外婆上街采购。
我记得阿太经常卧床，当我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叫她一声“阿太”时，阿太便会摸着我的头，“心肝”“宝贝”地呼叫起来。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快乐。有一天早晨，我又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依然叫一声“阿太”，她竟没有回答；我推推她，也不见动静。紧接着姨婆也走了进来，才发现她老人家在睡梦中去世了。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死”，但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发现她去世的人。
虽然两个家庭都在困难中，但人间之爱，亲情之爱，人们在爱中实现人生价值的需求并没有泯灭。围绕着我这么一个小男孩，父亲、母亲、外公、外婆以至于小阿姨、阿太、姨婆、姨公都付出了各自的爱，融铸成了我的幸福童年。
尽管我已入了加拿大籍，但我的身上流着中国血。而对我来说，爱中国并不是抽象的，在我看来，中国就是像我家的亲人那样的优秀人物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保持着美好的人性；他们在人与人之间不断地构筑爱的桥梁。没有他们，一个既是右派的儿子，又是右派的小外孙，哪有幸福的童年呢？
等我稍稍懂事，心中总有一个谜团：为什么这样一些善良、优秀、充满爱心的亲人，要在既无外战、又无内战的情况下，如此困难重重？
我出国的念头中有这么一个因素：看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搞的？别的国家的普通人命运究竟是怎样的？然后回过头比一比，想一想：我们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出什么力？闯荡北美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
登上新大陆／思进／
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个日子，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1990年9月20日。
那天是星期四。
这是美国中部的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到八十万，这便是克利夫兰（Cleveland）。
巨大的飞机降落在飘着星条旗的美国机场。眼前全是英文字母，耳边都是美国腔调……这一切提醒着还没回过神来的我：从此以后，英语不再只是一门考试课程了，而是我日常必用的工具。等着我的，一切都是新的。
我在机场厕所瞥了一眼玻璃镜子里的自己：清秀的面容，健硕的身材，一副中国英俊小生的模样。
我满意地对自己说：你总算靠自己的努力出来了。呶，美国就在眼前，这下就看你的了！可千万别熊、千万别叶公好龙呦！
“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没有到过美国的中国人，难免会把对方的国家当作月球。”——有文章说。我虽未把美国当成月球，但我依然对美国充满好奇。我想亲眼看看这个头号的“美帝国主义”国家，想亲身经历一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想亲自验证从电影电视里认识的美国。
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
高速公路下漂亮的居舍，还有那宽大的草地……
我贪婪地睁大眼睛。
哦！这就是America！华盛顿的美利坚！惠特曼的美利坚！
还没等我看清车窗外的新大陆，汽车便把我从机场带到了即将就读的城市克利夫兰。在这座城市里，有一所著名的医学院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排名全美第六；另外就是一所著名的州立大学——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我就要在这所大学里攻读机械工程硕士了。
尽管我并不喜欢机械工程，但为了申请学校及签证的顺利办理，也只好就读这个专业，以作权宜之计。
当时择校，我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我一共得到了六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括费城的名校Temple University，但这所学校学费太贵，要七千美元一个学期。机械工程属于热门专业，申请奖学金很难，托福要六百三十分以上，GRE至少要二千一百分。选学校和专业并非易事——有的名校在偏僻的小镇上，据说找不到打工的地方，不容易生存；有的学校在纽约、洛杉矶，打工容易找，但签证又不易。我最后选定了克利夫兰，是因为从书上的介绍得知，那里有两万中国人，有许多中餐馆。在我的想象中，克利夫兰应该有不少打工机会的。
一到克利夫兰，我连这个城市什么模样还没看清楚，就不得不做第一件事：交学费。学费一交，身上就只剩下二百美元了。这可让远到他国、举目无亲的我第一次傻了眼：二百美元！在消费水平如此高的美国，这以后可怎么生存？
生存危机立显眼前。
八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我感慨地对家人说：我是离开大学十年后到美国又进了大学，一样的读书，都是“机械工程”。十年前是用中文攻读学士；十年后在美国用英语上硕士课。十年前按毛主席说的“学生以学为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十年后不但要“Full…time”（全日制）读书保持合法身份（按美国移民局的规定，F…1签证的海外
留学生必须每学期得九个学分，三门课以上），还要“Full…time”打工以维持生计。
说到底，一个字：穷！假如出国时就腰缠万贯，哪怕一万美金，我就可以上费城Temple University这样的名牌大学；假如有奖学金，我一年就可以拿下学位，赶在1993年之前拿到绿卡，那今天可能又是另一番天地了；假如，……但是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当时的中国还是个穷国。但是对穷并不那么感同身受。当年举国上下一律清贫，使人徒增了不少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可一到海外，中国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多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