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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是学生受过这般害，我们的家长更有诉不尽的苦。在浙江义乌采访时，当地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说他们金华地区有位家长的子女是前年考的大学。但就是因为几本“参考资料”的缘故，爷儿俩至今不说话。这位在北京城里做小商品生意的老板诉说道，那年春节过后，他在北京的“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刚刚租下两个摊位，生意也刚刚起步，每天不得离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生意还算过得去，但离家时正准备考大学的儿子交给老子一项任务，让他到海淀图书城买一套97年“海淀名师”编的参考教材，而且必须在三月份之前寄回家去。“我们这个破地方，学校连半台语音器都没有，怎么让我们能考上好大学呀？”儿子平常就牢骚满腹，想考上海外语学院的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父亲买回那套“海淀名师”参考资料上了。可是被生意缠身的老子到了“五一节”时还没有把参考资料寄回去。高考成绩下来了，儿子因为7分之差没有考取上海外语学院，屈取第二志愿的湖北某财经学院。对此，儿子恨透了老子，发誓与家里决裂。进大学的两年里，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儿子说：你们不就是因为钱钱钱，才把我的理想给毁了吗？那好，我永远不再要你们的任何帮助了，我一辈子靠我自己。儿子的这个态度，使全家人两年多来一直陷入严重的不和状态。老板的媳妇一大到晚骂自己的男人不该当初只管自己的生意，不及时把“高考资料”寄回来。当老板的他一听媳妇嚷嚷就火，说你们在家说话容易！做生意就那么简单吗？是呀，我没有把“高考资料”寄回来是耽误了一些事，但你们就不该理解理解我一个人在外守摊的苦？再说了，即便把“参考资料”寄回来了，就保证考名牌大学了？母亲把这话传到儿子的耳里，儿子听了更生气，说：不是这个理还怎么着？7分之差，不就是一个题嘛？我差就差在有个题从来没有见过，而我让买的那套“参考资料”上就有这样的题型！老子和儿子谁都说服不了谁，这出因为“高考参考资料”引发的矛盾使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当老子的今年夏季便把北京的生意辞了，问他为什么好好的生意就不做了？他说还做它有啥意思？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后一代？唉，白搭，现在我想开了，人家有能耐，用不着我们穷乡下人了，再说我也不敢再耽误了人家。他说上面这些话时，内心充满了自疚与悲伤。儿子呢，还是不肯原谅老子，他的道理是：不要小看了7分之差。现在他进这所大学的命运比进上海外语学院的命运，可能是天壤之别，因为念了上海外语学院，以后的工作分配完全不用愁，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大上海。现在湖北这所财经学院就完全不同了，一是这样的专业太多了，另一重要原因是毕业时你必须自己找单位，说好一点，能在某个地区市级单位谋个职，说惨一点恐怕连个饭碗都成问题。“我说的一点没错，意外的一点损失，有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儿子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恨谁？恨不该有那些大半是骗人的或者已经被广大考生视为不可离开的、泛滥成灾的“高考参考资料”。哭笑不得的是，全国已经有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出现了专营高考教材及其它音像教学材料的书店——“考试书店”，像广州、上海等地，一个城市就有十几家“考试书店”连锁店。一位“考试书店”的老板说：现在什么书都不好卖，惟独“考试类”的参考书是经久不衰，且越卖越好卖。他说前年开的一间三十来平米的“考试书店”，在这近两年间连续扩充了四次门脸，生意越发兴隆。
“这几年整个经济形势不景气，但我的考试书店却越办越好，谢谢中国的考试制度。”老板的脸上一半是得意，一半是嘲讽，因为这位老板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可每天都有那么多“文化人”在疯狂地为了一个不知是不是真有价值的目标而给他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来。
●办班大战使教师也“走穴”
“走穴”这个名词，在我们的概念里只有那些演艺界的明星们才用得着，想不到在高考大战中，我们的那些一直被人们捧至圣人神坛的教师们，也干着“走穴”的勾当，多少叫人感觉不是滋味。
老师的称号是神圣的，就是官做得再大，在老师面前你也得屈膝有礼。历代历朝的皇帝和达官显贵都是这样，不管是真是假，都这么做着给人看的。
就在并不太久前，我们一提到“老师”这个职业，大多数人对它不仅不敬，反而斥之为“一个只有傻瓜才愿意干的行当”。不是吗，“臭老九”的骂名首先使人想起“教书匠”的低工资，又使人想起这些只能整天在教室里写粉笔字，而不可能走出校门搞“第二职业”的先生们；其次是教师永远不可能有分房、得奖金什么的好事，清贫似乎成了“教书匠”的代名词。然而仅仅是转眼间的今天，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关“老师穷得要造反”、“师范生分配不出去”的消息了。相反，老师成了社会上比较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因为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奖金他们的房子，全都比别的社会职业要高、要得的容易，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几乎是个没有任何风险的职业——只要你安心干下去，就等于坐上了“终身平安”的列车，不像社会上其它职业充满了竞争的危机。
