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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农历三月二十日，夜，苏北平原上一个极不起眼的名叫桑墟的小镇上，一声婴儿的清亮的啼哭突然间划破了寂静的午夜星空，所有听到这一声啼哭的人都知道是这家的二小子终于钻出母胎，从此开始了他在人世间的风霜雪月。
接生婆粗糙的手掌磨擦着婴儿娇嫩的肌肤，婴儿的哭声里既有对命运的抗争，同时也包含着对接生婆的抗议。
婴儿的父亲里里外外地忙碌着，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高兴还是忧愁；婴儿的母亲看着已经被接生婆包好放在身边早已停止了哭声的婴儿，疲乏而苍白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接生婆的脸上带着欢天喜地的笑，两手接过婴儿父亲手上的红纸包，轻轻地掂了掂，满意地说了一些恭喜的话后便告辞了。
在另一间房子里，婴儿的祖父祖母都睁大着眼睛望着黑洞洞的屋梁，静听着隔壁的动静，但是他们都一动不动，没有丝毫要起身过去帮忙的意思……
农历3月，正是大地复苏、万物生腾的春天，此时出生的婴儿的生命应该是强盛而又充满生机的，他的生命也应该如春天般充满希望。
然而春天出生的我呢？生命在一开始就并不令人有希望感。
我对自己婴儿时期的记忆完全来自于我母亲的讲述。在母亲的讲述中，我知道自己一出世便给人带来了不幸，我有时候甚至想象着在我出生不久在中国大地上所卷起的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红色风暴，很可能就是由我从那不知名的天国里带来的，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给整个中国人带来过痛苦，这说起来好象有些荒诞，但我给母亲造成的苦难却是事实。
在母亲的讲述中，我常常被震撼得双泪直流。这一点都不夸张，虽然我羞于提及这一点，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爱哭的家伙，即使是成了男子汉大丈夫的今天，也仍然爱哭，只不过是躲着人罢了。
在母亲的叙述里，只有几个月大的我突然生了一种怪病，全身生起了黄豆大小的红疙瘩，并且高烧不退，喉咙里好象是有一只哑声哑气的小哨子，被我有气无力地吹响着，声音虽低而短促，但每一声都足以令听到的人为之心惊胆颤。我幼小的生命正奄奄一息，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了半扇，死神已经把手举在了额头，随时准备向我招唤。
此时为我担惊受怕的只有母亲。
我的母亲是江苏省沭阳县城人，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响应号召从县城的食品加工厂下放到离县城九十多里的桑墟镇，不知什么缘故与家在桑墟人却在遥远的湖北武汉的我的父亲结了婚，这段我无从知其因的姻缘造就了我们四兄弟，不过按照当时桑墟的一个人们认为算命很准的瞎子的推算，我还该有两个妹妹，但是数年之后，在我的四弟出生不久，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便计划掉了我的两个妹妹，以令我一直以来都极其羡慕别人有娇纯可爱的妹妹而心存遗憾。
我的母亲算是女人中的能人，因为下放前就入了党，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加之家庭背景又红得很，我的外公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在我听到的断断续续有关外公的传奇中，就有几次敌人在前面敲门外公翻后窗逃走的历险。革命胜利了，外公便成了县煤炭公司的党委书记。有了这样的条件，母亲在下放不久便在桑墟大队得了个职位，我一直没有弄清那是个什么职位，可能是个妇联主任什么的吧，总之是个大队干部。
母亲在回忆那段风云时代时总忘不了她带领妇女们“争气”的故事。
那是一个关于堆草垛的故事──
在农村，一个草垛往往要堆两丈高两丈宽数丈长，干这样的活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经验，而且经验犹为重要。因为一旦掌握不好，草垛失去平衡，那么随时都有攻亏一篑的可能，所以这一直以来就是男人的活。男人们往往以此为骄傲，而且即使是男人能把一个草垛堆好那也是一件值和夸耀的事，更何况女人呢。
大约是收麦子的季节，收下来的麦杆自然是要堆起来的。有一天正准备堆垒的时候，一向以堆草垛著称的一个男人忽然闹了情绪，在场的男人们要么技术不行，要么怕得罪人，因此都坐在一边抽烟，留下一帮妇女们面面相觑，都一齐看着身为干部的我的母亲。
