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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大都后，怕忽必烈猜忌汉人（实际上忽必烈对汉人地方势力已经大起疑心），史天泽主动要求解除兵权，“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此举，大得忽必烈欢心，也为史家赢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至元元年，元廷加其为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至元三年，史天泽任枢密副使（太子真金持衔为正使，所以他实际上是主事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至元四年，改授中书左丞相。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下诏派史天泽与丞相伯颜一起统领大军，发起对南宋的最后一击。行至郢州，史天泽患病，返至襄阳休养。忽必烈闻讯，立刻派近侍携葡萄酒相赐，并慰勉说：“卿自朕祖以来，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宋朝），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
于是，忽必烈派人护送史天泽回真宗老窝，派去数批御医为这条“大狼狗”治病。
史天泽回真定后很快就病死，时年七十四，“讣闻，帝震悼，遣近臣赙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
可称的是，史天泽“年四十，始折节读书，尤熟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倘使司马光地下有灵，知道自己的巨著帮助这个蒙古鹰犬补上EMBA课程，变相协助了元朝灭宋，老头非气得地下翻身大叫不可。正是由于读书明史，史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其）比于郭子仪、曹彬。”这位元朝的“郭子仪”，可谓一生谨慎，善始善终。
有其父必有其子。史天泽之子史格自少年时就为蒙元效命，灭宋战役中常常不避箭矢，纵马前冲，一身战疮无数。特别是史格跟从元朝大将阿里海涯进攻广西、广东，破十八州，杀人无算。宋恭帝出降后，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拥益王在福州为帝，准备复兴宋朝。当时，元朝在广东、广西等地的将领多年在外征战，常思北归，纷纷上言要求元廷放弃肇庆、德庆、封州等“蛮荒”之地，并兵合力在梧州设置戍守即可。如果这样，南宋很有可能苟延岁月，没准过几年又会出现个“中兴”奇迹。正是史格“高瞻远瞩”，上表坚称不可撤备。在他要求下，忽必烈“益增兵来援”，最终没给南宋最后的一丝喘息机会。
由此可见，史氏祖父孙三人，既是蒙古灭金的“大功臣”，又是灭宋的“大功臣”。蒙元的汉族鹰犬中，老史家无疑是最得力的一个族群。而史天泽所得的“右丞相”高职，在蒙元史上可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史天泽明哲保身最高的一招是“交兵权”，无形中解决了一直困扰忽必烈的汉族“世侯”问题。金末以来，河北等地汉族地方势力结众自保，分族群地投附蒙古。蒙古人对这些人，基本上采取“争取”的政策，招降纳叛，不仅大授美职，还模仿漠北蒙古传统制度让这些汉人土豪世袭官职。当然，每处均会派出“政委”达鲁赤花行监督之职，汉人“世侯”们也要送子弟入蒙古为人质。双方配合的真还不错，汉人势力最盛者，除张柔、史天泽两家外，还有西京的刘黑马，东平的严实，济南的张荣，大名的王珍，太原郝和尚，以及益都的李全之子李璮。这几个汉人家族各拥重兵，子弟为将，每家的统治范围都有千里、数千里之广，地位十分重要。最后，正是由于拥兵近十万占据山东数十城的李璮叛乱，才使元朝下决心收回汉族世侯手中的权力，结束了他们为时数十年的“藩镇割据”。所以，老史既首先带兵平定李璮，又使元廷兵不血刃收回世侯的权力，忽必烈不能不对他委以重任。
被遗忘的“苏武”——郝经
雁啼月落扬子城，东风送潮江有声。乾坤汹汹欲浮动，窗户凛凛阴寒生……起来看雨天星稀，疑有万壑霜松鸣。又如暴雷郁未发，喑呜水底号鲲鲸……虚庭徙倚夜向晨，重门击柝无人行。三年江边不见江，听此感激尤伤情。……
这首《江声行》，并非哪个幽怨的妇人所作，乃元朝汉人郝经出使南宋被拘时，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囚所感慨而发的诗作。
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人（今山西陵川），“家世业儒”，乃金朝大文豪元好问的弟子。金亡后，郝经一家迁于顺天府，“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后来，蒙国汉将张柔、贾辅知其名，请他到家里教子弟读书，“二家藏书万卷，（郝）经博览无不通”。这一来，真正的“教学相长”，他不仅教出了张弘范这样的“人才”，自己的儒业也有长足进步。蒙哥汗时代，忽必烈在金莲川以宗王身份开府，延请郝经当幕僚，“条上数十事，（忽必烈）大悦，遂留王府”。
后来，他跟从忽必烈攻鄂州。蒙哥汗在钓鱼城下受伤身死，忽必烈犹豫不决，正是郝经一席话，坚定了他北返争夺汗位的决心：
“国家（指蒙古）自平金（国）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汗立，政当安静以图宁谧，忽无故大举，进而不退，畀王东师，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以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告诸帅，各以次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而遽进。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进。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妄进，又岂宜攻城？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如其不可，知难而退，不失为金兀术也。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彼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指蒙哥汗暴崩之事），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则我将安归？无已则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并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则入洞庭，保荆、襄，顺流而下，则精兵健橹突过浒、黄，未易遏也，则亦徒费人命，我安所得哉！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复何俟乎！