教师的被重视与地位的提高，直接原因来自于高考。高考使全国人民都在一种刹不住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狂热巨澜中——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已是今天社会的最明显的特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已经严峻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位家长与学生面前。教师因此而成了全社会不可看轻并且必须看重的“香饽饽”。
教师吃香是从被人尊重开始的。那些要求自己的子女成龙成风的家长们，先是对自己喜欢和认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管好、培养好的老师来点小恩小惠什么的。别小看了家长和孩子给老师的这份小恩小惠，实际上这是使老师这个职业从被人瞧不起到成为今天的“香饽饽“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初次给老师的这种小恩小惠，可能是女人间的一个发夹，一块头巾，男人间的一包好烟一瓶酒什么的。后来就越来越变得“高层次”了。先是有人流行送几十块钱一本的挂历，再就是在神圣的“教师节”时给老师们每人送些鲜花、甚至北京人说的“盒子”（食品之类），再到后来，这些东西已经不在话下了。有一年报纸上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班主任在元旦前总收到各种精美的挂历共计一百多件，最后她不得不动员全家人把这些挂历送亲朋好友。可这也送不了多少呀！还是儿子聪明，说干脆把它“批发”给书商吧。嗨，轻轻松松就这么一倒手，共赚了两千多元呀！尝到甜头后，第二年这位老师公开暗示学生和学生家长必须给她送挂历，而且谁送的多，谁的孩子将与学校评选的“三好学生”挂钩。结果“哗”地学生和家长们给她送了两百多件挂历，“挂历换三好生”因此被新闻媒体上电视曝了光。到现在再玩挂历已经是不行了，而那些花呀食品呀也见鬼去吧。背着学生和家长的面，几位老师常常把嘴巴往上一抬，说：谁稀罕那些东西！当然，学生家长们明白得很，现在是要钱了，要现钱了。给吧——于是在学校每年的开学前、开学时、分班前、考试时，还有平时不定时的许多机会里，家长们又“自觉自愿”地把一个个包装得十分精致的红包以十分体面的方式送到了自己孩子的老师手中……这已经并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北京、上海、广州，还有甘肃、西安、湖南等等富城市与穷省份，我都从学生家长与某些认为”分配不平”的老师口中知道了上面的这类“交易”。这还不算什么，有些家长为了让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一些“偏食”，便不惜塞起“红包”来，数字嘛当然有多有少，一二百是拿不出手的，千儿八百也不算多。家长说了，现在在任课的老师那儿花掉一两干元，总比以后因为找个重点中学每差一分要交一万元省许多吧！因为如果参加高考少了几分，那就是害了孩子一辈子的大事，那时可就不是几万元十几万元的事了！家长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老师们后来也知道了家长们的心态，于是自己收上一两千元也觉得心里找到了平衡，不再感到有失体面。再说体面值几个钱？全社会都进入市场经济了，我们当老师的出卖自己的时间和劳动，也应当有回报嘛！一切都似乎显得合情合理，惟有中国传统的师生情与神圣的教育性质与内涵在发生巨变，开始出现臭铜味……
一位老师说：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既然是合理的存在，我们通过劳动得到那部分收入自然就是合理的了，如果硬要说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充其量也只是没有交税而已。
说对了，尊敬的老师先生。作为一个公民，我想说的不仅仅是交不交税的问题（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作家写稿，出版社已经无需商量就把该纳税的那部分扣掉了；小商小贩不交税就会每天都要像过街老鼠那样被工商和警察追来赶去；公务员的每一块辛苦得来或加班加点得来的奖金的税，也毫不含糊地早被会计在工资单上扣走了，难道只有老师这样的“劳动”可以不扣税吗？据测算，仅北京市全年老师的灰色收入这一块，国家至少少收税收千万元以上！）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全国性的办教学辅导班之风如今愈演愈烈，成了中国实行五天工作制后的大量时间里最为激烈、最为严重的内战。看一看北京的那些学校大门口壮观的自行车队伍，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办班大战已经早已到了白热化状态。而在这全国性的办班大战中，名城名校周围是最严重的“战争策源地”。我的家紧挨着北京著名中学四中，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每天的晚上，你有空去那儿看一看，你一定会惊叹：简直太火爆！太那个了！
四中素有“全国第一中学”之称，据说能进这个中学就等于是提前进了北大、清华，在北京市民心目中四中的教学质量的含金量之高由此可见。四中在1999年的招生中，对外称是600分，其实录取时高达609分以上。现在的百姓都很精明也很讲究实际，你四中好就好在教学质量不是？教学好不好具体还不是指的教师嘛。那好，我孩子上不了你四中，我还不可以请你四中的老师？四中是所名牌中学，学校没有初中，只有高中。学校对社会上那么多家长和学生期望请他们的老师当家教，一是喜二是忧，喜当然是为名校效应，忧便是不能分散老师的精力呀！想来想去，还是最好让老师集中时间、集中场所进行些课外的教学。再说那样学校也可以为大家谋些“三产福利”。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