母亲是个向来都不服软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她知道男人们是要看她这个城里人如何办。于是母亲一咬牙，招呼妇女们自己动手堆草垛。
妇女们都很担心，行吗？有人问，有些胆怯。
行！母亲昂了一下头，我在上，你们在下，我就不信咱们堆不起一个草垛来。
母亲说着拿起了草叉。
“在下”是在草垛下面向上递草捆，这只要力气；“在上”是要站在草垛顶部把一捆捆草均匀地分布在草垛上，一层层加高，这是要有相当技术的，整个草垛的成功与否其实全要看“在上”的人是否可以把握得稳。母亲知道妇女们没人敢上，所以自己就义不容辞了。没吃过驴肉还没看过驴跑吗？母亲鼓励妇女们说。
你是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的，一个城里的从末堆过草垛的年轻女人，高高地站在一个大草垛顶上，将妇女们递上来的一捆捆草凭着毅力和感觉均匀地堆垒着，在男人们由嘲笑到惊异的目光中将一个虽不算完美但却结实的草垛堆了起来，连那位闹情绪的“草垛把式”也不由得暗暗佩服了，母亲也便由此奠定了她在人们必目中永久的形象。
由于母亲那种不甘于屈服的精神的震摄，在整个桑墟镇便成为一个知名人物，许多妇女都自动地向母亲身边靠拢，在许多事情上母亲成了妇女们在“主心骨”，而男人们则更对母亲敬重有加。也正由于这样，在这两年之后桑墟镇的“红色造反司令”张二侉第一次冲进大队部夺权时，便由于母亲及时护住了党委大印而没有得逞，致使张二侉对母亲恨得咬牙切齿，以致张二侉在终于夺到权后唆使爪牙处处刁难，最后终于迫使母亲带着我及哥哥离开了桑墟，这是后话。
如果按照公正的说法，我的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应该说是一种损失。因为当时的那种社会形态之下，根红而苗正的母亲嫁给了中农、也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出生的我的父亲，在政治上所受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这不仅造就了我们四兄弟，而以后数年的颠簸，不能不说其是造成此果的直接原因──这有点让父亲大人太难堪了，在此谨请父亲大人原谅。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出生便是全部灾难的开始。
你也许难以想象一个年轻女人怀中抱着自己病重的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时的那种心境，你更难以想象仅百米之遥就有一家子“亲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前来看望一眼自己生病的孩子更不必谈帮一点忙时的那种心境，你同样难以想象的是正处于艰难之中的女人在渴望得到亲人帮助时不但没有得到帮助反而遭到自己小叔子的挟制时的心境。
我的母亲此时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下。
母亲从此对我的祖父祖母尤其是二叔等一帮人的仇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无知的我更加无觉，死亡的阴影已经整个儿地将我罩起来了，直到现在我在不得意时常常会想，如果那时我便在地球上消失，那么这三十年所发生的是是非非不就不会发生了么？那么我不是也就不会痛苦也不会给别人造成痛苦了么？在世界上所以说母亲是伟大的，就是因为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她所给予子女的爱是任何亲情都替代不了的，在我已经与死亡相互拉手的时候，我的母亲仍然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在母亲的心目中，儿子只要还有一点点气息在，她就不相信会失去儿子。
在桑墟医院，有两位同科的医生，一个是正班出生的医学院毕业生，无权无势有一种被贬的味道，姓黄；另一个是靠门路出格的“赤脚医生”，姓陈。两人的医术相差着一大截子，也正因此，由于中国人惯有的嫉妒心和排斥心的作怪，黄、陈两位医生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那就是谁收的病人谁负责到底，另一个人决不中途插手，这样一来最受冲击的当然是病人，但是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一个靠能力，一个靠“人力”，谁也奈何不了谁，病人又能奈何得了谁呢？
我的不幸就是到医院时正碰上陈医生值班。在陈医生对我的一系列治疗之中，今天我敢说那绝对是误诊，可以说陈医生对我的病情的加重应负有直接责任，可在那个时候谁又知道去理论这些呢？
