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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外戚、阉宦不得干政，这是一项古老的政治法则，历朝历代都尊奉为金科玉律。拓跋氏为了保证王朝的传承，甚至制定了一条严酷的律法，凡继承皇统者，必杀其生母。这条严酷律法在宣武皇帝元恪时代废止了，因为他深爱自己的皇后胡充华，而正是因为这一律法的废止，直接摧毁了拓跋氏王朝，摧毁者，正是胡充华。胡太后垂帘听政，不但摧毁了拓跋氏王朝，更延误了中土统一的时间，让中土无数生灵惨遭涂炭。
先帝建国，得到了关陇贵族集团独孤氏一系的绝对支持，而以独孤氏为首的代北武川系迅速主导了帝国政治格局的建设，由此导致帝国的政局重蹈宇文氏北周之覆辙。
宇文泰和独孤信的残酷斗争、宇文护逼杀独孤信、宇文邕和杨坚的明争暗斗，表面上看都是争夺国政的主宰权，但从宇文氏重用关陇本土汉姓贵族，却又与独孤氏、杨氏联姻来看，宇文氏为了牢牢掌控关陇又不得不向独孤氏一系做出妥协。宇文氏一面以联姻来承认独孤氏一系的庞大权势，一面又以后宫和外戚不得干政为借口，把独孤氏一系赶离中枢核心。
然而，宇文邕一死，前功尽弃，江山转眼易主。先帝如何夺得的江山，他最清楚，他当然要设法避免重蹈覆辙，但面对庞大的以独孤氏为首的代北武川系，他吸取了宇文邕失败的教训，转而以妥协来代替斗争，说白了就是共享权力，杨氏和独孤氏共享权力，杨氏和代北武川系贵族集团共享帝国的权力和财富。
先帝有超群的政治智慧，文献皇后也要为孙后代考虑，在代北武川系已经掌控整个朝堂，已经主宰帝国国策，已经威胁到杨氏国祚的情况下，遏制和削弱以代北武川系为主体的整个关陇贵族集团的权势，也就成了迫在眉睫之举。
外戚不得干政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独孤氏完全退到“幕后”。独孤氏退出权力核心，成为先帝和文献皇后联手推行“以高度中央集权”为主旨的政治改革的标志性举措。接下来，以先帝为首的部分锐意改革的关陇汉姓本土贵族和以文献皇后为首的部分结盟在独孤氏周围的代北武川系虏姓贵族，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小心翼翼而又坚决果断地遏制和削弱整个贵族集团的权势，不遗余力地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外戚不得干政导致了一个“恶果”，凡忠诚于独孤氏，或者与独孤氏有着直接联姻关系的，无论汉虏望族，都归属于外戚一系，整体遭到了严重遏制，在权力的分配中大受其害，由此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对财富的占有，比如汉姓陇西李氏，比如虏姓贺拔氏，日渐衰落，日薄西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这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代北武川系再一次分裂，以杨素为首的、当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与武川系并不密切的部分关陇望族，与以独孤氏为首的、完完全全的代北武川系，在“改革”这个大前提下，彻底走向了分裂。中枢核心里，表现为高颎和杨素的激烈对立。
今上继位后，无论是高颎还是杨素，先帝时期的改革派，突然都变成了保守派，整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变成了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最大力量。激烈权争中，先前一直受到压制的以独孤氏为首的代北武川系，突然变成了新改革派和新保守派极力拉拢的对象。
独孤氏选择了“中立”，理由冠冕堂皇，外戚不得干政。家事我可以过问，国事我绝不参与。这一立场赢得了皇帝的赞许。皇帝既担心外戚势力乘机崛起，又担心外戚势力倒向了保守派，患得患失之际，独孤氏的这一表态正和合心意。于是皇帝有选择性地提拔了一批外戚系大臣，一方面继续坚持把外戚势力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一方面又拉拢了外戚势力，以阻止他们反对改革。
这一举措或许是独孤氏世代相传的生存法则，但不符合代北武川系的整体利益。你独孤氏不去干政，那是你的事，但不能因为你独孤氏一族的利益而连累了整个武川人，让整个武川系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失去优势地位。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帮助皇帝打击保守派，但打击之后，我们必须替代保守派，无论是权力还是财富，我们都必须大量占有。