“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指忽必烈）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完颜亮）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最后，郝经为忽必烈出主意：
“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汗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忽必烈依计，一步一个脚印，果然以鱼化龙，由一个蒙古宗王变成了“元世祖”。郝经立马受重用，得授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带大批从人出使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
临行，郝经一腔忠心，“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
结果，郝经行至宋境，贾似道怕自己在鄂州私下与忽必烈议和纳贡之事被宋帝知晓，命李庭芝派人把郝经软禁在真州。这一囚，不是一两年，也不是三五年，而是整整十六年，其间，元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早就郁闷而死，郝经大儒出身，善于处变，常常给从行者讲课授经，“从者皆通于学”。而他本人，也以节操自诩：“心苦天为碎，辞穷海欲干。起来看北斗，何日见长安。”以长安拟“大都”，郝经日夜思归元京。
据《元史》载：
（郝）经还（大都）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也就是说，郝经被拘几年后，在1274年从宋人供食的活大雁中挑出一只健壮能飞的，系蜡书于雁足，放飞大雁。“中统十五年”实为“圣元五年”，郝经被拘于宋，不知元朝改元的事，所以他依此推之为“中统十五年”，据此，可以想见这个“传奇”故事倒八分有真。遥想当年汉武帝时，汉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奉命出使匈奴，被这群野蛮人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匈奴人对苏武威逼利诱，招数使尽，但这个汉朝忠臣手持汉朝符节，誓死不屈。最后，他被匈奴人放逐到穷荒之地，靠牧羊求存。一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并索还汉使苏武。匈奴人理亏，谎称苏武早已病死，汉使得密报，知道苏武仍在世，就谎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其中一只大雁足系苏武亲笔所写帛书，讲明他本人仍在北方沼泽中被困。这一招管用，笃信“怪力乱神”的匈奴人惊惶，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当然，苏武受囚时间比郝经还多三年，总共十九年。文史的力量真大，郝经据此演出“真人秀”，把昔日汉使所编的“故事”演绎成真。
贾似道败后，至元十二年，郝经才被宋人放归。倒霉的是，他在归途中染病，回到大都即一病不起。濒死之际，老郝仍不忘作诗效忠：
百战归来力不任，消磨神骏老骎骎。
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
岁月淹留官路杳，风尘荏苒塞垣深。
短歌声断银壶缺，常记当年烈士吟。
（《老马》）
他以马喻己，不服老，不输老，很想再为大元朝干上几十年。可惜，几十天过后，这位元朝“苏武”便一命归西，年仅五十三，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如此死心踏地服务蒙元的一个儒生，死后虽被谥“忠武”，仍不免遭人遗忘。
假若问起当今青年人，苏武是谁，一百个中大概有六十个知道，毕竟有羊肉饭馆名叫《苏武牧羊》嘛。如果问他们“郝经”是谁，估计一个也答不出，“郝经”为何物，着实让人惘然。
如果郝经在今天的被遗忘是“悲剧”，元朝还有一伙汉人是更大的“悲剧”。蒙古灭金后，大汗窝阔台曾派月里麻思为正使，率七十多人的使团出使南宋。行至江南，即被宋军扣留。这伙人比郝经一伙人还冤，从1241年起，一直被秘密扣押了三十六年之久。其间，正使月里麻思因病而死。其属下有位汉人名叫赵成，出发时是个毛头小伙子，与其父一起作为月里麻思随人的身份使宋。正使死，父亲死，赵成直到元军平灭南宋后才被“救出”，元军将士自己都糊涂：宋军关押的这个“蒙古使臣”是什么人，啥时啥人派他来干啥的？确实，三十六年过去，物是人非，赵成一行不仅被宋人“遗忘”，也被“祖国亲人”（不知蒙古视此汉人是否为“亲人”）遗忘。悲夫！
《窦娥冤》的背后——挣开人性的枷锁
我们身之所处，是一个调侃的时代。“靠，我比窦娥还冤！”这句顽皮话，八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曾絮叨过。文化“档次”高一点儿的人，可能还会双眼望天故作沉痛状，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窦娥，昔日关汉卿笔下那个贪婪、无耻社会的牺牲品形象，在中国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渐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充满轻松俏皮的言语皮屑。庄严、悲沉，在无知无畏的时代，皆沦为浮薄的滑稽、调笑。
我们是个喜欢矫枉过正的民族。数十年前，《窦娥冤》不仅仅“反映封建社会普通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反抗意识”，还“反映出在元朝蒙古奴隶主残酷压迫下亡国的中国人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