患难见人心，这句话在我奄奄一息的日子里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一些人的嘴脸在这时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出来。
每当叙述到这里，母亲便会对桑墟那一家人恨得咬牙切齿。在我病情危急的日子里，离医院仅数百米之距，自我进医院开始一直未探问过的父亲的父母弟妹们仍然一个都没有露面，连稍作关心的探询都没有。当母亲一个人抱着我进进出出奔忙的时候，有的病人家属实在看不过去了就问：这孩子的爷爷奶奶呢？怎么也不来看一看。母亲只有恨声说：都死了！
然而可恨的不仅于此，当时我的哥哥也只有三岁多一点，母亲一个人为了我便无法再去照顾哥哥，然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爷爷奶奶一家人对哥哥根本不闻不问，不仅如此，在稍不顺眼时还要横加呵斥，尤其是那被母亲骂作“毒和尚”的二叔更加无情无耻，他不仅自己不照顾哥哥，还对一些热心的邻居恶声恶语，似乎邻居因见哥哥可怜而稍微照顾一下也是和他过不去，可见其恶毒到何种程度。
我的病情已经到了危急的关头，有的邻居知道情况便都纷纷前来探望，人们在大骂“毒和尚”他们一阵之后，都一致赞成母亲去求一求黄医生的打算，认为以黄医生的医术也许还能转我于危险之中。
母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在一天夜里找到了在家休息的黄医生，不知是出于职业道德还是由于母亲的恳求感动了黄医生，黄医生在犹豫了一阵之后拍案而起，冒着与陈医生决裂的危险到医院为我诊视。
黄医生对我的病况其实一直是放在眼里的，虽有心诊治但又苦于自身的情况，此时到医院一看我，不由得小声骂了陈医生一句混蛋。黄医生告诉母亲他也已经没有十足的把握了，劝母亲尽快把我送到县医院救治，并说他可以为我打两针，如果这两针有用，那么我便无险了，若无用，那只好听天由命了，因为治疗已经被担误了，但他可以保证这两针可以保我在到达县城时没事。
事实上黄医生的这两针真正是救了我的命，但这两针却也把他自己在桑墟医院的立足之地毁掉了。陈医生以黄医生干涉了他的治疗为借口，变暗斗为明目张胆的排斥，黄医生迫于权势，只能卷铺盖走路，回到自己的家乡开起了私人门诊。多少年后，我对当年的救命恩人遍访无着，只能留下一个终身遗憾了。
母亲接受了黄医生的劝告，连夜送我去县医院。邻居我称之为二姑的儿子大路找了辆自行车送我们母子，当时桑墟到县城一路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闹，一路之上显得十分荒凉。你可以设想在那样一个无星无月的冬夜，抱着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走路，我的母亲心里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多少年后母亲在叙述当时的情景时脸上的那种忐忑不安仍然可以看出。“我就怕半路上你突然没了，那样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所以一路上抱着你动都不敢动，心想就是没了也要抱到县里，抱到人多的地方。”母亲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对我说。
大路带着母亲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时，后面有一束手电光赶了上来，近了一看是“毒和尚”。原来我们走后，一向以泼辣著称的二姑实在气不过，到了我们家里指着祖父祖母二叔等人大骂了一通，逼着二叔借了辆自行车赶了上来，并且把我的哥哥带到了他们家。
二叔虽然满心的不愿意，但抵不住闻声而来的众邻居的纷纷指责，只好勉强地赶了来。
我难以想象那一路之上的艰辛，我也难以想象在那漆黑的夜里我的生命如何有了转机，总之在离县城还有五里多路时，母亲他们终于看到路边有一个还亮着灯的小商店，一直忐忑不安的母亲让停下来，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总算有了灯光有了人，母亲决定把包得严严实实生死末卜的我打开来看一看。
商店的主人是一位老人，此时其实并无生意可做，老人只是在捧书夜读。我的心里一直怀疑这个老人非是凡人，虽然这带有点儿神秘色彩，但是我相信，我在十六年后的梦里所见到的老人，应该就是这位当初在商店里捧书夜读的老人，是神灵幻化来救我于垂危的，因为两个钟头前还奄奄一息的我在老人这里竟然喝了两口水，我的头脑中不止一次地想象那水便是仙水。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从此以后，在母亲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