若要实现这一目标显然很困难，因为改革的主旨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皇帝和中央高度集权了，军权、行政权和财权都集中了，那么世家权贵尤其是占据地方利益的地方贵族的权力就小了，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传承了，那必然就是生死大战。
中土四百余年的分裂历史造就了“门阀士族”政治，皇帝和门阀、中央和地方共治，已经成为中土分裂时期大小王国的主要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就像一件华丽的外衣，谁都不会也不能脱下来，都得整整齐齐地穿着，以维护彼此的脸面，维护正统传承、历史进步和礼法道义这些自欺欺人的金灿灿的“谎言”。
改革的阻力非常大，无论先帝和文献皇后，还是今上和裴世矩、虞世基、裴蕴这些改革派大臣，都是步履维艰，每时每刻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无一例外，在推进改革的策略上，都选择了以政治斗争为工具。
政治斗争需要政治对手，而政治对手就如同一只只虎视眈眈的恶狼，改革策略则是被牧羊人扔进狼群的羊。为了争夺有限的猎物，恶狼们誓必自相残杀，大打出手。等到恶狼们两败俱伤，奄奄一息了，牧羊人再出来收拾残局，一扫而定。
道理大家都懂，两桃杀三士，借刀杀人，白痴都知道，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因为权力和财富蒙蔽了双眼，因为无法遏制的贪婪，大家蜂拥而上，都想做最后的胜利者，都想吃了猎物，再吃了牧羊人，独霸这一大片丰茂的牧场。
所以杨玄感要替换皇统，独霸牧场，而独孤震必须兼顾皇帝、皇族、外戚和帝国的利益，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阻止皇帝继续向狼群里扔猎物，继而维持牧羊人、狼群共享牧场各取其利的局面。
改革是必要的，牧羊人和狼群的共存也是必要的，帝国持续发展的问题必须解决，但皇帝过于激进，杨玄感又过于暴力，激进和暴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所以必须尽快铲除激进和暴力，平息风暴，稳定帝国，把这场冲突的损失降到最低。
独孤震苦思冥想，夜不能寐，以致神情憔悴，脸色苍白，即便饥肠辘辘，也是食欲全无，食不知味。
撕下一片笼饼塞进嘴里，慢慢咀嚼着，尚未品尝到味道，就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从堂外走廊上匆匆传来，跟着柴绍和魏征就出现在独孤震的眼前。看到两人狼狈不堪的样，尤其魏征的青袍上还沾满了血迹，独孤震的心骤然拎了起来。
艰难地吞下那片笼饼，然后耳畔便传来令他愤怒、沮丧和心悸的述说。
“王仲伯是死是活？”独孤震突然问道。
“听说，他逃走了。”柴绍低着头，羞愧说道。
“听说？”独孤震举手轻摇，“把伽蓝将军请来。”
柴绍和魏征互相看看，眼里不约而同地掠过一丝愤恨。
“龙卫统正在向汤阴急速挺进。”言下之意，伽蓝不来，拒绝前来。来了要挨骂，当然不来了。
独孤震的脸色愈发难看。
魏征犹豫了片刻，低声说道，“不若……断粮……”
断了饥民的口粮，就等于卡住了伽蓝的咽喉，这是一招毙命之策。
独孤震轻蔑地看了魏征一眼，微微摇头，“备车。”
柴绍和魏征暗自吃惊，刚想劝谏，独孤震又补了一句，“某到河北时日不短了，却未有机会拜会刘老先生。今日正好有暇，便去走一趟。”
第一百六十二章纡尊降贵
独孤震纡尊降贵拜会刘炫当然是“虚情假意”，其目标还是伽蓝。
伽蓝是刘炫的弟，是在平原郡首府安德城外拜师的，在某些有心人竭尽全力的宣传下，此事已在山东儒生中传开，达官显贵自是有所耳闻。大凡听闻者都能察觉到其背后所隐藏的非同寻常的深意。
刘炫接受伽蓝为弟，并不代表这位文翰大儒向强权“低头”了，而是河北人的权宜之策，是为了拯救几十万河北饥民和身处困境的河北义军，这是一种妥协的生存策略。
事实证明刘炫的妥协之策成功了，到目前为止，河北饥民还没有陷入饿殍遍野的绝境，河北义军也保存了自身的实力。不要小看这几十万饥民，他们维持生存的口粮对义军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一旦卸下了这个负担，豆岗和高鸡泊义军立即便赢得了喘息时间和发展机遇。而河北义军的首领们更是庆幸，正是因为西北人的出现和在刘炫的帮助下双方所建立的“默契”，他们ォ早早摆脱了山东大世家和关陇大权贵们的“前后夹击”，在山东大局势的发展中“抢”到了一定的主动权。
随着笼罩在山东大地上的“迷雾”渐渐消散，形势逐渐明朗化，像独孤震这等级别的大权贵已经准确把握到了局势发展的“脉络”，而他当然不会认为这个“脉络”这个“走势”是西北人和河北义军联手操控的结果，他认为西北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武力完成了皇帝和裴世矩所托付的使命，而这一使命与他的利益诉求有着直接矛盾，必然要发生类似今日这种“剑拔弩张”般的碰撞。
独孤震不喜欢暴力，不喜欢血淋淋的杀戮，他像自己的父亲独孤信和姐姐文献皇后一样，喜欢权谋之术，崇尚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从独孤氏的最大利益来说，当然要维持甚至扩大目前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因此他的政治观点在先帝时代是激进的，他要利用“改革”这杆大棋把帝国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到关陇贵族集团手中，以便最大程度地遏制和打击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等到今上继位进一步深化改革，要高度集权中央，遏制和打击的对象延伸到关陇贵族集团之后，他的政治立场便即刻转向了保守。
古语曰：君要顾其本。过去为了“顾本”，关陇贵族抱成一团，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对手。现在主要矛盾变为皇帝和关陇贵族集团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对手易主了，关陇贵族集团随即也就分裂了。分裂是必然，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近百年里，一个小小的关陇地区的贵族势力就一次次分裂，更不要说整个中土了，而伴随着掌控王朝权力和财富的贵族集团的一次次分裂，王朝也在一次次更替。皇帝和关陇贵族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因为担心天翻地覆，付出惨重甚至灭亡的代价，所以大家都很小心。
独孤震正是因为担心这场风暴可能导致国祚败亡、帝国崩溃，因此必须出手力挽狂澜，但事实很残酷，一旦他力挽狂澜成功了，外戚势力强大了，必然会成为皇帝和改革派势力的首要打击对象，所以他必须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拿出一个完全之策，既能力挽狂澜，力保国祚，又能把外戚势力控制在让皇帝和改革派势力足以容忍的地步，并且还能与皇帝和改革派势力进行一番有价值的讨价还价，从而想方设法推动帝国皇统的确立。
无疑，此刻选择消极防御是最佳策略，消极防御即可以加速局势的恶化，又能把恶化的局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能拖延时间等待援兵。
独孤震在慈恩寺见到刘炫后，不再矜持和傲慢，含蓄而隐晦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立场，以及这一立场将给局势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这一立场会直接左右到局势的发展，让独孤震重新掌控到主动权。
独孤震与刘炫早在开皇年代就相识了。刘炫是当世通儒，早年在长安就自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究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一句话，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刘炫在开皇年间参与了修国史，修天文律历，在大业年间参与了《大业律》的修订，一度为太学博士。刘炫性格孤傲而刚直，恃ォ傲物，天下英豪尽不入其法眼，因此得罪了众多世家权贵，包括一些南北大儒。他尤其管不住自己的嘴，喜欢针砭时弊，抨击时政，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些政策驳斥得一无是处，把一些府署和权贵们骂得狗血淋头，至于西北儒士，因为在经学上距离南北大儒都有相当差距，更是被他骂得体无完肤。结果可